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广东、福建、台湾、香港新界等地的系列历史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南中国，乡村庙宇往往是社区地缘关系的最重要标志和象征。近年来我们在粤东古港樟林进行多次实地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对三山国王的崇拜和祭祀，与该社区的历史发展和内部地域关系有密切的联系。樟林是清代前中期广东最重要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之一，也是韩江流域较早向海外移民的据点和著名侨乡，关于其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对揭示潮汕传统文化的形成及特质，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所得，讨论樟林的三山国王崇拜及其所反映的若干问题。

一、三山国王崇拜的兴起与社区性质的转变

尽管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修《潮州府志》已记载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有“樟林村”。但当时樟林并非一个聚落。根据1981年8月在当地发现的一批文献，从元末至明中叶，樟林村的居民一直散居在今樟林北面的莲花山麓。由蔡厝围、程厝围、小陇、大陇等小乡里组成，归东陇渔泊所管辖。东陇渔泊所是当时潮州府三个河泊所之一。据《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解疑》载:“至我滨址，则有微殊者。地临海滨，田地希隘，资海为生者甚多。历来赋役有三：曰军役，明洪武二年设御海氛，有事捍海，无事耕种，此隶于指挥者也；二曰鱼役，明洪武十四年初征渔舟输米，以供军贡，以防卫于我者，此隶于河泊者也；三曰排户，明成化十四年新置饶平,按十家保聚，以地之出，供上之赋，使司口于我者也，此隶于县令者也。然此者皆历来供赋之谓也。”

这段史料对理解明中叶以前樟林社区的性质有重要意义。军役和渔课始征于洪武年间，是明代蛋户和鱼产承担的主要赋役。成化十四年以前仅有这三种赋役，说明其职业以渔为主，组成“樟林”村的各个聚落单位都是小渔村。与福建、广东的其他传统渔业社区的民间信仰一样，这一时期村子的主神（文献中称为“境主”）是妈祖，至今在莲花山南麓的石壁头地方仍有祭祀妈祖的“灵感宫”遗址，相传建于元代，妈祖的像是一幅古朴的浮雕石刻。成化十四年后，樟林开始有人“以地之所出，供上之赋”，说明农业已在当地居民的生计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嘉靖三十五年，为了防御倭寇和海盗的骚扰，原散居在山边的各村共15姓居民呈文潮州府要求于山下官埔合村筑寨居住，得到批准。从此樟林才成为一个聚落，并从渔村逐步转变为农业社区。建寨之初，村子周围全是韩江支流北溪淤积而成的淤泥，但七年后已有当地土豪林若宇、林万通“虚首插占荒淤，开池养渔肥己”的记载，以后的文献和碑刻中，不断反映出城寨淤泥、滩涂被人挖塘、筑田的事实。至迟到明末，周围淤泥尽已开辟成田, 并向官府交纳田赋。嘉靖四十二年澄海建县后，樟林所在的苏湾都由饶平划属澄海管辖。清初将东陇河泊所移建于樟林城内。雍正九年应广东总督郝玉麟之请，裁东陇河泊所，改设樟林巡检司，河泊所原征渔课归并澄海、海阳、揭阳、饶平四县地丁银内征收。这一转变，说明政府已正式承认樟林居民的身份从渔民或蛋户改变为一般民户这一事实。

随着社区性质和居民生计来源的改变，民间信仰的对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寨三十年后，即万历十四年，村民在村子南部修建山海雄镇庙作为全村的主庙，祭祀三山国王。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山海雄镇庙的三山国王一直是全村的主神，万历二十五年，樟林分东、西、南、北4社。山海雄镇庙在继续作为全村主庙的同时，又履行起南社社庙的职能。而且，至迟到明末清初，东、西、北3社也都有了自己的社庙，东社为国王庙，西社为北帝庙，北社则为“七圣夫人”庙。不过，嘉庆《澄海县志》载：“樟林社庙二，俱祀三山国王，一在东社，一在南社”，说明至少从当时官府的角度看，西社和北社两个非三山国王的庙宇并不够格成为社庙。

