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伐张鲁。因为张鲁弟弟张卫横山筑城十多里,凭阳平关天险坚守。曹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而且后勤也捉襟见肘。曹操本来已经决定要退兵,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前军因夜间迷路,误入张卫别营,没想到张军一下子就被“吓破了胆”,居然四散而逃,曹军遂克。十一月,在巴郡的张鲁率家属降曹,曹操从此占据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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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张鲁后,有一件历史有名的公案。司马懿和刘晔都力劝曹操挟战胜之师,进攻刚刚夺得蜀国的刘备。司马懿认为“蜀人未附而远征江陵”,刘晔也认为刘备“得蜀日浅”,蜀国人没有真正归附,曹操甚至有可能对蜀国“传檄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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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曹操并未采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还说出了“不能得陇望蜀”这样的话。按道理来说,司马懿和刘晔都同意的方案,分量还是颇重的,那为何曹操要拒绝,他到底有什么考虑呢?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对面蜀国的“谋主”法正给出了答案。法正说曹操没有趁势攻打巴蜀,不是因为“智不逮而力不足”,而是“内有忧逼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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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说的“内忧”,其实是指曹操内部长期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忠于汉朝和献帝的势力其实一直蠢蠢欲动。

其实,早在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就曾经发生过著名的“衣带诏”事件:车骑将军董承等人密谋诛灭曹操,结果事情败露,董承一家被曹操尽数诛灭。不仅如此,“衣带诏”事件还引发了另一个“蝴蝶效应”:刘备离开曹操,加入袁绍。而袁绍则名正言顺奉衣带诏讨伐曹操。可以说,“衣带诏”事件给整个三国格局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虽然曹操后来也打赢了袁绍,却让刘备“潜龙入海”,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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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曹操征讨汉中的前一年,也就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则刚刚经历了又一场大内乱,即“伏皇后”案。

原来,当时汉献帝的伏皇后写信给父亲伏完,让他诛杀曹操。结果事情又败露了,曹操知晓后自然又大发雷霆,派人进攻捉拿伏皇后。伏皇后被捉后,问献帝:“难道你就不能救我吗?”献帝则回复到:“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之后,曹操把伏皇后关在皇宫的监牢里,被幽禁而死,献帝和伏皇后生的孩子,也被曹操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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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董承和伏完都属于外戚势力,但他们的背后无疑是献帝和支持献帝的世家大族。虽然剿灭了董承和伏完,但是献帝和世家大族依然“坚挺”,根基未损,谁也说不好这些在暗中窥伺的人是否已经趁曹操不在又开始谋划什么。

虽然此时打下了汉中,但这次出征其实是“惨胜如败”:是在已经决定退军的情况下,因为意外而打赢的。虽然是打赢了没错,但军队的有生力量确确实实被大量消耗了。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以惨胜的疲惫之师,跨过艰难的蜀道,就真的能够跟还没有尽收民心的刘备抗衡吗?且不说到底能不能取胜,万一曹军一开进蜀地,许都出了什么幺蛾子,这仗还怎么打?虽然司马懿和刘晔两位一代天骄都支持趁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蜀国,但是曹操内心更多则怕的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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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曹操也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万一能打下蜀国,那他一统天下的步伐可就大大加快了。所以他并没有立刻班师回朝,而是留在汉中等了几日。七天后,有蜀地的降将回报,说刘备的确没有尽收人心,蜀地仍然动荡。但降将带来的也是之前的信息,中间仍有时间差。而此时刘晔判断,在这段时间里,刘备已经“小定”,闪击刘备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于是,曹操也就借坡下驴,留下夏侯渊张郃防守,自己引兵回邺城了。

有些人老觉得曹操过于杞人忧天,甚至还认为此时的曹操已经老迈,身体虚弱,甚至是“打不动了”,或者是像刘邦晚年一样开始“厌兵”了。不过笔者坚持认为,曹操的考虑是没有问题的。就在一年后,就是建安二十一年,许昌就发生了由献帝周围官吏耿纪、韦晃、吉本等人发动的兵变。而此兵变的直接诱因,就是曹操在与刘备争夺汉中时吃了败仗,以及关羽在襄樊之战中“水淹七军,威震华夏”。虽然此次兵变很快就被镇压,但是曹操的核心幕僚,长史王必还是殒命。这次兵变,也彻底坐实了曹操的担忧:他的身边确实始终都藏有未爆弹,就是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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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司马懿和刘晔要求打蜀国,毫无疑问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但曹操决策不打蜀国,也是完全合理的。历史事件很多时候本来没有对错,只是站的角度不同而理解相异罢了。曹操用兵谨慎一点,又有什么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