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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内迁人士修志活动略论
何俊壕 毛丽娟
摘 要：抗战时期北方及沿海等地区的各机构及学术团体因战乱避祸而内迁西部腹地，形成时局下的迁徙大势。以文化名流阶层为代表的内迁者除供职于临时机构外，也以其博学多识涉猎于本地文化事业，在大后方形成内迁者与本地人士的特殊文化圈。着力修志是该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其范围涵盖四川、贵州、云南、陕西、西康等省份，所纂志书形式多样，多有临时编纂、文化赓续、服务抗战、颠覆传统等特点，对探讨全面抗战爆发后内迁至中西部等后方地区人士的修志活动、内迁者与本地人士的文化互动，以及志书由“旧”向“新”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 内迁地区 内迁人士 修志活动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北方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各学术团体、部门机构以及高校等开始布局内迁事宜。部分内迁人士在颠沛流离中积极参与当地文化建设，在大后方以笔为戈，展现学人的时局态度。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于民国18年（1929）首次颁布修志条例，沿袭前代的修志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性修志活动遭受冲击，但战前的修志文化仍在赓续。“这一时期纂修及刊印的方志有219种，约占民国方志总数的14%。”作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的方志，其通常由本地士人、流寓学人或时任官员组织纂修。以学者为代表的内迁人士，踊跃列名于地方志的纂修名录，在时局维艰的背景下，凭专业所长分工编写。在文化抗战、地方振兴的感召下肩负时代使命，他们承接明清修志余绪，突破传统志书的体例，推进方志转型与发展，是方志发展史至关重要的篇章。目前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内迁人士修志活动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纂修始末、志书体例、志书理念3个方面。研究目标较为集中，且仅限于单部志书的论述，而该时期的纂修群体、志书数量、志书特征等还有一定探讨空间。笔者以全面抗战时期的川、黔、滇、陕、康等省份为范围，以内迁者及各机构参与该地区志书纂修的轨迹为线索，梳理该时期的修志概况、志书特点、编撰群体等，考察在特定时局下内迁者临时修志的积极意义。
修志缘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的修志活动不绝如缕。如刘文炳因山西沦陷携志稿内迁甘肃天水，完成《徐沟县志》的纂修工作。国民党将领林岳玉在国民政府势力进入新疆期间，任职镇西县并主持编纂《镇西县志》。在沦陷区，如夏仁虎、瞿宣颖等参与的《北京市志》，傅增湘、谢国桢等人完成的《绥远通志》等，皆为战前修志活动的赓续。而内迁修志，由当地人士邀请协助或内迁者自发纂修，参纂者以内迁高校、政府机构及流寓人士为主，“各就专攻之业，分门担任，以促其成”。其修志缘由，各有差异。
一为上级修志的命令。云南省于民国21年（1932）、民国27年两次组建通志馆，“各县区能就所得材料，再扩而充之，即为各县区之志书”，向各州县征集材料以备修志，以实现省志与县志的同步纂修，其间云南省省长龙云多次发布修志训令，如催促易门县设局纂修，呈交志稿“勿再延宕致干责究，仰即遵照！切切”！令呈贡县“早日刊印成书，侯呈汇办。仰即遵照”！恰逢联大迁至昆明，即邀请教授学者参与修志。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内迁四川后，民国29年倡议为其故乡广汉重修县志，遂邀请迁驻重庆白沙的国立编译馆主持纂修。
