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我国的三大商派之一，也是我国商贾之中最具儒学研究的商派之一，所以徽商在我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徽商里面有一个名叫汪道昆的人，他虽然是出身于商贾之家，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却在于文学之上，在古代人们是重文轻商的，很多商人在赚了钱以后都希望自己能够向文人靠拢，这样才能得到人民更多的尊敬。
可是汪道昆却不太一样，他虽然生于商贾之家可是文学方面也造诣匪浅，在文学圈里面汪道昆又是最具有商人思想的人，所以说汪道昆可谓是一个奇人，从他的著作《儒侠传》里面就可以窥视一二。
一、今非昔比的商贾
汪道昆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不过却是一位出生在商贾人家的文学家，在中国商贾的地位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了质的飞跃，在我国古代社会，商贾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尽管汪道昆出生于有名的徽商之家，可是汪道昆的家庭并不是位高之家。
在古代有民分四等的说法：士农工商，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读书是头等大事，而经商却是最末端的行当，毕竟在我国古代社会是农耕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农业肯定是处于主导的立场。
凌驾农业之上的是读书为官之人，既不务农也不读书考取功名的人才会去经商，再加上那时的朝廷也一直都有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商人就更加的没有立足之地。
于是生活极度富有但是思想却极度压抑就成了古代商人的通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商人好儒”的现象，儒学毕竟是统治了我国两千多的思想学术，所以商贾们在有钱以后向着儒学靠拢也是情理之中的发展。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贾想要向儒学靠拢，一是因为自己的妄自菲薄的心理，二是因为想要依附儒学正统思想。
可是汪道昆并不是这样，他虽然也是依附儒学，可是他又有着商人重利的潜在思维，所以说汪道昆是介于商贾和文人之间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也正是徽商与众不同的所在，从汪道昆的身上也正好可以解读出徽商的特性，那就是“徽商侠”之精神。
二、独特的文商思想结合
汪道昆的文学之路其实走的并不是十分顺畅，最主要的阻碍就是他的家庭，汪道昆家里是经商的，自然而然地就会希望汪道昆也能子承父业，可是汪道昆却坚持自己的戏剧人生，对此他的家人非常的反对汪道昆，只不过汪道昆从不在意家人的反对，一心扑在自己的梦想上。
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是很高的，尤其是他的《太函集》，收录了大量的作品，不乏诗歌和戏曲，其中有一篇《儒侠传》就是汪道昆文商思想结合的最好证明。
1、汪道昆的儒商精神
之所以说汪道昆是将文商思想结合得最好的原因就在于：汪道昆既不像传统的商人那样只知道利益的计算，也不像传统的文人那样抱着正统思想的优越性。
在汪道昆看来商人重利是应该的，但是重利的同时也需要文学的辅助才能将经商之道发挥到极致，搞文学的人也不能一门心思的只研究学问，学问的传播是需要经济基础的，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利益的加持。
在《太函集》卷14中就有提到“要以生财有道，治所必先何以聚？人非财不可，则圣人未尝废财。”这就说明了汪道昆是一个支持文学与商业共同发展的人，在他看来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的徽商一般是指在徽州及其周边城市商贾，而徽州发展得好的并非只有商业而已，徽州文化在中国也是举足轻重的，毕竟徽州文化可是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商和徽州文化是筋骨相连的，徽商在商界有着这么高的地位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徽商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商派的目标，那就是成为“儒商”，从徽商对于经商的坚持和对于后世的教育问题的重视中就能看出，他们一直致力于让自己的后世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商人，成为一个正统儒学的读书人，也正是因为徽商们的这种“商人好儒”的性格促使着徽商成为了最接近“儒商”的商派，汪道昆就是最好的证明。
2、商人好儒
“商人好儒”其实并不是说商人没有文化的意思，而是指商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先考虑利益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所有商人的通病和职业病，对于利益的追逐就是他们的职业使然，所以他们做不到像文人那样不计利益的学习文化，这也是文人之所以高高在上而商人只能被认为是“贱业”的原因。
以汪道昆为代表的徽商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徽商的发展过程中慢慢的将儒家思想和商贾思想进行了融合，用徽商与众不同的经商理念给世人展示了商贾的另一面，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改变了大家对商人的一贯传统认知，也给徽商树立了一个非常正向的影响。
《太函集》中一共有235篇人物传记，其中112篇都是在讲经商之人，关于徽商的文章更是达到了72篇之多，由此可见汪道昆对于商人好儒的见解之深刻。
