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父女情，我与父亲共同走过的医学路

撰文 |水欣

从一起研究血液肿瘤，到共同创办和管理医院，北京陆道培医院院长陆佩华和她的父亲陆道培院士，在医学路上互相扶持，拯救了无数患者生命。

今天是父亲节，陆佩华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讲述她和父亲的故事。

陆道培院士和陆佩华院长

80岁也是事业开始

“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的父亲陆道培院士在八十岁高龄参加一次学术活动时说。

我们家族世代从医，祖父以及上几代，都是江浙一带著名的眼科医生。有时候病人到家来，要找陆医生。我们得问：“您找哪个陆医生？老陆医生，小陆医生还是哪个医生？”

到我父亲这一代，他看到国内血液肿瘤尚属空白，很多患者因此而亡，所以独辟蹊径，选择成为血液肿瘤和骨髓移植医生。

年轻时的陆道培

1964年，我父亲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科担任主治医师时，开展了亚洲首例同基因骨髓移植手术，治愈了一位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别人赞他为“骨髓移植之父”，他也因创新研究成果，获得很多荣誉。其实我知道，这成就的背后，他吃了很多苦。

就拿第一例骨髓移植来说，六十年代， 咱们国内连像样的抽骨髓 的针都没有，他只能去工厂，拿着图样让人家给他打造。

从零开始研究血液病，每一样东西，他都得自己想办法，克服了许多常人难想象的困难。他常常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有人觉得我父亲骨髓移植的探 索对病人来说太冒险，但其实他比谁都爱护自己的病人，每一项研究放到患者身上前，都要做周密万全的准备，这背后蕴含着他无数次模拟训练，病人们信任他，所以才敢把生命托付。

父亲这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血液病学研究，从年轻到现在，他一直追求自己的理想，从不曾停下脚步。除了亚洲第一例同基因骨髓移植，他还有太多的首创，比如：

首先在国内成功植活异基因骨髓； 首先在国内成功完成配型不全相合的骨髓移植； 首先证明硫化砷对某些白血病疗效卓著； 首先在国内指导建立了第一家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首先应用某些新的免疫治疗方法治疗急性白血病，并取得显著疗效； 在国内首先发现三种遗传性血液疾患……

尽管父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他很少提及，他说自己做科研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病人们拥有生的希望。

“抽我的血救病人”

“来，抽我的血给病人。”有一次，一个小患者因为大出血需要输血，当时血不够，恰好我父亲合适，他毫不犹豫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自己的血去救人，他说：“当时，在我眼里，那就是自己的孩子，我根本没多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家里没电话，他常牵挂着病人的情况，晚上不用值班时，就总是走上一站路，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去借电话打，听到病人平安，他晚上才能睡得踏实。

后来有电话了，父亲给在美国的我打来，叮嘱我买可以遮脸的化妆品回国。一问才知道，有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做了骨髓移植，排异反应后出现脸部色素和疤痕，抗拒治疗。当时是八十年代，咱们国内医美和化妆品，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父亲就把办法想到我这里来了。他说，这孩子一生还长，可别影响以后找对象。

像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一直到现在，我父亲还惦记着每周来陆道培医院出一次门诊，看一看他的病人们。父亲是一个真正把病人放到心上全方位关怀的医生。

我可能一生都无法达到他那样的科研成就。但是我父亲从小言传身教，要我重视临床研究，竭尽所能救病人。

是杰出院士也是普通父亲

在别人眼中，我的父亲陆道培是中国骨髓移植事业奠基人，大家都叫他陆院士。其实在我心中，他是个慈爱的父亲。

因为父母工作太忙，无暇照顾，我在上海祖父家长到七八岁，才被送回北京，跟父亲一起生活。

我刚见他是陌生而拘谨的，但是病人们跟他都特别亲近，那时我家在医院宿舍，常有人登门，半夜求医，他也欣然前往。

医院的科研实验室和病房，是我们最常相处的地方。

那个年代，医学不发达，抗病毒药物种类少得可怜，为了能找到新药帮助病人，他想尽各种办法。

让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觉得大蒜素可能有抗巨细胞病毒的效果，就带着我和全家剥了一大筐蒜，他也尝试给病人服用大蒜素，当时走到家里和病房，哪里都弥漫着大蒜的味道。他做的大蒜素研究相当有意义，可用于防治骨髓移植后间质性肺炎，被药企和研究所追着要研究数据。

不只大蒜一种，后来他又研究胎盘素、蜗牛，家里也差点蜗牛泛滥成灾……凡此种种，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我们第二个常相处的地方，是图书馆。

那时没有便利的网络，要想看海内外最新研究，唯一的办法是查纸质资料。他带着我去遍北京的图书馆，摞起一头高的书，一边查资料学习，一边指挥我整理和记录，他特别严谨，我得特别努力做事，才能达到要求。大家都说，这孩子，年纪不大就成了主任的小助理。

我其实挺愿意帮父亲干活的，一来是因为他工作特别有热情，不管是救好了病人，还是科研有了成果，他都乐于跟我分享，我也很高兴。生活上，他对我跟弟弟的照顾尽心尽力，我能感觉到他是很爱我们的。