二为地方官绅的重视。民国31年（1942）陕西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余正东，聘请黎锦熙主编纂修本区各县县志，“盖无日不以此五县一局之新修方志为念，且督僚属于公余自为之”。可见其热衷修志之情。大理邑人阎丹夫、马晋三赴昆明“宴联大各教授，谈大理修志采访诸事”，托请罗常培主持修志事宜，组建调查组赴大理考察。保山县长孟立人邀请教授学者赴保山讲学，“约联大云大一部分同人前去帮忙”指导县志编纂，潘光旦、冯友兰等人参与，每人负责1个章节。
三为内迁者回馈驻地。呈贡县县长李悦立好与专家谈论学术，“他常在县长室约集教授们聚会”，《呈贡新志》便是聚会中倡议而成。民国29年（1940）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湄潭，校长竺可桢提出：“余希望史地研究室能为遵义、湄潭作一地方志。”以张其昀任主编，浙大师生参与的《遵义新志》编纂工作启动。民国31年北碚管理局成立，北碚正式升为一等县，时北碚云集大量文化事业机关及学界名流，“乡耆寓贤，因有创修邑志之议”。地方当局便着即筹备修志馆。
四为内迁者经济困境。在战时经济模式下，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服务于抗战所需。如西北联大教师薪资按“奉薪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生活极其艰辛”。参与志书纂修，则“调查及编纂专员驻会者亦略给酬”。身处陪都的傅振伦曾回忆，“顾颉刚邀我同纂《北碚志》，以实物代工资，月给上等白面两袋，供宿舍，我三口之家生活才安定下来”。增添收入非参与者的首要目的，但缘于生活窘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驱动因素。
五为文化抗战之必要。民国27年（1938）迁至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肩负文化使命，“打算在这‘抗战建国’期间，成此崭新的一大贡献”。黎锦熙任总纂，成立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纂修《城固县志》。西南边地长期为英人所觊觎，民国28年西康建省后，立即在雅安筹备成立通志馆，先后制定《西康通志征集志材办法》《西康省通志馆组织规程草案》等文件。“彼英人坚忍耐劳、冒险旅行西康之精神，殊令人愧服，黄帝子孙，不疾起直追，更待何时！”《西康通志》编纂工作的开启，既是巩固后方配合长期抗战的需要，更是“在于开发西康的矿产和自然富源”，通过志书纂修以助推边地开发。
由此可见，除上级饬令修志外，地方官绅意愿、内迁者回馈当地、文化抗战等，亦是促成上下修志联动的因素。
内迁人士修志概况
内迁者以中西部地区及沿海腹地为迁驻地，以迁徙路线为契机，在抗战后方构筑出临时修志网络。如遵义为浙江大学内迁驻地之一，黎锦熙所纂《城固县志》为西北联合大学迁驻陕南城固时发起，《西康通志》参与者不乏因战事旅居或任职华西坝各校的学者，北碚则为陪都迁建区，所谓“三千名流，汇聚于碚”。
缘于时局动荡、稿件遗失、未及刊行等因素，现今出版流播的志书并不能确切展现当时的修志概况。笔者在参考《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目录书的基础上，以时人学者来往信件、日记、回忆录等文献为史料线索，结合今人相关研究成果，考订内迁学人参纂名录，确立纂刊时间，考察志书数量。此外，该时期部分内迁学人响应国民政府教育部“有编辑各地乡土教材的提议”，参与了乡土教材的编写。作为方志的特殊形态，故一并纳入统计。但因文献缺失，修志概况梳理难免不全，笔者粗略统计，详见表1。
表1 内迁人士修志信息表
