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受人尊重的老前辈
——追忆老首长王德明
张 平
他是十一师文工队的老战士。
他是十一师文化工作的前辈。
他是我的老首长，也是我的尊师。
写十一师演出队，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他，就是十一师文化科原科长——王德明。
我的老首长王德明
认识王德明同志是在1967年3月。那时，他已是十一师文化科副科长。当时炮团刚刚进藏，我随炮团演出队第一批到达白定（师部所在地）。当天晚上，我们为师首长和师直部队作了汇报演出。第二天，他来到我们住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听完我的回答他又问：“那一年兵？”
我说：“1966年。”
他又问：“那里人？”
我说：“陕西乾县人。”
“认识屈焕吗？”
我说：“认识。我们在一个剧团。”我觉得奇怪，反问他：“你怎么认识屈焕？”
他说：“屈焕原来和我都在师文工队。”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原来只知屈焕老师是退伍军人，却不知他也是十一师文工队的。
几次接触，让我知道了他的厉害
第二天演出时，王副科长说他来拉板胡，我想，那么多曲谱他只看了一次怎么记得住？和他共事多年的炮团文化干事董克仁说：“放心吧。”结果一台晚会演完后，一点没出错。我就奇怪：王副科长脑子怎么那么好使？师演出队张冬林告诉我：“你不知道，王副科长人都称他‘电脑’（那时尚无电脑，不知他怎么想出这个名词）。”
此后，我与他接触就多了。1969年，他已调秘书科任科长了。那一年，师演出队排了一台节目，师首长审查后不太满意，师长王巨全晚上看完节目好一顿批评。只好把他请来救火。他写了一个表演唱《王忠汉》，词曲都由他完成。尤其曲谱是以陕北民歌为基调创作的，演出后很受欢迎。这更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心想：这个王科长真厉害呀！1970年，我们又把这个节目带到成都演出，同样获得好评。50军演出队还专门派人向我们学了这个节目。
1970年8月，在全国普及“样板戏”的年代，军区通知要在10月份举行会演。师里立即组织人员成立剧组，决定排演京剧《智取威虎山》。但那么高难度的大型剧目，在十一师历史上已多年没有过，别的不说，单就乐队而言也很难组织。这时，师首长又一次把已经调离文化科的王德明调来组织乐队。当时的情况是，乐队文武场面总共20多人，但水平参差不齐，高低不一。有的虽会一点乐器，但乐理知识尚欠，而京剧打击乐根本没有人接触过，难度可想而知。说来也怪，一个20多人的乐队，在他手里三拨拉两拨拉，十几天后居然像模像样。每当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旋律响起，都会让人为之一振，这给了其他演员极大的鼓舞。
10月份，在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时，王科长担任乐队指挥，铜管乐一响，有人说，这是十一师请来的专业乐队，结果爬到乐池一看——有的穿着威虎山土匪服、化着土匪装。有的化着战士装（由于人员有限只能一人多用）。这才明白：这不是请来的乐队，就是他们的战士。
教我写作，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1972年3月，师里会演之后，组织了师演出队。我因故没有参加。到了5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你明天到师里来。”我想，这时叫我到师里干什么？我也不便多问，第二天就匆忙赶到甲格台。见面之后，发现32团宣传干事赵自昌和33团宣传干事王铮也来了。这时他才告诉我们：师首长对演出队的这一台节目不太满意，调你们来加强一下创作力量。我说是否先看一下现在这台节目再说。他说可以。当晚，我们看完节目以后，我提出：其中的五首民歌我可以重排一下。并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他听后点点头说：“可以，明天就干。”就这样，经过三天重排，大家都觉得比原来好多了。接着，他要我再创作一个小话剧。我答应考虑。一天后，一个剧本架构在我脑子里形成了。当我把剧情、人物和结构给他谈了之后，他说：“写吧。”于是，我钻进房子里爬了两天格子，小话剧《一支笛子》的初稿形成了。他建议让大家讨论一下。讨论会由他主持，赵自昌、王铮和我三人参加。会开得很好，大家提了许多好的意见。我根据这些意见作了第一次修改。再后来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后，他说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加班作最后定稿。那天晚上，我和他熬了一个通宵。在修改过程中，他耐心地给我讲如何进入矛盾，如何形成冲突，又如何在矛盾和冲突中丰满和展现人物，如何使剧情启承转合。还讲到什么是戏剧语言、什么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等写作知识。他边讲，我边听边改，《一支笛子》的最后定稿就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这个戏在甲格台首演后很受部队欢迎。后来，我回到团里又把它改成小说发表在《西藏日报》上，还被《中国文学》（英文版）转载了。1975年8月3日，我又在《西藏日报》发表了第二个短篇小说《老兵》，由此我迈出了文学创作的第一步。
几十年过去了，我先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30多万字的文学和新闻作品。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由衷地感谢我的老首长，也是我创作道路上的领路人——王德明。
11师演出队于北京留念，前排右起第四人为王德明
我离队后，他成了专业作家
我离开部队前，王德明已调任33团副政委。
1975年，为了迎接建军50周年，军委总政治部下发通知，要求师以上单位组织力量创作一部大型话剧或一部中篇小说。十一师党委经过研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有多年创作经验的王德明。接受任务后，他在团里给自己选了一名助手——赵志立。赵志立当时正在团演出队搞创作，之所以选他，是因为小赵不但有文学爱好，还有一定的写作基础。
