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倭寇”的泛滥，始于明廷“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的实行。贸易通道的关闭，使得“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进而引发了“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的走私狂潮，最终导致了嘉靖年间的“倭乱”大爆发。

（明）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嘉靖年间的倭寇到底有多嚣张？这些倭寇给我国沿海人民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一

实际上，明朝建国之初，亡命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残部，就与日本列岛上的部分落魄浪人、武士相互勾连，不时骚扰沿海疆境。他们抢劫财物，掠夺人口，可谓无恶不作，严重损害了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倭寇图卷》中打家劫舍的倭寇

对此，明太祖朱元璋多次遣使，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倭寇犯边。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杨载赴日，要求“日本国王”怀良亲王（后醍醐天皇之子）取缔“倭寇”，并向明朝“纳贡”。怀良亲王不仅严词拒绝了明方的要求，还拘禁了使者杨载、吴文华两位使者，“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洪武三年（1370），明朝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尽管怀良亲王遣僧祖来出使明朝，并送还了被掠夺的沿海人口。但是，温州、海盐、澉浦、福建、莱州、登州以及胶州等地，不时就遭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袭。

洪武十四年（1381），忍无可忍的明太祖朱元璋遣使日本，除了责备“日本国王怀良”外，还威胁将要出征日本。“日本国王怀良”则复书表示，倘若明朝征讨日本，自己将积极备战，这让朱元璋大为光火。

两次击败元军，使得日本人越来越膨胀

可惜的是，尽管朱元璋有远征日本之心，但“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最终将日本列入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坦诚说，最高领导人的如此“指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本统治阶层小觑明朝的心理。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得知日本使者如瑶支持胡惟庸造反，并暗藏火药、刀剑等兵器，试图刺杀自己后大为光火，立即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朝贡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渐息”。

明太祖朱元璋和日本怀良亲王

直到朱棣继位后，双方的朝贡贸易陆续得以恢复，但“倭患”再一次死灰复燃。永乐八年（1410），“倭寇盘石”；永乐十五年（1417），“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永乐十七年（1419），“倭船入王家山岛”；永乐二十年（1422），“倭寇象山”。一言概之，永乐年间“海寇犹不绝”。

到了明英宗时期，“倭患”更为猖獗。如正统四年（1439）五月，倭寇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攻陷昌国卫，“大肆杀掠”。为了大街“方便”，这些狡猾的倭寇故意在船上搭载一些“方物”，以“朝贡”之名，抢掠周边百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明军与倭寇交战的场景

但总的来说，直到嘉靖朝之前，倭寇主要集中于浙江到山东沿海一带活动，范围比较有限；再加上沿海地区卫所防御措施较为严密，倭寇很难占到便宜。一言概之，至少在嘉靖之前，倭寇并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

二

学界普遍认为，发生于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之役”，是“倭乱”祸起的开端。表面上看，这是“日本大内氏和细川氏所遣两个朝贡使团，为争夺对明贸易主导权，在宁波引发的一场殃及中国官民的大规模劫掠烧杀事件”。实际上，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

明朝实行海禁后，原则上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官方进行有时间、地点限制的“朝贡贸易”，即“勘合”贸易。在收购外国商船载贡品及“方物”后，明廷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物品。值得注意的是，贡舶必须持有明廷事先所颁“勘合”（类似于执照签证）方可进行。

明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臣

或许是出于宣扬国威的需要，日本商队在每次“勘合”贸易过程中，不仅能获得4—5倍的利润，在宁波和北京两地的花销，均能得到明朝官方的报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商队的规模越来越大，逼得明朝不得不对日本商队的规模做出硬性规定。但是，凭借着一系列的贿赂操作，日本人总能蒙混过关。

与此同时，宁波本地的民间人士，也经常在私下与日本商队进行私人交易。甚至还有人因不能定期交货，将儿子抵债给日本使团做家奴的情况，这无疑体现了吴越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压抑的现实。