乾隆中叶以后，由于樟林成为粤东最重要的近海贸易港口，河港上游的水道两旁兴建了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仙园等8个商业街区。原来位于樟林西边的两个独立聚落——塘西和仙陇，也由于八街的扩展，与樟林连成了一片，成为“樟林埠”的两个社，加上原来的4社，形成了“六社八街”的格局（参见地图）尽管后来的商业街区不断增加，有的街区又演变为社（如新兴街），但“六社八街”一直是当地居民用来说明社区内部地域关系的最常用术语。引人注目的是，塘西和仙陇的社庙祭祀的也是三山国王，而且，塘西的国王庙也载入嘉庆《澄海县志》的“祀典”部分。这样，到民国时也仅有25000人的樟林乡，共有4座作为社庙的三山国王庙。

在社区结构发生了上述变化以后，妈祖崇拜也仍然保留有一定的痕迹，在东西南北4社中央的城寨内，尚有一座天后庙。但该庙是乾隆五十九年由一个姓林的商船船主修建的，并非如社庙一样由社众合力建筑，规摸也较小，平时也只有一些妇女前往祭拜，天后诞时也没有大规模的活动。更有意思的是，庙门内侧有一头面对天后，虎视耽耽的大猪塑像，当地人称之为“亥爷”，香火颇盛。在民间传说中，林船主的母亲年轻守寡，一度准备再醮，出门相亲时有一大猪拦路，左躲右闪，终无法成行。第二次再出门时，这头猪再次出现，且浑身稀泥，林母躲闪之间，把全身新衣搞得一塌糊涂，只好回家。由此遭遇，想到是天意要她守节，遂立志不嫁，抚养儿子。儿子长大成人，到南洋“过番”发财当了船主。回家探母时听母亲讲了这一经历，对那头大猪至为感激，就在城寨内建起了这座天后宫，并塑“亥爷”泥像供人祭拜。听了这个在本社区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后进天后宫，总是免不了产生“亥爷”蹲在门口是为了防止天后出门的联想。“亥爷”的存在及其相关的传说，破坏了天后庙应有的大度、端庄、宁谧的气氛，使人想到社区内部唯一的这个天后庙，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天后的信仰，还不如说是这个成年男子常出远门的侨乡和港埠对在家妇女贞操的关注。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天后作为女性的象征，实际上受到的是歧视，甚至是亵渎。村子周围还有另外三座天后庙存在，但它们都位于社区之外，并不直接与社区内部的生活发生联系，乾隆五十二年，在樟林东南方向二里左右的新围地方，靠近樟林港的入海口建起了一座在全省首屈一指的天后宫。

当地人称为“新围天后宫”，外地人则常常以“樟林天后宫”称之。后来的访问者和研究者也往往把他作为樟林古港的最重要的标志物。但是，认真阅读新围天后宫的有关碑刻，并考察其祭祀活动，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座非常官方化，并且在广东天后宫的等级序列中级别很高的庙宇。为其捐款的信众来自整个韩江流域和沿海各地，包括文武官员和常常往来于天津、上海、东南亚的船户、商人。所以，新围天后宫的建立并非樟林本地人信仰的结果，其宗教活动实际上与社区内部的日常生活没有明显的关系。

樟林从渔村向农业社区转变，由散居走向聚居，当地居民由蛋户或渔民转为一般民户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民间信仰从以天后为“境主”转为以三山国王为主神这一文化过程，是同时出现的。我们无意强调二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即使只是平铺直叙地描述这个过程，也仍然感觉到在某种特定的地域文化中，不同的民间神祗具有很不相同的象征意义，从它们的盛衰隆替中确实可以看出地域社会结构和性质变化的某些侧面。

二、社庙与社区内部的地域关系

不管是在祭祀的仪式上，或在口头的传说中，还是从当地人的观念来看，南社、东社、仙陇和塘西4个祭祀三山国王的社庙，其地位是很不相同的，这种差别又反映了樟林内部历史发展和地域关系的差别。

毫无疑问，南社的“山海雄镇”庙（也叫南社宫）拥有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影响力，它建立于樟林分社之前，一开始就是全村的主庙。分社之后，它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南社的社庙，每年巡游时南社每家每户都要捐钱，庙内祭祀的大王爷、二王爷、三王爷、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大舍爷（少爷）、二舍爷、督抚两院和花公花妈分别被请到10个地方供人拜祭和看戏（叫“坐厂”）。这10个“厂”都在南社的范围内，巡游的路线也不超过南社的界限。另一方面山海雄镇庙仍然是樟林乡最“大”的庙，是全乡都有“份”的，南社宫的三山国王坐厂和巡游时，全乡人都来拜。直到现在，全樟林各家各户的门槛下每年都会贴上一张盖着“山海雄镇”四个字的神符，保佑平安。山海雄镇庙祭祀的神祗，也是樟林各社庙中最多的。

