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事，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都将之作为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的有力举措。自从唐朝于618年建立，其都城遗址是长安（今西安）。并且在唐朝的几百年间，长安一直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存在。所以，其是否安稳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形势。

玄宗即位初期，由于关中粮食生产不能充足的供应长安城内的需要，又加之长安所处地理位置所限，致使粮食等供应颇为不足，所以就采用漕运粮食到京城的做法，在当时主要是把河东和江南等地的粮食运往京城。

但是黄河、秦岭还有南边的大巴山阻碍了漕运的顺利进行，这样做十分浪费人力财力和物力。这样就给京师的稳定和中央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此问题一直是玄宗的心病，并且是此时期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开元十八年，玄宗曾向裴耀卿咨询漕运之事，并且多次向众大臣询问解决此问题的良策。足以证明此时问题的严重程度。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裴耀卿开始实施其抱负和才能。

由于开元初期裴耀卿曾经担任过长安的县令，因此早已了解到京师漕运粮食的不便和问题，借此机会向玄宗陈述关于改进漕运的建议和策略。

他首先分析了当今漕运存在问题的本质，并提出分解运输的理念。它指出，每只漕船每次只能运输有限的粮食，并且一年只能运输一次。扬州等江南地方的粮食都要运往洛阳。而且途中跋涉太远，地理形势比较复杂，过长的水路导致不同地域的水势不同。

并且南方的水手不熟悉北方的水域和地域，驾驶技术施展不开，容易翻船，损失较大，严重浪费资源。基于此，为了能够更多更有效的向京城运输粮食，他提出分别在黄河到渭河以及洛水的一代，根据隋代仓廪的遗迹来设置仓库，分段运输就近仓库中的粮食。

此法运行起来颇有成效，克服了以往因水域不同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并且增加了运输效率。这种方法刚提出的前几年似乎并未引起玄宗的足够重视，由于关中连续几年的风调雨顺，大大减小了京城的粮食压力。

但是开元二十一年的秋季，发生了涝灾。人民流离失所，逃亡人数大大增加。玄宗在此找集群臣对此事共同商讨，裴耀卿在原先的运输策略基础上又进一步改进漕运。

首先考虑关乎京城秩序平稳的问题，深入研究之后决定把先前有洛阳至三门峡一带的陆运改为水运，以期增加运输量和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其次，分段设置仓廪在沿着河增的方向，以达到不误事。

以上两种策略上的改进，不仅增加了运输量，同时也能节省运费，可谓一举两得。唐玄宗对此方案赞赏有加，而玄宗一朝，借助裴耀卿所创漕运新法，使唐朝漕运取得了明显的改观。

在如何变革前代旧有制度，以制定符合本朝的漕运新规上，裴耀卿以其大胆的革新精神，借助其丰富的经验，巧妙的回答并解决了这一问题，本着漕船不经黄河，黄河之舟不经过洛水的原则，就近把漕粮输入仓廪，分段分级运输。目标明确，手段坚决，方法有效，终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此举被后世称耀。

总之，姚崇的《十事要疏》、张说与兵制改革、宇文融的检括田户、裴耀卿的漕运整顿等均代表了玄宗时期政治、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时代风貌，体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开明的政治特点，君臣的体恤民情以及宰相群体人才济济的时代风貌。

总之，唐玄宗时期，开元年间李隆基勤于朝政，并坚守少而精、少用或者不重要功臣以及不用皇亲国戚、不用小人的原则来选拔宰相。

并且本着任用而不长用的原则，使各个宰相一直保持高度的精力治理朝政，共同商讨国家政事。玄宗的任用贤能使、合理的宰相工作制度等使得当时呈现出政治开明、宰相德才兼备的时代风貌。

玄宗朝宰相群体的兴衰与当朝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密不可分，李林甫与张九龄之间的争斗主要还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政见差异。而李林甫与玄宗朝的两位太子之间的关系也与当时政治环境和玄宗的个人意志有很大的关系。

太子瑛已经失宠于玄宗，李林甫看出了玄宗的心意提出废立是“家事何须谋及于人”，因此，这一次废立完全是玄宗的独断，太子亨并无实权所以才会在宰相的连续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玄宗时期的宦官虽然拥有比以往更大的权力，但他们仍然是皇权的附庸。

所以，我认为在开元、天宝朝局中真正的核心是玄宗的皇权，宰相、太子、掌权的宦官都是其意志的延伸，天宝时期的繁荣和朝廷政局的动荡基本都来自于玄宗和李林甫君臣的合作。

天宝年间由于玄宗的怠于政事，并且整日沉迷酒色，以至于被小人和奸佞之臣李林甫、杨国忠以及宦官等当道掌权。宰相群体之间开始分崩离析，同时也标志着唐朝盛世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