由表1可知，内迁人士至少参与了43部志书的纂修，其志书编纂承袭近代以来在修志理念、体例、文本、技术等方面的变革，以及专家修志、大学修志、创办方志期刊等修志模式的时代趋势。其因事业未竟而未及刊行者22部，可见特殊时期修志工作的繁重与仓促。除志书外，另有一系列内迁者对迁驻地经济、地质、植物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诞生。如中山大学在暂驻云南澄江、粤北期间，利用滇、粤地情“因地制宜进行教学，开展科学研究”。诸如谢坤、黎旭祥等所作《云南澄江土壤的调查》，李日华、温杰史《个旧锡矿调查报告》，陈焕镛《澄江植物志》，吴尚时《乐昌盆地地理纲要》，杨成志《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等，虽未有研究方志学之意愿，“其中尤以人口、物产、农工、商业、文化礼俗诸项，均为县志必要材料”，呈现出该时期以研究成果纳入修志材料的学科化趋势。
体例与类目的革新
方志“科学化”编纂的路径探索，体例的革新当为其先。民国18年（1929）蒋梦麟《续修浙江省志提案》提出，解散旧志体例，按“年鉴、专门调查、省史”三类，以现代实用为标准设置新体。西方学科体系的传入与时人对方志的讨论，推动方志“其重心亦由重视‘编纂之学’向以‘科学’为旨归转变”。抗战时期志书纂修“实后方之重要勤务，如抗战时期之民众组训、征发以及须明了当地情形之种种工作，均与县志有密切关系”，承袭民国改元以来的方志转型路径，并融汇时代所需而拓展精进。
在志书体例的设置上，以类统目的模式趋于成熟。在分科治学、新兴事物的催动下，“全面采用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门类”。任乃强认为传统志书多平列门类，内容杂乱，阅读者难以理其脉络要领，“兹撰通志，当以使人易于明悉本省一切实况为主”。方志首在政务，以“地理、史事、人民、产业、政务、类纂”6类统目，以“详其因革，阐其旨趣，则是政也”。因类阐述一域，体现“地、人、政”之理念。民国28年（1939）黎锦熙在章学诚“三书体”的理念上，提出旧志按文本体裁分类的理念已不合时宜，应革除其体例冗杂之弊。基于此理念，黎氏按文之类别，“类相近者，聚为部门，不以标题，但掇纲领”，将志书体例归纳为“总纲、自然、经济、政治、文化”5编，以史地兼有的方志性质为准则，“惟是兼而未合，混而未融”。他提出，一以宏观叙地方自然、人文、历史等，即“地志之历史化”；二以微观叙地方民俗、生活、施政等，即“历史之地志化”。同年孙福熙主持《呈贡新志》时，拟县志篇目为“历史、地理、交通、人口、物产、农业、工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礼俗”，共12章。该志虽未成，但已显见“史地兼存”之特征，此外“县志各章节中多附统计表格，为适合学名与表格起见，文字排列用从左至右横行，加新式标点”，与黎锦熙“文不拘体”之理念相合。民国31年《北碚志》筹备过程中，傅振伦遵循北平志例目，按“谱、考、略、传”等体例拟定“卷首、正编、别录”三类，而北碚原为西南一隅，史料甚少，文献难征，《北碚志》为初创之作，“以此全志皆可照科学方法编辑，不受他邑旧志体裁之牵制”。该志作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的文化成果，修志发起者之一的卢作孚曾提出：“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因此在编纂之初就侧重于志书实用性的书写。而由杨家骆所拟，按类系编“首编、地理编、政治编、经济编、文化编、社会编、附编”的体例方案则迎合了此时期北碚的规划愿景，故成为最终采纳方案，且该体例也与《方志今议》“类不关文”的理念契合，呈现志书体例创新与实用的统一。总的来说，基于服务抗战与地方发展，该时期阐述“把‘存史’和致用化为一体”，当以黎锦熙所撰《方志今议》即《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最具体系，《北碚志拟目》则在体例上更为贴近当代志书。以类统目，以类系事，“盖于分类之中，实寓连系之意”的编纂理念趋于成熟，后世志书也多因袭于此。