在古代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说法，很多大学问家都有过行万里路的经历，尤其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更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周游列国，所以作为喜爱儒学的汪道昆来说，游学也是他的必经之路之一，不过与孔子不同的是汪道昆对于游学的理解。
在汪道昆看来游学的目的是学习，为了增长见识，可是游学的同时也不能委屈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孔子的“穷游”在汪道昆这里是行不通的。
3、商贾何负于农
汪道昆更赞同的是在游学的途中进行一些商业活动，以此来赚取游学所需要的费用，这一点无论是对于传统的儒学家来说还是对于传统的商贾人家来说都是别具一格的。
儒学家一直都不支持商人重利益的思想，也不支持商人追求财富的人生目标，在儒学家看来人的一生追求的不应该是这种身外之物，而是精神上的财富。
在商贾之家看来一个商人不好好赚钱跑去游学这就是非常疑惑的行为，虽然“商人好儒”，但是游学还是大可不必了。
这也正是汪道昆的不同之处，也是汪道昆的儒侠精神所在，在他看来游学途中同时兼顾商业活动可以获取财富，这些财富正好可以用来支持自己的游学生活，让自己既可以行了万里路，又不用面对窘迫的游学穷苦生活，这就是汪道昆将商人思想和儒家思想结合的最直接体现。
在汪道昆游学时期，他的目的不仅是增长自己的见闻和学识，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和孔子一样四处讲学，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出于商业活动的考虑。
或许是出于单纯的传道受业解惑，不过这么做所带来的成果也是非常可观的，人们对于商贾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再一味地贬低商人的价值。
在《太函集》中汪道昆提到过“贾何负于农”的观点，这是对于古代社会“人分四等”的直接反对，商贾之家与读书之人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这样的一种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汪道昆既能将儒家思想和商人思想完美地结合起来，又使得文人和商人有着一定的区分。
这样一种巧妙的融合就是改变了社会格局的一大原因，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也平衡了人们对于财富追求的正确价值观，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
三、“徽商侠”的现代影响
《徽商侠》虽然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可是它的精神影响却是深远的，尤其是它的核心儒家思想和商人思想的融合，也就是“文化追求和财富追求的巧妙融合”更是影响深远。
徽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三大商派之一，所以“徽商侠”的精神传播也是非常广大的，其他商贾在看到了“徽商侠精神”的优越性以后自然也会效仿，所以商业的发展就一直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发展趋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就会进步，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因。
所以经济发展上去了，文学的发展自然就有了更好的支持，这一点从汪道昆所著的《太函集》就可以看出来，在《太函集》的描述中在当时社会儒家思想和商人思想融合的非常好，商业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儒侠传》中的记叙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汪道昆从最初家庭给予他的商人思想开始，后面又结合自己所学习到的儒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思想，一开始只是自己的价值观，慢慢的得到了小范围人群的认可，渐渐地这个影响范围开始扩大，直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思想，让国家和人民都认识到了商人和文人不是对立存在的，而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商人与文人也没有谁高谁低的区别，社会对这两类人群都应该给予重视。
这一点用在现代社会更加的适用了，这也是“儒商侠精神”影响的延续，尤其是在我国改革来到以后，中国的商人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虽然因为长时间历史影响的原因，文人还是有着清高的形象，可是商人的地位已经不再是古代时的最底层了，现代社会更多的是追求人人平等。
不过现代社会也是汪道昆“儒商侠精神”融合的最好的时期，商人依赖文化来稳固自己的企业文化精神，文化的传播依赖商业的经济支持，两者真正的做到了相融合，相扶持共同发展。
徽商虽然已经留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可是汪道昆所代表的“儒商侠精神”却一直存在，并且巧妙的影响着现在社会的商业文化发展。儒商的“侠”精神也就是在于将商贾的赚钱目的和文人文学发展做到了相统一，这是汪道昆所代表的徽商精神，也是影响着现代商业的一种精神。
参考文献
- 汪道昆《太函集》
- 王廷元、王世华《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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