根据传说，东社的国王庙实际上只是山海雄镇庙某位国王的行宫。据说南社宫的二王爷（或说三王爷）天性喜欢玩耍，一日到了东社的大埕，见有一个秋千架，就上去荡秋千，以后一连几天在此玩秋千，不愿回宫。东社人见此，只好在大埕边上为他修了座庙，所以东社宫内只有一位国王，而且庙前一直保留着秋千架，东社的王爷巡游时，也是搭秋千架抬着巡游。东社国王巡游的日期紧跟着南社，前者为正月二十一，后者为正月二十。这种情况蕴含有某种地域支配的意义，因为直到康熙年间，东社人还是承认自己“地偏人贫，举手维艰”，当时正值“复界”不久，乡内各社庙先后修复，唯独东社宫因本社没有有钱人，修复之事迟迟未举，“以至神像露处，任从风雨催剥’，后来由全社146丁每定丁出银一钱，上梁之日又每家出米5升,才得以重建。1949年以后，东社宫已经毁坏，近年重建时，一反旧例,不但庙内摆齐了三位王爷及三位夫人，以及督抚两院和花公花妈等，而且有了四位舍爷，比南社的山海雄镇庙还多出两位舍爷，庙前的秋千架也拆除了。

仙陇位于社区的西北角。在潮州话中，“陇”一般指的是海滨因冲积而形成的沙丘。当地的传说也说此地原是一片沙丘，上面是坟堆和一座破庙，乾降八年以后才有人居住，此时距樟林开村已有187年。所以仙陇也叫“新陇”。由于开村晚，仙陇在社区中的地位不可与东、西、南、北4社或塘西社同日而语。这一点也表现于有关其社庙的传说与禁忌中。仙陇国王庙建于乾隆二十四年，外社人一直传说仙陇的国王头上长有一只螺，形象凶猛，实际上并非三山国王。而且仙陇的三山国王非常“姑毒”（极端小气、排外之意），外社的人不得进入仙陇宫，进去了一定会有报应，因此仙陇宫一直只限于本社人拜祭。樟林的绝大多数人终身不敢进入这间阴森而神秘的小庙。又传说仙陇宫国王座下压着许多凶神恶煞，国王一离开，这些魔鬼就会作乱害人，故仙陇的国王永远不能巡游。据说，本世纪曾经巡游过两次，20年代巡游过一次之后就“闹农会”；30年代末又游一次，次年日本兵就烧了整条仙陇乡。近年乡内的一些年轻人又把国王抬出来巡游，外社人和本社老年人都起来反对。在找不到其它借口的情况下，村中竟风传苏联解体和科威特石油大火是1990年巡游的报应。现在仙陇游神的日期仍排在南社和东社的国王之后，为正月二十二（应为正月廿四）。这些风俗和禁忌明显包含了歧视和压制的意义。4个祭祀三山国王的社庙中，地位和影响力唯一与山海雄镇庙比较接近的是塘西的国王庙。塘西国王庙至迟在清初已经建立，乾隆年间有过一次大规模重建。庙宇规模颇大，香火很盛。每年正月十二，塘西社国王出巡，标志着长达一个月的樟林各社神和其他神祗巡游的开始。在当地的传说和风俗中，也看不到任何对塘西社庙不恭或不利的内容。这种情况似乎与塘西本身的历史发展有一定关系。

