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清浅

《觉醒年代》里有一段沈尹默与高一涵的对话，沈尹默抱怨安徽人都是怎么了，从段祺瑞、吴炳湘、钱树铮到陈独秀、胡适、高一涵就不能通融一下。

当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段祺瑞、徐世昌开始使用政治手腕打压新文化，陈独秀决定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蔡元培在形势逼迫下带领北大新文化支持者奋起反抗时，新文化与旧文化进入决战时刻。

在这场新旧较量里，支持新文化的北大教授忙得焦头烂额。面对全国各地向《新青年》寄来的文章，负责选编的沈尹默忍不住向做同样工作的高一涵抱怨——

这个陈仲甫（陈独秀字）那天说得不是很明确吗，他来负责《新青年》，现在一天到晚见不着他的人影。你看这么多文章，我们两个人怎么看得完呢？

此时的沈尹默对陈独秀已经不像陈独秀初到北大时那样客气了，因观念的不同，有意疏远甚至不满对方。林纾与张长礼、黄侃等谋划罢免蔡元培、驱逐陈独秀时就曾笑话过陈、沈等新文化阵营内部的矛盾。

不过，高一涵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陈独秀，回应沈尹默说，仲甫现在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不听说《新潮》那边有人在闹事吗，他正过去解决呢。

沈尹默继续抱怨说，真想把我累死啊你们。然后疑惑说，我发现你们安徽人这都是怎么了，安福系的段祺瑞、徐树铮是安徽的，北大这边陈独秀、胡适、你高一涵是安徽的，还有那个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的。都是乡党，你们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

同一个时期，提倡新文化和压制新文化的两个阵营里都有来自安徽的领军人物，且还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确实有点巧了。

段祺瑞把张勋赶下台，三造共和后，因反复的府院之争最后是主动下野了。但只是表面上而已，实则还通过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控制朝野，新上任的徐世昌虽是总统，却还是得听段祺瑞的。而安福系的组织者是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这两人同为安徽人很好理解。

吴炳湘跟段祺瑞都是合肥老乡，且都曾是袁世凯的得力下属，段祺瑞的皖系控制北京那几年，是吴炳湘职业生涯里最辉煌的时期。当段祺瑞被直系军阀赶下来后，吴炳湘随之辞职；当段祺瑞再起东山时，吴炳湘任安徽省省长……要说他跟段祺瑞之间的关系不好谁信呢。这大概就是吴炳湘在打压新文化上那么积极的原因了。

新文化运动时，吴炳湘所任的京师警察厅总监统领两万多名警察，是当时的北京最有实权的人，比时任总理钱能训还高。也难怪钱能训组织各部门总长开会应对学生对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不满事件时，他没来，只派了下属来。而莫说钱能训，徐世昌也不一定叫得动他。

与段祺瑞、吴炳湘处于对立面的陈独秀自创办《新青年》起一直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哪怕是儿子陈延年被吴炳湘抓进牢房，还被吴炳湘警告也不惧怕。相反，把儿子从牢房里赎回来后，还高兴地拿出酒来庆贺，并表示自己以后要谈政治了。面对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镇压，陈独秀依旧本色不改，且更坚定革命的决心和信心了。

相比之下，胡适虽也曾努力地宣扬过新文化，但当新文化引起北洋政府注意时，只想搞学术不敢碰政治的胡适就开始逐渐疏远战场了。不管陈独秀、李大钊如何不顾安危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蔡元培如何奋起反击北洋政府对新文化的打压，他都保持距离。当新文化以及北大眼看就要迎来段祺瑞、徐世昌、吴炳湘等人的“屠宰”时，他执意要去上海接自己的恩师杜威，说北大可以没有他，当他的老师杜威一天没有他，在中国就没法呆。

倒是高一涵自始至终都是支持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的。当沈尹默提起汤尔和这个人时，高一涵说就这个汤尔和最近一直在挑仲甫的刺。可沈尹默却不认同，说是最近仲甫做得太过了。高一涵虽知道沈与陈不和，但沈这语气他听了觉得刺耳。便阻止对方说“尹默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从屋外进来帮忙的钱玄同也不认可，说“仲甫哪儿做得过了！”

沈尹默对陈独秀这样的态度，除了观念不同外，还因为他觉得是陈独秀害蔡元培陷入危险境地，先后被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批评，还成为安福系抹黑的对象。蔡元培的确曾一再强调要把新文化控制在学术范畴内，但随着形势转变，他意识到要宣扬新文化不可能避开政治，面对北洋政府射过来的暗箭，他决定跟陈独秀一样反抗。

或许高一涵从一开始就对形势看透了，且与陈独秀之间并不存在观念冲突，所以他始终不认为沈尹默对陈独秀的看法是正确的，还说对方立场有问题。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能不能聚在一起是跟信念与追求是否一致有关，至于是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不重要。所以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因信奉新文化而聚在了一起，后又因看法不一而有所疏远。同样安徽人陈独秀和陕西人沈尹默开始时的和气也是因为相同的信念，后却因看法不一疏散了。而同为安徽人的段祺瑞、吴炳湘、徐树铮则因各自政治利益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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