确定了主题和设想之后，紧接着就迈出了创作的第一步——体验生活。
1975年5月，他在团里挑选了一个藏族战士做翻译，便与赵志立共三个人骑着马来到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派乡的一个村落，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体验之旅。在那里，他扑下身子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喝酥油茶、吃糌吧，这些对于他这个在西藏呆了16年的老兵来说根本就不是难事。难的是吃藏族群众挂在房檐上的牛肉干。咬不动还可以慢慢嚼，但有的牛肉干上还带着蛆，怎么吃？赵志立告诉我：“王副政委眼都不眨一下，一口一口地硬是吃了下去。”他曾经说过，你不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决不会对你说实话。这一次他可真是身体力行了。
派乡这个地方，社情敌情异常复杂，而且处在原始森林地带，野兽会时常出没。有一次他们来到一处天然温泉，好久没洗澡了，三个人真想下到温泉泡一泡，但也不能放松警惕，只好把枪装满子弹，放在旁边才敢下水。好在那天还算平安，他们终于舒舒服服洗了个痛快澡。
在那里，他们交了许多当地藏族朋友，学到了不少藏语，也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把一切能收获的都收获了。
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团里派车来接他们，喝过酥油茶，饮罢青稞酒，告别了三个月朝夕相处的众位乡亲，他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派乡的那个村落。
车快到一个叫作“老虎口”的地方，突然偏离了方向，滚下了坡，赵志立先爬了出来，当他把王副政委从车内拉出来后，只见他满脸是血，幸好没有伤筋动骨，经治疗后很快便恢复了，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1975年11月，他和赵志立来到拉萨，他们需要查阅大量有关西藏历史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那个时候正是“特殊”时期，所有图书馆全都关闭。由于王德明的妻子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上班，恰巧又管理着图书馆，这时他只好利用自己的“特权”每天钻进图书馆，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动手创作第一稿。当一稿快要脱稿时，已是1976年4月了。恰在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到西藏来了解情况，从军区政治部得知他们正在搞一部长篇的消息后，立即找到他们。出版社的同志看完稿件后，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作品，鼓励他们再改二稿，并交待：“若二稿完成可直接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于是他们又回到雅鲁藏布江畔的卧龙台，开始了二稿的修改。经过半年努力，二稿于1976年10月完成，他们如约把二稿寄往北京。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众所周知的大事，他们的长篇小说命运如何，北京方面一直没有回音。
1977年春节，赵志立正在老家探亲，突然接到王德明副政委的电话：要他某月某日到成都会合，准备到北京修改稿件。他们到成都之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庄眏和文化科长凌行正接见了他们。向他们表示恭喜后预祝他们的作品早日面世。
两人到达北京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分重视，刚刚获得“解放”的总编辑韦君宜亲自阅稿并参与意见。此后他们就住在西藏自治区北京招待所，专心致志地投入三稿的修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1977年8月小说三稿完成。
一年之后，1978年9月，一部33万字的长篇小说《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后，他被调到成都军区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他的人品，不由你不尊重
写这篇文章时，我电话采访了当年他创作《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时的助手赵志立同志，赵志立在电话中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1978年，《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出版时，他已经复员回家了。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他寄来了100本小说和1000元稿酬，说只有2000元稿酬，二位作者一人一半。赵志立心想，这一定是出版社征求了王副政委意见之后作出的决定。他在电话中对我说：“这是很难得的，一般情况下，战士跟着首长写东西，尽管你做了不少工作，最终功劳可能都是首长的，王副政委却不是那样的人，他能平等待人，并能尊重你的劳动。”在电话中，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对王副政委的钦佩之情。
这就是王德明，一个从来不忘与他的同甘共苦的人，一个把名利看得很淡的人。