在嘉靖《潮州府志》中，“塘西”是作为与“樟林”并列的苏湾都江北堡的8村之一出现的，当时它可能也不是一聚落。万历二十五年（即樟林分东、西、南、北4社的的当年），现在的塘西地方开始有人聚居，以后100多年间塘西一直是樟林西面一条独立发展的“村”！直至乾隆初年，塘西与樟林之间仍隔着一条深宽的河港和一个大水塘。如前所述，乾隆中叶以后由于“八街”的兴起，塘西在地理上与樟林连成一片，逐渐被整合为“樟林埠”的“六社”之一。但是，嘉庆《澄海县志》仍然把“塘西”与“樟林”并列为两条“村”，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官府看来，塘西仍然是一个独立于樟林的行政单位。也许正是这种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塘西国王庙在当地人的观念上不象东西社或陇社庙那样，处于附属或受压制的地位。不过，塘西国王庙内只祭祀一位国王和夫人，并且没有督抚两院，比起山海雄镇庙仍然逊色许多。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塘西人也普遍认为塘西国王庙只是塘西人所有，而山海雄镇庙他们也是有“份”的。这种观念的出现，可视为100多年来社区整合的结果。

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八街”兴起之后，由于商人力量的扩展，乾隆年间才建庙的“八街”主神——“火帝”逐渐成为整合后的樟林最有影响的、唯一可以游遍整个社区的神祗，相形之下，山海雄镇庙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关于火帝巡游及其历史文化意义，作者将另文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每年二月十五火帝巡游的路线（叫“安路”）从“六社”的社庙经过，但只在塘西社庙和南社宫前有仪式举行。当日辰时号铳三响之后，分坐8厂（分别设于“八街”）的火帝庙各位神祗必须在塘西国王庙前集中，由此出发开始一天的巡游。塘西社要在庙前准备一台戏（潮剧或外江戏）昼夜演出，并备香案接驾。近年游火帝改到火帝庙前集合，但队伍仍然最先到达塘西国王庙，塘西社的长老备香案在庙前下跪“接驾”，而火帝庙的8抬神轿也要稍作停留并作答礼状。庙前仍搭有一个戏台，只是演出的不是大戏，而是木偶剧。庙前的仪式更为隆重，南社提前在此搭了高大的安放神轿的棚子（即“厂”）供游神队伍中午吃饭时安置神像。“神厂”之前摆有许多祭台，供乡人摆放供品拜祭之用。“神厂”对面同样搭有戏棚，连演几天大戏。山海雄镇庙前火帝唯一在“八街”以外“坐厂”并供人祭拜的地方，每年一次的巡游队伍都在此稍事休息并用午餐，显然是由于一种有意识安排。我们1992年初在当地参加游神活动时，曾多次问有份抬神轿的人，为什么中午火帝要在南社宫前坐厂，得到的回答是：“南社宫国王很大，全乡有份，所以火帝要在这里停一停。”以上的情况也反映了南社和塘西国王庙在社区内部的特殊地位。

如前所述，北社和西社还有两个未被官府正式承认的社庙，分别为“七圣夫人”庙和“玄天上帝”（北帝）庙。在口头传说中，“七圣夫人”原为西社社神。据说樟林寨在明末曾被一伙以“曾阿三”为首的海寇攻破，西社的冤死鬼太多，经常作乱，“七圣夫人”过于懦弱，无力弹压，只好辞职到北社当社神。玄天上帝来西社继任，把所有的冤魂收起来压在自己座下，所以再也不能巡游。西社人为了有一个能巡游的社神，就把原在村外一山脚井仔泉地方的土地爷（感天大帝）请到村内，为他修了一个行宫。开始时只是巡游那几天才摆在宫内，后来干脆不再送回井仔泉旧庙。这样，“感天大帝庙”就逐渐取代“玄天上帝庙”成为西社的社庙。现在北帝庙已香火稀落，满目疮痍。这些传说及与之有关的历史过程，不但反映“六社”（或社庙）之间的关系，而且与“八街”和火帝庙的兴起密切相关。北帝属水，与火帝相克，虽然火帝庙与北帝庙仅一河之隔，但火帝巡游的“安路”却七弯八拐地避开了北帝庙前的一段路。与北帝庙有关的禁忌和北帝庙的衰落，实际上反映了商业街区与原来的农业社区、商人与一般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彼此力量的消长。关于西社社庙的变迁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作者也将专文讨论。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嘉庆《澄海县志》卷4，文署廨，页5。

2. 《清世宗实录》卷105，雍正九年四月戊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面387。王先谦《东华录》所载同。民国《潮州志》系此事于雍正七年，误。

