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学校的教育革命一方面进行课堂的课程的变革,另一方面强调教学和劳动相结合,也就是将教室的小课堂放到田野广阔天地的大课堂中去。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引下,我们班就在教室边上的地里办了试验田,一年相继种植麦子和棉花。老师要求我们既要科学种田,也要锻炼思想。于是我们几乎每天在上课的同时花时间泡在农田里,除草,捉虫,特别是在收割的季节里,要对麦杆和棉杆捆扎,挑走,干得人汗流浃背。
我对这种劳动虽然也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发现这种劳动能如何地科学种田和锻炼思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刺激性。后来也许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异想天开,要求我们在教室旁的河滩上围堤造田,种植水稻。在开工时,正是冬末春初,河里还结着薄冰。在河滩上劳动十分困难,鞋子都会陷到淤泥里去。在老师敢于牺牲的号召下,我和几个同学成为突击份子,勇敢地脱去了雨鞋,赤脚在淤泥中挖土。
我当时自然感到寒冷无比,两腿发抖,加上我的脚后跟冻疮溃烂,疼痛钻心。但为了磨练革命的红心,我强忍着寒冷和疼痛,坚持到完工。这次造田的确锻炼了思想,但却未能做到科学种田。没等将秧苗插在田里,一场大雨使河水泛滥,将我们所围的堤坝冲得全无踪影。
比起这种在教室边的试验田的劳动,我们更向往的是开门办学。这种学习指我们完全脱离了教室,到生产队和农民一起劳动和学习,而且一般持续两周左右,做到脸晒黑了,心变红了。事实上,开门办学不过是鬼混时光,学不到任何东西。我们之所以喜欢开门办学,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能够集体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一般一个小组十个人住在农民家里。在一个闲置的空房间里,我们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然后放上我们从家里带来的铺盖。我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有说不出的快乐。有时年轻的老师还和我们挤在一个被窝,给我们讲故事,使我们倍感亲切。吃饭的时候全班在一起,队伍就庞大了。
生产队派人给我们烧了饭菜,一大锅饭,几盆子蔬菜。这比家里的的饭菜好,因此不仅激起人的食欲,也激起人的贪欲。为了吃多吃饱,有些人偷偷地采用“一二三”的法宝。这就是第一碗少盛一点,第二晚多盛一点,第三碗根据锅里的情况而定。我最初不懂这一法宝,将第一碗盛了很多,等我将它吃完再盛时,那些第一碗盛得较少的人早已盛满了第二碗,而锅里已经空了,由此我只能吃个半饱。
白天我们和农民在田里劳动。那些农妇们很爱说三道四,动不动就斗嘴吵架,甚至抱在一起撕打起来。这时我们就会旁观热闹,如同看戏。晚上我们会到农民家中去,在昏暗的油灯下听他们讲各种谚语,并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如是这般,我们很快消磨了十几个教室外的日夜。
一晃一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在我从初一要升初二那一年,家里发生了不幸的灾难,三哥在夏天因病去世。自从大哥二哥结婚和大姐出嫁之后,就是母亲,三哥,小姐和我四人在一起相依为命。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三哥和小姐在队里劳动,挣工分养活全家。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三哥就是生活的支柱。
这年夏天的一天的中午,三哥劳动回家后没有吃饭,就直接睡在地上的席子上说累。这是从未有的事,母亲和我们都十分焦虑,生怕会发生什么事情。三哥说他只想喝点汽水或者是糖水,但家里都没有。母亲叫我拿了家里攒的十几个鸡蛋,卖了买回汽水。我飞也似地跑到学校边的小卖部,换回了东西。三哥喝了它,还是躺着,并开始呻吟起来,喊腹部疼。母亲知道不好,便叫二哥找人将三哥抬到了十几里地的医院。
医生经过诊断,说是肝硬化导致的肝癌,现在已是晚期,没救了。三哥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哥哥姐姐在那里轮流照顾。母亲不顾小脚,走来回三十里去看三哥,回来后总是有疲惫又哀愁,眼睛充满泪水。我也在星期天去看过三哥好几次,但他基本上处于昏迷状态。我也哭,只恨自己不是神医,能救三哥一命。过了几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原来母亲和哥哥姐姐都到医院去了。我感到不妙,不愿呆在家里,而是徘徊于村头的路上,焦急等待家人的身影。
在天快黑时,人们抬着三哥回来了。家里已负债累累,三哥住不起医院了,只好回家等死。三哥躺在堂屋的竹床上,只是鼻子里还有一丝气息,全家人都悲哀地守着他。在一个夜晚,三哥停止了呼吸,那时他才二十出头。为此母亲和姐姐们都哭得日夜不停,茶水不思。我的哥哥们也在那无言垂泪。我则在那喊着三哥,嚎啕大哭。三哥离开我们的那一年,家里灾难不断,二哥一对可爱的孪生子因病也先后夭折了。
在这种死亡的阴影中,母亲和我们仍艰难地活着。小姐带着悲哀继续地参加农活,但她每天挣的一个工分只值一角钱,这根本不可能为家里换回口粮。近六十岁的母亲又不得不克服身心的痛苦下地劳动,为家里多挣一点工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不能再去读什么书了。一方面我家死亡和贫困的现实和“东风万里,红旗飘飘”的语词是脱节的,另一方面我家无力支持我读书,而我却要帮家里挑重担。
这样我跟母亲说,我不去读书了,并真地开始逃学。母亲却坚决要求我读书,说我只有读书才能出头,并要我用心读书。在母亲的劝说下,我又开始了上学,比起农活,我还是喜欢读书啊!但我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一些乡亲,他们说我不懂事,不去务农还去读书,就是放条牛也好啊。我听到后非常难受,也害怕再听到类似的指责。
我知道,我现在的读书实在不容易。但我也知道,只要我坚持读书,读完初中再读高中,之后读大学,这样就可以帮助母亲和家里了。在三哥去世后,我又继续上了一年初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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