在方志类目设置上，民国时期方志“在门类上或改旧称，或有新创”。张其昀认为新方志应具有突破一郡一县界限之世界眼光，其所谓“世界一体之观念，为地理学之主要方法”，如各部门机构、学术团体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之成果，“自当为研究方志学者所注意”。以“分类地理”为经，“分区地理”为纬，实现“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改造传统方志的内容”。黎锦熙也主张对一地的自然、人文作详尽之调查，“今修方志，此为首务”。以兴科技，以振工业，以助抗战，是为方志“科学资源”价值。具体类目上，其认为修志首务在于编纂方法上的“续”旧志叙事之连贯，“补”旧志文类之缺失、讹误，而“续与补之外更宜有所‘创’”，“创”旧志未有之门类。依据现代学科理论创立新兴类目，此非该时期首创，但为渐趋成熟阶段。
首先，自然地理学在方志编纂中的呈现。张其昀鉴于《续修遵义府志》于民国25年（1936）成书未久，且其重在桑梓文献的保存，编修《遵义新志》则重在以现代新地理学之叙述，补旧志中地学著述的缺失。以章节为体，在遵循《修志事例》基础上创设“地质、气候、地形、土壤”等章节，其中陈述彭所撰“相对地势”1章为志书首创。该志附浙江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有关遵义史地研究文献目录30余篇，“是一部典型的区域地理学著作”。同理，缘于旧志重于地方文献的征集，黎锦熙也提出今新修方志意在创修一部地理志。《城固县志》依据地质、地貌、气象、水文等地理学科理论创设“地质志”“气候志”“地形志”“水文志”“土壤志”“生物志”。另3区4县志书皆遵循《方志今议》拟目创立相应篇目，“记载详尽，前志所无”。但因时局所限，访查未周，如《黄陵县志》并地形、水文为“山水志”，《洛川县志》沿袭前志“物产”等情形，为基于地方实况的调整。《北碚志》拟定篇目则应有受《方志今议》的影响，“地理编”下设“地质矿物志、地形志、水文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等章节，以陈宗器、吴乾章等所撰“地磁志”为志书首创，“在地球上无论何处必各取一定之方位，此即表示有磁力之存在”。
其次，基于农业立国的背景，民生利弊尤为社会关怀，亦为方志所重。衍生于南高史地学派“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史料搜考与‘观其会通’的统一”之功用理念，《遵义新志》“产业与资源”“土地利用”等章节，根据“农氏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实况，以土地的合理利用、农业的改进以及产业的建设作为经济布局与建国工作之要旨。黎锦熙则认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方志编纂可并存不悖，“此重在学术之调查与研究，彼重在事业之进展与设施也”。志书中地质之矿物、水文之航运、土壤之农业、生物之渔牧等，皆另志于经济编。如《城固县志》创“农矿志”纳入农业、畜产、蚕桑蜂蜜、渔业等农牧经济，商业、经济市场等商贸活动归于创设之“工商志”，将航运、交通工具等物流诸事附设于“交通志”。依此范例，《同官县志》进一步增设“农业志”“矿业志”，皆欲在国难时期探寻“农村之组织、农民之生活、土壤之培进、籽种之改良”。《洛川县志》则以“地政新猷，建国之本”的理念，并基于土地利用、分配为农业之本，畜牧、蚕、蜂为农副业，特设历代土地整理、土地利用、土地分配、畜牧、蚕蜂专篇，并入“地政农业志”。《北碚志》则将“农矿志”“畜牧志”“地政志”等编入经济部分，“欲求国家经济之改善，国民生活水准之提高”。另有中国地理研究所、陈述彭分别所创“聚落志”，“聚落者集合而定居之处也”，以探究城镇演化的运行逻辑，此为经济地理学在方志编纂中的呈现。