一言概之，低频的“勘合”贸易，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日两国商品交流的扩大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刺激了民间走私活动，甚至成为了“倭患”加剧的导火索。

室町时代的日本遣明船

伴随着室町幕府的衰微，日本的勘合贸易团队，已经被割据一方的大名所控制。不过，明朝官方对此一无所知。

嘉靖二年（1523），日本最强的两个大名之一的大内氏，组建了第九次对明贸易团，由谦道宗设率领三船三百余人，于当年四月二十七日到宁波。另一个大名细川氏得知后，迅速由鸳冈瑞佐和宋素卿（华人）率领派一船百余人的贸易使团，于四月底抵达宁波，但稍迟于大内氏的船队。

不过，尽管谦道宗设的使团先至，但并未检验勘合；及宋素卿至，负责对日贸易的市舶司才开始一道验证。身为华人的宋素卿深知，市舶司行事徇私舞弊，便暗中行贿于太监赖恩，最终先于谦道宗设的船进港验货。

随后，市舶司在嘉宾堂宴请两个贸易团时，将“后来者”鸳冈瑞佐置于首席，谦道宗设居次席。本来就在国内互相敌对的两派，因为席位问题。在宁波爆发了武斗。

宁波成为了专门接待日本的市舶司驻地

据史书记载，在大内氏贸易团中，素以海盗为业者居多。宴会结束后后，在谦道宗设的唆使指挥下，这些人抢出了被收缴保存的武器，攻入嘉宾堂，击杀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鸳冈瑞佐等人，宋素卿侥幸逃出，在府卫军卒的保护下，避于十里外的青田湖。

杀红了眼的谦道宗设等人，不仅纵火焚毁了嘉宾堂，并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一度迫近至绍兴城下。折回宁波时，沿途烧杀抢掠，并掳走了明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到了宁波后，他们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军追赶，不幸战死，最终演变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明朝“痛定思痛”，于嘉靖八年（1529）废除了宁波市舶司大监。直到嘉靖十五年（1536年），在大内义隆的主持下，双方贸易才重启贸易。

不过，尽管官方贸易被叫停，但民间贸易却变得愈发红火起来。在宁波近海的双屿或舟山群岛等地，汇聚了大量来自吴越、福建、日本、琉球甚至马六甲的东西方商人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沿海豪族、官员、商人相互勾结，逐渐演变出了规模庞大的走私集团。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朱纨，以“佛郎机国人行劫”为由，调动军队将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这样的举措，无疑损害了沿海各阶层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最终引发了“倭乱”的大爆发。

明军突袭双屿岛基地

三

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基本结束的“嘉靖大倭乱”，对东南沿海诸地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倭寇“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守土以丧地被逮，总师以失律受诛者无数”，所过之处，“村市荡为邱墟”，庐室为之一空。

倭寇的活动范围

为了平息倭寇，明朝官方付出了惨重代价。据史料记载，仅参将以下武职战死者就多达107 人，“军民之死，军需之费，不可胜纪”，“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而“倭乱”引起了军民群体性心理恐慌，更是值得深思的。就拿深受“倭患”困扰的江浙地区举例：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股仅六七十人注组成的倭寇，纵横于杭州、淳安、徽州、嘉兴、南京以及苏州等地，历时80余日，“经行数千里，杀伤几四千人”。倭寇所到之处，“江、浙无不蹂躏”，“官军素怯，所至奔溃”。

根据明朝士人何良俊所撰《四友斋丛说》记载：“乙卯年，倭贼….至南京，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要知道，作为明朝陪都，驻军多达十二万的南京，居然“贼退尚不敢解严”，让人瞠目结舌。

躲避倭寇的明朝百姓

江南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一旦闻听倭寇入侵，根本拿不出什么靠谱的抵抗方案。他们要么“闻之惊胆”，要么是“县令奔逃”，“州县望风如毁”，让人摊手。