同样的事情也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生在他与我之间。1972年5月，我为师演出队创作了小话剧《一支笛子》，6月份回到团里后，又把它改成小说发表在《西藏日报》上。不料有人却对此提出了异议，指责我“把集体创作的作品改头换貌，以个人的名义发表”。这令我非常恼火，我认为这完全是“外行人说外行话”。为了查清此事，有人把电话打到王副政委那里。王副政委明确的回答道：“《一支笛子》本来就是张平创作的，况且把话剧改为小说又是一次再创作，这有什么问题吗？”给他打电话的人听到这个回答还是心有不甘：“听说当时你也参与了创作。”他回答：“我只是提提意见，一个字也没写，提提意见也算创作吗？”他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那些非议我的人哑口无言。后来，当有人把这件事告诉我时，使我对他的人品更加敬重。
在创作过程中尊重不同意见，这又是他的一大优点。赵志立对我说，在创作《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的两年多时间里，为了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或细节，他和王副政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王副政委从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如何把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1973年，我和他为了小歌剧《半块馒头》中的一个细节，也是争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我们两人都忘了彼此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双方都在为作品负责，几天后，他对我说：“你是这个戏的作者，按你的意见办。”这就是他对创作的基本态度——只要你是对的，不管你是谁，就按你的办。多么磊落，多么坦荡。
罗瑞卿大将与11师演岀队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王德明
他的作品，创造了两个第一
用现在的眼光看，长篇小说《奔腾的雅鲁藏布江》，无疑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它毕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之所以说是尝试，因为它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西藏军区历史上的第一部。在十一师的历史上目前更是仅有的一部。尽管由于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却并不影响它在西藏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政治氛围去苛求作者，这是评价一部作品时必须要考虑到到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的诞生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王德明，陕西宜君人，1949年4月入伍，1949年至1955年在十一师文工队任演奏员，入伍时只具中学文化。当演奏员期间，他就开始用已有的文字和音乐知识，为队里的节目作曲写词，创作剧本。1956年至1958年任33团俱乐部主任，1959年调师文化科任干事。1963年师演出队进京演出的那台晚会中，就有他创作的三个节目：数来宝《七天五夜》、表演唱《歌唱红四连》和陕西快板《平叛英雄田都来》。
1964年，他创作的小话剧《比武之前》在参加西藏军区会演时受到好评。这个剧本我见到过，依我的看法，即使现在拿出来，其中所体现的思想也并不过时。
他的作品决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我不过仅举几例以证明他的创作已有年头了。几十年的生活实践和创作积累，使他已不能满足于小话剧、表演唱之类的小东西了。1973年他就告诉过我要搞长篇的想法，所以当他接受了创作一部长篇的任务之后，已是蓄势待发、水到渠成了。
1979年，他被调到成都军区创作室任正师级创作员。在那里，他创作了大型话剧《格达活佛》，经战旗文工团演出后，效果很好。此后，又有许多力作陆续问世，可谓勤奋啊！
离休后，他依然不得消停。多次组织老年乐队、合唱队参加比赛，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2007年，他同老伴来到古城西安，这里有他当年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张平啊，你到xx宾馆来一下。”放下电话，我立即赶到他的住处，这才发现当年与他一起进京演出的刘志忠、董克仁、李琦、王益成、聂升云等老同志都到了。我这才明白：老首长是想见见他的老部下啊！那一天，他特高兴。席间谈起当年之事，显得精神矍烁、神采飞扬。当我们依依惜别时，他像变了一个人，神情中流露出一丝悲凉，那一年他已是77岁的老人了。
此后，我每年春节都要给他电话拜年。2012年9月，我应几个战友之邀到了成都。经电话联系，方知他正在住院，于是立即赶到军区总院。一见面我便急迫地问道：“怎么回事？”他说问题不大，已作了手术，过几天就可出院了。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我感觉他的精神还是蛮好的。那次分别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
2015年春节前，我照样向他电话拜年。他老伴告诉我：“已经走了”我问：“什么时候？”对方回答：“去年10月。”真是晴天霹雳，让我半天缓不过神来。
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七年了，我常常会想起他，也常常会想起一首富于哲理的名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王德明、赵志立创作的长篇小说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张 平 笔名弓长。陕西乾县人，1966年入伍。曾任十一师炮团宣传干事。1972年开始写作。数十年来，先后发表并出版文学、新闻作品30余万字。著有“弦板腔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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