最后，在人口、文化、行政等社会事业领域，也可见方志门类变革与创新的践行。如《北碚志》首创“民富志”，《洛川县志》摘旧志“田赋”之户口单列“人口志”，“纯从经济的立场，作统计的记述”。而旧志田赋则与贡赋、食货新设“财政志”，下设财政行政、赋税征收、地方收支等展现地方财政体系。《呈贡新志》“人口志”则意在“于相当时期，有所贡献”。《宜川县志》“方言谣谚志”拟定方音谱、方言分类词汇、俗谚类征、歌谣小集的叙事体系。《宜川县志》“卫生志”以卫生行政、疾病与体格、饮食及环境卫生、禁烟等革新社会习气。《黄陵县志》则以旧志对于黄帝生平与陵庙记载言之不详，“兹勒为专篇，似可弥其缺憾”，补以图像、正史以及碑刻等图文资料。另如民国33年（1944），杨家骆认为陈习删所纂《大足县志》“金石”载录略有失实，且“盖以并世中外人士之言中国石刻史者，皆未及之”，其与马衡、顾颉刚、傅振伦等14人组成考察团奔赴大足探访石刻实况，调查专文以“图”“文”两类汇编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目录”，附载于“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首”，“以慰世之欲知大足石刻者”，纠旧志之谬，补旧志之缺。
总体而言，抗战建国的需求与新兴门类的增入相呼应，实现志书体例的颠覆性变革，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在具体理念上，如黎锦熙所负责志书与《北碚志》将“人口志”分别置于“经济编”“地理编”的差异情况，可见“新名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当时整体知识的水平和状态”，继而窥见方志“科学化”的运行轨迹。
新兴成果所见技术精进
晚清以来修志，志书文体呈现现代化演进趋势。如民国22年（1933）发起的《河北通志》以及民国25年刊行的《川沙县志》已增添地质、气候、户口、交通、教育等新兴门类。但若论“科学化”，仅可视作科学术语在部分篇目的应用。“但其体例与方法，实有应改良之处。”而学术研究与修志活动的联动，其理念、技术、资料等环节的突破，新技术之应用，及对国家社会之助益，抗战时期日渐彰显，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助推农功民事的气象观测。风向、雨量、温度等数据，《河北通志》依据竺可桢、涂长望等人之《中国气候要素》《中国之雨量》相关研究成果已先行应用，唯体例、内容尚显欠缺。《洛川县志》《宜川县志》“气候志”对照阴历、阳历之二十四节气月份日期，以表列出，彰显“民事农功，备参检焉”的民生理念。但因内迁者参与程度以及专业人才的稀缺，其调查资料浅尝辄止，如物候一节仍沿袭旧志内容，“尤难言‘科学化’，惟体制力求整饬”。论测量精密者，当以《遵义新志》为先。以经纬与行星风系确定地理方位，以地势海拔与季风阐述地理环境。借用调和分析法（Harmonic analysis）以公厘为单位，叙述日、月、年气压的高低变化，总结计算方程式，以表呈现“各月最多风向”“各月平均风力”等测量数据。《北碚志》则以700公厘为单位计算月、年平均气压，基于地形对气流运行的影响以及气压月浮动规律的因素，按蒲氏风力表计算“北碚各月平均风力”。雨量方面，《北碚志》因地制宜增添雷雨数的测量；《遵义新志》则通过温度与湿度对降雨或然率的影响，论述雨量季节分布、雨日频率，并结合锋面运动、地形雨、对流雨等气象构造活动叙述雨量变化，呈现一域之湿度、云雾、日照数，“于人身之健康，农事之推进均有关系”，均为他志未有涉及之领域，一扫旧志“星野”“祥异”之天人观念，填补他志“科学化”不足之缺憾。
其二，抗战资源导向的地质勘探。地层序列、地质运动之数据如《广东通志》之“广东省地质概要”以及张其昀所编《夏河县志》已有相关叙述。在农业、工业、学科发展以及抗战资源需求的背景下，该时期对地情资源的勘探尤为侧重。张其昀主张：“溯源易象，特重图学，尤能直指最新史书体例之要素。”《遵义新志》在文字论述基础上，“特重地图之表现”。“相对地势”以方格法、密度法计算面积单位，标注断崖记号以计算高度较差，进而进行高度分级，最后采用区域划分原则制作地势图。“土壤”分析土壤类型、性态，生成原因，并以图文形式呈现分布情况。“地质”在通行的文字叙述外，利用水平等高线绘制平面“遵义地质图”，以柱状图绘制“遵义附近地质柱状图”，以剖面线绘制“遵义县地质剖面图”，图文并茂展现地质年代与岩层排列概况。此外，不同于他志矿产仅附于地层序列的叙述，该志将矿产资源“制成地质详图，估计储量，分析矿样。”“团溪锰矿概要”述探测锰矿之区位、类型、成因、矿业发展等详情，指出“就目前我国所需锰砂而言，足敷百年之用也”。而刘之远勘探团溪锰矿，经开采转运陪都，直至“三十四年秋，亦随抗战而奉令结束矣”，为开发抗战资源做出贡献。另如《同官县志》所附“石炭二叠纪煤系剖面图”，虽精密度未及前者，由此也可窥见在抗战资源开发理念下，方志编纂凸显矿产资源之战略意义。此外，《北碚志》“地磁志”利用斯密氏轻便地磁仪、袖珍式经纬地磁仪与小型测倾仪进行水强度（H）、偏角（D）、倾角（I）以及偏转角的测量，以地磁图等结果的参证，“因而推断地磁异常可能之原因，此即所谓磁力探矿（Magnetic Prospecting）也”。
