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许多可以查询到的记载继嗣中“紊乱昭母”的收养的例子，从三国两晋时代到唐宋年间，这种现象极为常见。

然而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因为儒家思想占据社会主流思想的原因，社会中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严格的遵守礼法等级制度，尤其是三纲五常这种最能够彰显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的规则。

而这种“紊乱昭穆”的收养现象和例子很显然违背了古时候封建社会中的伦理纲常，在这其中，又属唐朝末年五代时期这种现象出现的最为频繁，所以在“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现象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致使的？

一、思想文化上：五代时期儒家思想的式微

首先我们说的这种“以孙为子”和“养弟为儿”的“紊乱昭穆”的现象显然违背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长期遵循的礼制，而这些封建等级、礼制等思想大都是来自于儒家学说中包含的思想。

唐朝期间，尽管儒家思想在社会中仍然占据主流的统治地位，但是就皇室来说，统治者们更加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所以事实上儒家思想在唐朝时期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这一点到五代十国时期就变得极为明显了。

五代十国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范围内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这样的思想文化对于统治者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并不有利，而事实上五代十国的混乱的局面，也使得根本没有人将儒家思想偏离的统治地位恢复如初。

另一方面，也许考虑到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战争也好，纷乱也好，五代十国时期建立起来的各个政权和势力，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根本没有余裕担心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或许，儒家思想的式微恰好为他们稳定政权提供了条件。

因为这样一来至少统治者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民众压力，压迫他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的政权，这样一来自己的势力才能在社会上“名正言顺”的传承和立足。

所以说，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乏有这样违背伦理纲常的收养的例子，但是缺少了政治压力的五代时期，这种例子一下子就变得更多更频繁了。

二、五代：封建时代大家族“子嗣传承”的影响

1.宗族观念：“以孙为子”和“养弟为儿”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正统的血缘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不管是在皇室、上层贵族阶级，甚至于平民阶层中，对“嫡长子继承”的执念不是一般的深，越是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等级，就越重视血缘的正统。

而古代时候小孩子不是很容易养活，特别是在那种十分复杂的家族中，所以缺少嫡长子的家族尽管还是担心自己血脉的传承，但是却在血缘的把控上十分严格，所以转而将对家族嫡长子的培养转移到嫡长孙或者是自己的亲弟弟上。

这一点从唐朝末年五代时期的纷争中也能够看出来，能够被拥立上王位的最后的那一个人，必须要满足血缘上的正统性，其次考虑的才是势力、兵力等等这些因素。

就像我们常说的“公道自在人心”，或者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些大都是建立在血缘上的，不仅是诸多争夺天下的势力，他们收服人心首先考虑的就是血脉的正统，只有这样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因为有时候你的家族和你的父亲、祖父甚至再往上几代人的努力，最后都是这一代血脉代表家族在争夺天下势力时候的资本。

所以，之所以在五代时期，或者是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会出现这种“以孙为子”和“养弟为儿”的这种收养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保证家族中最纯正的血脉传承。

毕竟培养一个大家族中的后代需要耗费许多人力、财力和物力，所以在嫡系一脉缺失的时候，需要尽快寻找一个能够满足血缘的正统性因素的继承人，至少要为家族保留一脉。

2.五代时期的乱局：战乱纷争，政局动荡

要说五代时期社会有多么混乱，应该可以和三国时期社会的大分裂时代有一比，不说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和农民起义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单纯只说五代十国时期，各方势力之间的斗争都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社会势力之间的纷争有多么混乱。

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各方势力在相互压缩和汲取的阶段，越强大的势力才越能够留到最后，才能够有资格争夺天下，而其中内外忧患都需要平定，这里我们先不说外患，因为敌人的攻击和威胁对谁来说都是存在的。

而内在的忧患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各方势力的“主”决定的，像之前马楚政权在继承王位的时候选择了“兄终弟及制度”而不是嫡长子继承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考虑到没有那么多满足血缘条件的嫡长子。

毕竟在战乱纷争的年代，从小培养一个属于自己家族和姓氏，还拥自己最纯正血脉的继承人实在是太难了，在这样混乱的政局中先不说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即使有，谁又能保证培养出来的这个继承人在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既能够收服手下人，又能够强大的与其他势力一争天下，这些都是未知数。

在这样的状况下，收养就成为了一种最好的选择，尽管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礼制，但为了争夺天下，正统血脉、强大的实力是缺一不可的，为了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收养中的“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现象在五代时期也就逐渐被人们自动合理化，所以这一时期这种收养现象出现的就更为频繁了。

三、收养的背后：利益的推动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时期的收养行为，其背后势必存在着一定的利益推动，这种利益关系，关系着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甚至牵连到更多的背后的利益。

事实上，原本“孙子”和“弟弟”和家族培养的嫡长子并不是同一个辈分，或许收养人可以直接让被收养人以其原来的身份在家族中，但是这样遭受到的来自社会的反对就会相对减少。

“以孙为子”和“养弟为儿”的升降行辈的收养方式给了其一个合理的理由，使得收养人既可以达到自己原本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使得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利益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至少变得更加牢固。

被收养人获得了原本可能不太属于他的东西，嫡长子的地位和权力，优越富裕的生活等等，而收养人得到的更多，一是家族中有了男性直系继承人，无论是血缘还是身份都有了合理的理由，至少家族有了继承人，二是因为社会中长期流传的“养儿防老”的习俗。

所以有自己的继承人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意思，更多的是收养人为了自己老了以后能够度过一个安稳的晚年，或者说收养人是为了老年生活能够得到保障，这对一个没有直系继承人的人来说，是最需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社会中的大家族或许就是最为批判和讨厌这种“紊乱昭穆”的收养行为的人，他们一方面无法接受这种违背社会伦理纲常的事情和方式，但同时为了自己或者是家族的利益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所以这一时期“以孙为子和养弟为儿”的行为和现象一度十分盛行。

四、结论

除了上述所说的因素之外，首先是在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混乱的战争局面中，军阀林立和藩镇割据，使得传统的中央对地方的掌控日渐衰弱，加之连绵的战争带来的是社会人口的大量死亡。

这种非常规的人口减少使得原本就子嗣单薄的家族，不仅有缺乏直系继承人的威胁，甚至面临绝嗣的风险，这应该是五代时期“紊乱昭穆”的收养现象最为频繁。

看起来这个因素占据着最大的比例，此外，宗教和民族的相关因素也是一方面，事实上，社会中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大多数都是汉族人民，而少数民族一方面在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汉族的文化思想和习俗，另一方面也将少数民族的遗风带入了汉族人口大量聚居的地区，民族融合也是一方面。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以孙为子”和“养弟为儿”的收养现象产生了影响，因此“紊乱昭穆”能够在社会既批判又盛行的情况下得到发展，其背后势必存在许多复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