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将出台重大政策举措，5月31日中央召开会议，指出我国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官方称，该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积极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不过，对这一政策，围观群众们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时的热情，绝大多数表示“完全不考虑”。
甚至某些媒体也不禁发问，“放开三孩能拯救低生育率吗？”“‘全面二孩’没解决的问题，‘放开三孩’能解决吗？”
人口问题老是被提上台面进行呼吁，真的危急吗？是的，的确很危急。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出生人口持续下滑，有专家预测，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然而，2021年推迟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一数据已经早早降到了1200万，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
相应的，我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断攀升，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离婚率比结婚率还高，适龄女性生育意愿指数不断降低。
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少，社会养老负担更重，然后进一步导致社会活力不足、整体经济发展倒退，日本就是典型例子。
那法律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放开三孩限制能起到促进作用吗？
首先，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如此放开，必然是会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的。
法律不修改，很多政策就于法无据了，比如我国《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应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等。
在此背景下，很多促生政策是出不来的，加上地方政府本身就有逐利性，“罚款积极，激励缺位”，也不会优先将财力、物力投入到促生上。
从这一角度来讲，强调“放开”并不是一种无谓的口号，其实是要从法律和政策的大基调方面扭转过去的思维，为“促生”奠定基础。
不过大家也都不傻，关键在于“配套支持措施”是否真的能够靠法律落实下来。
首先，生孩子的是女性，这也是生育的最大利益“受害者”，对于身体、工作以及家庭角色都有极大的影响，需要得到法律的针对性保障。
无论是《婚姻法》、还是《劳动法》，虽然都规定了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且都体现了对女性回归家庭的鼓励和保障，但落实效果并不好。
比如，回家养育孩子，当“全职太太”，虽然并未直接创造价值，但实际上有一部分牺牲是为“国家”“社会”作出的，应当得到补贴，可是这一块并没有相应法律规定。
而且虽然《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但补偿多少呢？法律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该数额也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更愿意当实现价值的“独立女性”而非“家庭主妇”。
其次，女性不好过，男性也不好过。
女性不工作就意味着所有的压力都压在男性身上，医疗、养老、教育、房车等等重担，可能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普通男性。
而出于生存、生活需要，《劳动法》在996福报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大多数已婚的职场男性很难保障自身劳动者权利。
如果“为国多生”，那么国家应当予以补贴，但生育补贴政策的实施细则依旧未出台。
实际上将生育的全部压力都抛给家庭个体承受并不合理，但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出台，地方政府依旧没有什么“考核压力”和“法律责任压力”，这也导致其实并没有什么激励政策出台。
最后，不光夫妻俩不好过，老人也不好过。
由于夫妻俩必然需要工作以应付高昂的房贷、车贷、教育成本、生活成本等，那么孩子由谁带呢？只能落在老人身上。
一个还好，两个勉强，三个那可考验老人的身体了。这就意味着双方老人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起码需要牺牲自身的退休空间、时间以协助抚育三个孙子孙女。
究其原因，还是国内育儿行业、养老行业并不成熟。相关政策的落实就更是呈现区域性不统一，也很难说在国家层面有利于增加生育意愿。
有人感慨，80、90两代人遭遇了独生子女政策，这就意味着，这两代人需要一对夫妻赡养四位老人、三名子女以及未来的九个孙子孙女，实在是“惨”。
提高生育率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或许很难，但努力总比不努力要有益。
不过，光喊“口号”肯定不够，有些该落实之处还是得通过法律长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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