其三，基于国情参考的人口调查。现代化国家建设，以国情认识为前提，“国情的基本的材料，首推人口”。不同于旧志基于赋役的编户齐民，在抗战建国之特殊时期“一切政务，均得有所依据矣”。黎锦熙主持的志书中，“人口志”以普查法、附查法并轨，进行“挨户调查”或“抽查”。如《宜川县志》在前志基础上，以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列举历年户口消长情况，再由住户与特户数量，列举人口迁入、迁出情况，实现人口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志书统计全县住户人口、性别比例、各年龄段之性别数、婚姻情况等，实现人口静态分析。此外，由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戴世光、陈达、李景汉在滇池环湖4县1市主持的人口普查实验，其理论、方法极具前瞻性。民国32年（1943）云南省政府官员要求国情普查研究所“以所搜集资料为根据，从事编纂新式的《呈贡县志》”。作为李景汉全体调查法、选样调查法、个案调查法等社会学理念的践行，该志“盖系一本极端便用的社会调查简册”。从已先行发表的《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初步报告》可窥见《呈贡新志》在纂修路径上的突破。一是人口调查内容分为人口普查与人事登记，基于人口流动周期规律、气候因素选定普查日，以“住所人口”为调查标准。二是因民众对服役、征兵的顾虑，任命较有威望的小学教员为调查员，进行人事登记训练，并制定调查表格，通过口头问答与符码记录方式挨户登记，并建立复核机制确保数据精准性。三是数据统计则以纸条法替代常规的划记法，确保工作质量与效率。四是以表、柱状图、饼状图的统计方法呈现人口数量、性别、年龄、教育、职业、伤残等信息，其缜密程度，颠覆传统里甲思维。该志可谓社会学流派“注重实地研究者”之成果，更是“裨益建国，良非浅鲜”。
其四，战时经济运行的模式探索。在地质勘探、人口调查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开发为兴国要务。“土地诚为国本之所系”，经济地理之核心在于土地。《宜川县志》“地政农业志”记述地价，以平均产量评估土地生产力，调查城乡土地利用信息，再以农户耕种身份进行地权调查。另在畜牧业方面也有一定内容的叙述，作为农业的补充。“将举耕地、市地、林地、牧地而一切利用之，以裨民生而增国力。”《北碚志》“土地利用志”首次应用三角测量法，测量土地经纬，按兰孛氏统一投影法推算纵横线，实现图根测量与户地测量。通过自然因子、人文因子分析土地利用影响因素，进而阐述各类土地形成状况，意在实现“不外力求农业技术之改良，并开垦可耕荒地，以增加产量及面积”。其总结农业生产土地利用之局限，在灌溉、肥料、冬水田面积、耕地与作物、林木方面提出改良方案，极具现实价值。在财政、金融方面，该时期数据的统计口径更为细致。如《洛川县志》“财政志”除通行的各种赋税叙述外，赋税体系新增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支，依此制定预算收支，另有金融借贷专篇，以展示现代化财政的推行情况。“县政要领，端在于斯，推之一国，理无二致也。”《北碚志》“金融志”统计工业者、农业者等行业人员的贷款数据，另以汇款轨迹叙述金融动态，体现战时经济的市场波动以及政府转移支付措施。“物价志”按算术平均数计算食物、衣着、燃料等历年趸售、零售物价指数，在统计方法实现突破，指出物价持续增长，“实足以促使生产萎缩、投机猖狂，而人民生活则愈陷于困苦耳”。
