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5月24日以《上海浦东的别样“博物馆”:追忆“校友”,传承“红色记忆”》为题刊发了对上海市浦东中学校史博物馆的报道,引发网友热议。报道称,这座坐落在学校里的博物馆虽以“校史”为名,却承载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据悉,历史上的浦东中学,曾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系教育部首批历史名校。1907年,被称为“近代建筑营造业一代宗师”的杨斯盛,用变卖家产得来的30万两白银,铸造了这所曾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学校。首任校长系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原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
中学校史为何会承载半部中国近代史?
在中新社24日的报道中,上海市浦东中学校史办主任张俊介绍称,浦东中学百年办学历程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上海开埠、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都留下了浦东中学校友的足迹。
浦东中学校史博物馆
此外,上海市浦东中学校长倪瑞明还表示“我们将‘四史’学习教育与学校德育活动课程融合,追寻校友的足迹,筑牢学生思想上的‘根’与‘魂’,践行‘立德树人’根本育人目标。通过寻找史料、研究史料、利用史料,创建史学素养特色高中,以求以史鉴今,以史育人。”
红船杂志梳理发现,浦东中学还是“浦东新区‘四史’教育学习基地”“浦东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公开资料显示,1907年,被称为“近代建筑营造业一代宗师”的爱国实业家杨斯盛在家乡浦东大规模捐资建校,浦东中学便是其中一所。幼年遭失学之痛的杨斯盛,深知读书受教育的重要性。他亲自定“勤朴”为校训,并告诫杨氏子孙不得干涉校产校务,以确保学校的独立地位,让专业的教育人办教育。
首任校长黄炎培曾回忆:“浦东中学买地筑舍开办费,连同杨先生逝世以前历年经费,约共耗银十二万两。临殁捐基金十二万两,留给遗属,仅得维持生活。……像杨先生真是毁家兴学,一切是为了教育,为了学生,而一丝一毫不是为个人立名。”
在杨斯盛“毁家兴学、为国育才”的感召下,浦东中学网罗了当时教育界一批名流,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首任校长。此外,创办初期的教育名家还包括俞子夷、钱葆珍、沈砺、黄守恒、陈容、平海澜等。
此外,浦东中学的校友更有张闻天、钱昌照、蒋经国、蒋纬国、“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北斗导航之父”陈芳允、史学大家范文澜、罗尔纲、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诗人卞之琳、杰出的人民教育家董纯才、著名翻译家叶君健、中国流行病学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何观清等。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早期中共党员,来自浦东中学的超过20位。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中学是我国唯一培养过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中学,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将其称之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座宝库”。
首任校长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奠基人
浦东中学首任校长黄炎培被誉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02年,黄炎培在南洋公学师从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受其影响,他从改革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传统教育入手,兴教育,办学堂。1905年,在杨斯盛的资助下,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以“为国育才”为办学方向,还邀请了陈独秀、沈雁冰、恽代英、郭沫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校讲学。
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部长刘志芳曾称,黄炎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从推广职业教育入手,提出了全面改革中国教育的主张。
黄炎培
1915年4月,黄炎培随中国游美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两个月内,访问了美国25个州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并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张元济、宋汉章、穆藕初、蒋梦麟、郭秉文等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大会上,《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说:“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入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
黄炎培还提出“办职业教育,不可专靠想、专靠说,专靠写,必须切切实实地去做”。1918年,黄炎培创立了我国近现代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成为当时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最富有实验性的学校”。
此外,黄炎培还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面向社会免费开展职业指导服务;他试办农村改进试验区,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新中国建国前,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有社员3万多人,出版刊物、书籍120余种,创建学校10所、职业补习教育机构49所、职业指导机构25处,兴办农村改革事业30处。
黄炎培曾赴延安与毛泽东讨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时,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的黄炎培与冷遹、储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促使国共恢复谈判,应邀访问延安。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黄炎培和冷遹到家作客,黄炎培向毛泽东发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黄炎培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怎么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以“民主”二字作为回答。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事后,黄炎培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黄炎培等人一行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由黄炎培口述,其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重庆等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里面所记载的“历史周期率”的故事也被人熟知,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延安窑洞对”。【参考资料:中新社、中国教育新闻网、光明网、人民网】
编辑:周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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