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一股倭寇进犯秣陵关（今江苏江宁县秣陵关）。历史记载，秣陵关当时有千余明军把守，结果这千余名明军居然“望风奔溃”。这一小股倭寇经过秣陵关来到溧水县杨林桥后，典史林文景率兵迎战“不能御”，溧水县县丞赵珠臣直接“弃城走”，望风而逃。这股倭寇进入县城后，居然在城内百姓家连续吃住2天后，大摇大摆地“安全”离开。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杭嘉湖兵备副使刘焘率兵5000 余人，分三路攻打陶宅倭巢，“倭二百余乘迎敌，诸军望见皆散走”。

刚刚登陆的倭寇

实际上，同样深受“倭患”困扰的福建沿海地区，其官军的表现也不这么样。

历史记载，数千倭寇“久泊泉州之白沙，所过一空，声震城邑；宁波贼首则身穿绯袍，直入定海操江亭，而官军闭城求哀，不发一矢”。“不过千人”的倭寇围攻福建沿海城市时，“城上人股栗，江上兵船衔尾闭眼欲走。当事者不得已，括金帛啖之”，让人无语。

明朝官兵这种“有损国体”的行为，不仅使“各岛诸夷窥我浅深，愈见猖獗”，同时加剧了官军的“畏倭”心理，更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六月，江阴民众“始闻倭信”，“各乡民拥入城者几万计”，“哭声震天”。

来势汹汹的倭寇

甚至到了万历年间，江南百姓依然对倭寇有着极大的心理阴影。

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二十六日午时，无锡城内讹传倭至，“城野狂奔，浙直皆同。时无锡老稚以争入城，而蹂躏死者甚众”。

同年五月甲戌，常州“孟河河庄地方飘船登岸，一人作番语，遂致讹传倭至，各处骚动，武进、江阴、无锡、丹阳等县百姓惊窜，一时拥挤，走失子女，压死老幼无数，总练指挥同知陆万里，正备御卫民之官，也不能明白开谕，束手闭城，以致乡民狂奔，转相蹂躏”。

简而言之，倭乱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民众心理上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古代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终明之世，“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据说在今天的宁波地区，还有这样一种习俗。就是对于不乖乖睡觉的小孩，大人便以“倭倭来”吓唬其入睡。时间一长，就形成了像“倭倭来，洞洞来，阿拉宝贝困觉来”这样的特殊摇篮曲。

四

为什么明朝军队的表现如此糟糕？使得百姓有这么大的“畏倭”心理？实际上，这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有着比较复杂的背景。

1）明朝官方对日本实力的错误评估

无论是元朝两次征日的失利，还是太祖朱元璋3次遣使日本的受挫，均严重打击了明朝战胜日本的信心，以致于将其列入了15个“不征之国”的序列。官方的如此举措，无疑让明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畏倭”情绪。

反观日本，因元军的失利助长了其小觑中国的心理。尤其是日本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不仅不把明朝放在眼中，甚至杀掉了朱元璋所遣使臣，并纵容倭寇骚扰朱明海疆，助长了倭寇侵扰明海疆的气焰。

中日两国彼此之间的错误评估，导致倭乱过程与结果也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日本的武士集团

2）倭寇残酷杀戮的行为，制造了明朝官民心理上的恐慌

这些犯边的倭寇，肆意屠杀和劫掠百姓，所到之处往往“庐室为之一空”。如成化十三年（1477），倭寇在浙江沿海“劫仓庾，燔室庐，贼杀蒸庶，积骸流血如陵谷。缚婴儿于柱，沃之沸汤，视其啼号以为笑乐。捕得孕妇，则计其孕之男女剔视以赌酒。荒淫秽恶，殆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壮与其粟帛席卷而归巢穴，城野萧条，过者陨涕”。

他们通过疯狂杀戮制造恐慌，企图从精神上摧垮明朝军民的抗倭意志，达到“人方畏其酷裂”，“诸将遇者，往往不战而溃”的目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正规军也产生了畏战心理。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夏，一股仅有36人的倭寇小分队抵达南京城南樱桃园。临阵御敌的数百名明军士兵，被30余名“持刃大呼而前，其便旋如风”的倭寇赶入“深丈，阔数尺”的大坎中，“倭不及刃，取所贮火药倾其上燃之，须臾皆糜烂死，倭徐徐引去”。