在抗战艰难时期，内迁人士修志因袭“科学化”理念，利用新兴技术、学科理论进行实地勘测、数据分析等编纂方法，“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文明，逐应用‘科学’之理念”。他们以研究成果收录志书，既是避免文献讹误，实现志书文体的突破精进，也是挖掘、动员抗战资源的重要路径。
结 语
以抗战内迁为契机，内迁者在大后方开启了一轮修志热潮。内迁者以学科专长服务地方，在地方建设中展现学术活力，“或以修志躬莅其地，或受委托精研其事”。其部分内容既保存了旧志的通用体例，又在“地理”“经济”“人口”等特色内容上也体现出时代性、科学性的突破。涵盖数省的修志活动，在人事构成、修志理念、地域分布、编纂时间等方面并未尽然相同，但皆体现出“文化抗战”之决心，“服务地方”之功用，“样板范例”之先驱的理念。
《保山县志》所载滇西抗战忠烈事宜，《黄陵县志》辑录156种典籍的黄帝传说，“盖启后者必知所以承先，开来者必能有以继往”。《西康通志》“医方志”“宗教志”，以汉藏双语应用于编纂工作，“是康巴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大足县志》以造像、宗教等勘测、解读大足石刻，其成就“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对滇池环湖4县1市开展的人口、农业等社会调查，对我国社会学“在普查方法方面有极重要的贡献”。其中人口普查及统计方案，“这是一次从研究设计、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及统计方法来看都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其方法后应用于我国的人口政策制定与人口普查工作，颇具现实意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的调查活动“堪称遵义区域研究最完备之报告”。这不仅是现代新地理学在国内地情调查与方志编纂的应用尝试，“以局部之贡献，唤起国内地理学者对聚落地理之广泛兴趣”，也是之后台湾地区方志“新地学派”的萌芽。由此可见，外来“他者”与本土“我者”以志书为载体，协力构建抗战后方文化。
但因时局变动、撰者回迁等因素，多数志书事业未竟，如《广汉县志》仅完成前期调研。另有部分志书篇目以期刊先行发表，或在数十年后因地方文化开发而以志稿付梓，现今得以窥见一斑。但多数至今未及刊行，是为时代遗憾。其“‘补’所未备，‘续’所未入，依时代之演进，而‘创’所未有”的新式志书理念，体例上以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大类的划分设置，内容上以现代新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改造志书，“今后将以此种方法从事于其他志书之编辑焉”。可谓旧志之革新，新志之开拓，为当代志书“第一层可以划分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5个大类”，提供了纂修范例。
总而言之，正如《北碚志》《呈贡新志》《大理县志》《广汉县志》等皆以实地调研为修志开端，意在“由一县，一省，推行全国完成全国科学化的地理人文志”。其田野调查的学术方法，专篇论文的汇编形式，对方志理论、体例的演化，方志由“旧”至“新”的过渡具有积极意义。地质勘探、国情普查等学术工作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抗战建国的国情需求提供了详实的信息情报，既呈现地理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也欲为抗战建国的先期筹备，为现代化国家提供实验范例。对于内迁驻地，志书稿件的启封，填补了当地民国时期的文献空白，有利于地方历史的塑造。以未竟之作存世的残篇稿件，也对后世修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价值。
来源：地方志研究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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