3. 嘉庆《澄海县志》卷14，赋税，页26－27。

4. 参见现在山海雄镇庙前之《庙宇重光碑记》。

5. 《樟林乡土史料·上林氏记述》。

6. 东社国王庙和西社“玄天上帝”庙始建之年已不可考，但前者在崇祯十一年曾有一次大规模重修（《樟林乡土史料·建庙募题序》）；后者的门匾上有“雍正甲寅桐月之吉日”的字样，传说该庙在明天启以前已经建立。北社“七圣夫人”庙则建于崇祯五年。

7. 嘉庆《澄海县志》卷16，祀典，页8。

8. 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1936年版，P7

9. 《东里镇大事记1743－1911》，东里镇志编撰办公室，1989年油印本，P5

10. 据天后宫碑记。现新围天后宫两庑尚有碑刻21块，主要记载乾隆末年修建或修葺庙的捐款人名。

11. 这10厂分别是青云、西河、中兴、南桥、铺前、宫后、更棚、中巷、上巷和南盛，是南社内部次一级的地域认同单位。每年巡神时各厂都有人出面向各家各户收钱，并安排坐厂、演戏和维护秩序等各项事宜。

12. 《樟林乡土史料·建庙募题序》。

13. 《樟林乡土史料·建庙募题序》。

14. 《澄海县地名志》，澄海县人民政府测绘地名办公室1986年印行，页31。

15. 《东里镇大事记1743－1911》，页2。

16. 根据庙内所立《李兴芳长生禄位碑》。每年年初樟林各神祗巡游的日期为：塘西国王正月十二；南社国王正月二十；东社国王正月二十一；全乡共24间福德祠的土地爷（包括后来成为西社社神的“感天上帝”——“武土地”正月二十九；火帝二月十二至十五。近年仙陇国王也开始出来巡游，日期为正月二十二。北社的“七圣夫人”则从未有过巡游之事。

17. 嘉庆《澄海县志》卷8，杂志，页6。

18. 参见《澄海县地名志》，页33。

19. 嘉庆《澄海县志》卷8，都图，页3。

20. 参见光绪《樟林游火帝歌》（潮州歌册）；李绍雄《粤东古港樟林二月花灯盛会纪要》，《汕头文史》第11辑，页207－217。

21. “曾阿三打破樟林寨”在当地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但大海盗曾阿三（曾把耙头）活动于正统十一年（参见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页14－15），樟林要在110年后才建寨。实际上，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确有一伙海盗劫过建寨仅7年的樟林（参见《樟林乡土史料·抄录呈明府主沟河界址》）；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大海盗吴平在官军的追击下从饶平县凤凰山南逃，也是在樟林掠民舟出海的（《明世宗实录》卷544，页3，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庚辰）。

22. 陈达《浪迹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页3－7。

23.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长沙版，页4。

24. 《樟林乡土史料·建寨呈文》。

25. 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

26. 具体的例证可参见《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页167。

27. 陈国梁、卢明《樟林社会概况调查》，页65－67。

28. 唯一的例外是塘西国王庙，但庙前的官路是明清两代广东往福建唯一的驿道，所以位置仍十分重要，东社国王庙东边的垂庆里是民国初年才发展起来的。

29. 潮州话，游玩之意。

30. 潮州话，眼泪之意。

31. 潮州话，裤衩之意。

32. 潮州话，失明和驼背之意。

33. 《樟林乡土史料·建庙募题序》。

34. 《樟林乡土史料·上林氏记述》。

35. 郑廷魁从子郑勋（铁侯）于顺治十一年成贡生，是时土匪作乱，知县王躬允劝其任樟林乡正，郑勋捐资御匪，乡里因而免受骚扰，康熙二十三年知县王岱专门为他立神道碑，其孙郑英到乾隆十四年还为他重修神道碑。康熙年间廷魁之祖父均被封为大中大夫，廷魁又建书楼于西社祖祠前，供奉封勋。郑廷魁致仕后在此居住，以后直至嘉庆时郑氏子孙仍“世居其地”。（参见《樟林乡土史料》；嘉庆《澄海县志》卷10，园第，页4；卷18，循吏，页19；卷19，义行，页20。）

36.参见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页245－246。

37. 英国学者斯特凡·费切特旺在其新著《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对这些研究有很好的总结。参见Stephan Feuchtwang: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伦敦，1992年版。

文章转自中国南粤古驿道网《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二）》（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