他为我蒸细粮馒头，用酒酿把一大坨面团发酵起来，拿起勺子直接挖一坨面团，啪啪几甩，舀到锅上开蒸。然后传授心得：“这就跟做实验一样，很简单”。

结果一掀锅盖，馒头奇形怪状的，原来这位“面点师傅”也是头一次蒸馒头，不知道要揉面团、放碱面。

学医之路有分歧也有理解

因为从小就对白血病、再障、APL、免疫治疗、骨髓移植……耳闻目染。我选择学医，希望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血液肿瘤医生。

在选择大学专业前，我父亲曾希望我学基础医学，以后从事科研，但我对临床更有兴趣。

他拿出了一套理论劝我：“当一名医生，能救的病人数量总是有限的，但如果你在基础医学上能有大突破，就能救成千上万的病人。你看人家青霉素的发明者，救了多少人？”

我说：“你对我期望太高了，我真干不来，从小看到您和爷爷治病救人，我还是想和病人相处。”后来他没有强求，但是对我要求越发严格。

读医学院时，为了应试考高分，我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父亲见了，几次劝我：“佩华，你这么死读书不行的，要多看看各科课外书，开阔眼界，不要被局限住。”

我跟他说：“不行啊，教科书是考试内容，我肯定要追求分数。”我认定父亲是仗着自己天生聪明学习好，不考虑我这样“聪明面孔，笨肚肠”的处境，几次三番不听他的，气得父亲差点把教科书从窗子扔出去。

后来他仔细给我分析：只是学教科书那点东西，只知道老师灌输给你的那点知识，一旦毕了业是不可能持续成长的。

你得会读书，掌握自学能力，这样毕业以后，才能够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不断充实自己。一个医生得持续进步，得自己能长本事，这样他的病人才能更有保障。

陆道培和陆佩华参加会议合影

相隔地球两端一起奋斗

从医学院毕业以后，我父亲极力主张并鼓励我走出国门，看看更多先进医疗技术。为此，他去英国期间，省下大部分生活费，买回很多英语书，逼着我学习。

我兜里装了几十美元，两眼一抹黑去了美国，发现人家不承认中国医学生的学历。我就跟父亲说：“要不我再去上个美国的大学？”我父亲说：“你上什么学？你这已经都医学院毕业了，你给我考试去，你得当医生。”

这可太为难我了，为了获得外国医生在美的考试资格，我交了整整36张证明，证明自己曾在各个临床科室都做过实习。之后我通过了美国对外国医学毕业生的认可考试 （ECFMG） 以及美国本国医学生的考试 （FLEX） ，这种考试要连考三天，每天大约做了500道题，费尽心思才得到了在美的行医许可证。

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医学院毕业生，相当于硬生生趟开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实属不易。

在美国当了三年住院医生后，因为成绩优秀，我被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录取。而后 经过一系列研修，最终取得了血液病以及肿瘤科两个专科医生的专家资格。

二十多年在外，一路走来，此中艰难千百般，终生难忘。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父亲都相隔着地球两端，但是我们都一直为了血液肿瘤事业共同奋斗。

要让血液肿瘤患者有病床住

父亲退休后，看到很多血液肿瘤病人看病难，公立医院常常没有足够的床位，他就决定通过社会力量办医，建一所民营医院收治患者。

于是我们在一起商量，从医院的命名、选址、搬迁……重要事宜我都在全程参与，节假日也会回来协助父亲。2001年，在航天医院的院内，北京市陆道培医院建立起来了。

2015年，我已在外从医多年，事业有成，一切安定。父亲一句“树挪死，人挪活，回来吧，医院需要你。”想把我劝回国。

我内心挣扎很久，终于放不下高龄的父亲，选择回国。我知道，他把心血付给了病人、医院。

我回来，深知自己除了帮助父亲，也是给医院服务的。 陆道培医院发展了 20 年，这里凝聚了大家共同的心血。

当时医院有多位副院长，我回国只担任其一。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而后才慢慢担任医疗执行院长。

在陆道培医院，我们始终把“治病救人”放在首位，收治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大量难治/复发的恶性血液病患者。

从当初的一家小医院到如今的拥有四家医疗机构及一家血液病研究院的医疗集团，医院遭遇了很多挑战，我自己刚回国也面临非常多困难。

但是这里有我父亲和纪树荃教授等老一辈专家坐镇，也有优秀的医学团队和训练有素的行政后勤队伍， 团结协作把工作一步步向前推进。

培养一大批血液肿瘤专家，建立亚洲最大的血液肿瘤中心，创建一个有国际规范、人性化、有良好口碑的现代化血液病医院，是陆道培医院团队的奋斗方向，也是父亲和我的愿景。

我父亲说过：“如果再给我一次生命，我还是愿意当一名医生。”我也是一样的，不论是临床还是科研，或是现在的医院建设工作，能够为病人努力，就是最幸福的事。

来源：医学界

责编：史晨瑾

校对：臧恒佳

制版：舒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