嘉靖初期的明朝军队，战斗力着实堪忧

3）倭寇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强悍的战力，让明军屡战屡败

与明军“兵甲朽钝，遇敌则奔（逃）”、“承平既久，武备尽废”状况迥然不同，倭寇装备精良，战法灵活多变。“倭器精利，轻生善斗；中国之兵，信非敌手”，“彼之刀法极精，使至登岸，谁能御之”。

当时倭寇使用的武器，主要以长刀、利箭和鸟铳为主。对于这些武器的锻造技术，明朝官方“未知用何技以制之”。相传戚继光“出所获倭夷盔甲枪刀、铳具之属，诸将观之皆吐舌曰：‘一向只说倭贼易杀，如此观之，骁当在今敌之上，今只势耳，若论军器，十不当一’”。

就拿以锋利著称的倭刀来说，其质量远超明军的腰刀。“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内杀伤对方”，“时倭势张甚，诸将遇者，往往不战而溃”。

倭寇形象

倭寇不仅装备精良，其单兵作战能力也很强。就拿倭刀的刀法来说，（倭寇）“从童稚时即悬刀而习之，法甚熟”。这种自孩童时期就进行训练的倭刀技法，使得倭寇的个人战斗力远超久疏战阵的明军士兵。

4）倭寇拥有远胜明军的战斗意志

这群 “勇而戆，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的亡命之徒，在其严明纪律约束下，往往能收到“以寡击众”的效果。据史料记载，倭寇一旦登岸“必尽焚其舟，誓不返顾，故其党皆为尽死”。

面对倭寇“穷寇亡命力战”的战术，明军往往“顾募贪生”，“兼以禆将无权，援兵乌合，是以众不敌寡”。进而导致明军在与倭寇交战之前，就产生了胆怯之心。因此，倭乱初期出现的“三四倭奴，梃刃而至，官兵数百，相顾披靡”，明军“执殳而出，声嘶股战”的奇景，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军的战斗力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5）明军战斗经验不足

明军之所以“畏倭”，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境内长久没有战事，士兵作战经验不足，守备松懈，战术落后，难以承受面对死亡的心理压力。在嘉靖倭乱前的百余年间，东南沿海战事极少，明军官兵很少受到战争洗礼。持久的和平，消磨了明军的斗志，战斗力锐减也在情理之中。

反观倭寇，却是实战经验丰富，且战术运用得当。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丙戌，巡按浙江御史王极在讲到倭情时就说：遇到明军精锐时，倭寇往往“先示以弱，引之绝地，则伏起夹攻”，“攻城临敌，必以被掠之民使为前驱以自蔽，而徐出其锐兵，乘我之乏”。“善设伏，能以寡击众”的战术思路，往往能够以少胜多，连败明军。

出发抗倭的明朝大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倭寇的情报搜集工作十分到位。相较之下，明军官兵和百姓却对“倭寇”除了恐惧之外了解甚少。倭寇与明朝军民之间信息来源上的差异，往往引发流言传播，导致更为广泛的倭寇恐慌心理。

伴随着官军的节节失利，人人谈倭色变，“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徒长贼气”。面对倭寇的疯狂杀掠，无缚鸡之力的普通百姓吓得“一个个走动不得，要杀要缚，只得凭他”了，“村落之间哭声相闻”，倭乱时期的心理恐慌亦达到了顶点。

不过，倭寇虽强，也终有覆灭的一天。但南方正规军的怯弱，无疑撕开了明朝中后期武备废弛的乱象。可悲的是，近百年造成的积弊，一直到明末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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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

坦诚说，这样的军队，又如何能应付明末那场改朝换代、惊天动地的大变局呢？伴随着如狼似虎的八旗军队踏进江南，在南京成立的南明弘光政权迅速崩溃。风雨飘摇中，明朝终于为其军事上的积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