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骑自行车送信的军事邮递员

在战争期间，信件是将前线士兵和后方家属联系起来的唯一手段。不仅仅是私人信件的往来，也是嘉奖令，阵亡通知书这样国家机构文件的传递渠道。能否及时收到后方来信是影响部队士气的重要因素。因此，战场邮递的快捷与准确程度也是苏联红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二战前，苏联红军就对军队内部的信件邮递，特别是前线部队和家属的通信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苏联红军的信件通信是由苏联通信人民委员会（NKS）和红军通信局（CDRA）共同负责的。前者虽然负责大多数的非战区信件处理和邮递工作，却只是一个民事机构，而后者隶属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NPO），主要负责战区的信件邮递工作。

1942年7月第311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将一封信扔进新基里希地区（列宁格勒地区）一个战地邮局的邮箱里

这样的分工在苏芬战争以及短暂的和平时期倒也还能勉强运行，但到了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各军种机构都处于相当大规模的混乱时就显得效率低下。

1941年7月，人民通信委员会的负责人I.T.佩雷西普金（I.T. Peresypkin）被斯大林叫到莫斯科，他本以为这是讨论关于邮件职能分配的问题，却不曾想是信件管理机构的大洗牌：

“1941年7月22日晚，我临时得到通知斯大林同志要见我......当我进入接待室时，看到的是红军通讯部部长N.I.加皮奇（N.I. Gapich）少将（红军通信局负责人）。我本以为这是与审议通信设备、专家以及红军总部的电线和通信渠道的分配问题有关的会议，这样的会议会经常开。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一旁的加皮奇少将看起来非常的沮丧。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重复着‘也许就是今天了，我不知道’就没有再回答我。接着，秘书就通知我斯大林要见我。

当时斯大林就站在会议室的中央，和总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在谈论一些东西。我记得应该是关于西部军区的将军们的，并且反复提到了巴普洛夫的名字（22日正好是巴普洛夫被军事法庭宣判死刑的日子）。我在那里站了一会，斯大林注意到我之后将加皮奇少将叫了进来。斯大林用严厉的声音质问他‘为什么我们部队的信件通信情况这么糟糕！’加皮奇将军非常紧张，他向斯大林报告说，通信中断是由于各条战线上普遍存在的困难局面以及部队中严重缺乏通信力量和手段。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他向斯大林提出的论据都无法令人信服。

斯大林很快被激怒了，他宣布加皮奇将军被免除红军通信局局长的职务然后结束了这次对话。”

8月，加皮奇将军被捕。他一直被调查到1952年，被判处10年强迫劳动。在斯大林死后，即1953年7月才恢复名誉。而佩雷西普金则开始代理加皮奇将军的职务，此外，他还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副人民委员。1941年7月28日，红军通信局被改组为红军通信总局（MDCRA）。

用GAZ-4型卡车运输军事邮件信件

在1941年7月底，军事通信和军事野战邮件的管理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这极大地增加了工作量和责任规模，但佩雷西普金将军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常积极且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新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提高部队中通信运作的效率。

长久以来，红军部队的军事邮件管理都都呈现出既繁杂又落后的状态。军事邮政部门的活动也因战争的爆发处处受限。首先是组织性质的问题。带有人民交通委员会邮政部门识别标志的车辆往往不能通过军事梯队和军用车辆占用的铁路和公路，因此许多信件的投递时间过长。此外，战地邮局和其他军事邮政单位的负责人并不总是具备在战时紧张条件下工作的水准。地址经常出错，收到的邮件处理得很慢，这导致了信件和包裹在军事邮政基地和分拣点堆积。

1941年冬，邮包堆放处在对新年礼物进行分拣

1941年9月18日的“关于战地邮局的工作”的命令中指出了战地邮局工作中的这些缺点。“邮件和印刷品的投递通常有很大的延迟和中断。在军邮分拣点、基地和战地邮局，堆积了大量未送达的邮件。汇款和包裹的处理和转发工作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战地邮局对军事邮政基地、军事单位对战地邮局的登记和退订不及时的情况很多。部署服务被极度忽视，地址搬迁信息的报告被严重拖延。战地邮政负责人根本不在各单位开展正确的信件地址登记工作。有偷窃红军包裹和汇款的情况。”

位于前线的简易战地邮局

这份命令由佩雷西普金将军亲自签署。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远远比上述语句严厉得多，因为其后附加了对地方邮政负责人的详细处理报告——“对于野战通讯部第33处负责人的野战岗位工作的缺失，贝舍夫被免职并调到较低的职位...长期拖延9000多封红军信件的军事邮政基地负责人鲁米扬采夫被免职并调到较低的职位...由于给20个军事单位的信件延迟了7天，第197野战邮电局局长应被撤职...对马尔琴科在执行公务中的失职行为给予严厉的谴责和警告...”这样的严厉措辞向基层传达了要极度重视邮件通信问题的信号。

不过另一个大问题就不是佩雷西普金将军发一封文件就能解决的了。苏联全面转入战时经济生产计划之后，大部分工业产能向着军事武器制造倾斜，轻工业此时就分不到什么产能了。这导致了邮件信封的极度缺乏。前线寄信开始采用特殊的“三角折叠”法，即将信折成三角块盖上邮戳直接投递，这在之后成为了卫国战争的一大象征。

“三角折叠”法包装好的信件

没有了信封之后，邮件管理人员能更方便地对信件进行审查。当时的要求是不能在信中透露任何与军事单位番号和驻地相关的信息。当然，在信中传播失败情绪也是明令禁止的。对违反规定的人的最温和的惩罚方式就是划去这些不应有的语句。军事信件的投递无论是对士兵还是家属都是免费的，不过包裹则要另外计费。

卫国战争时的明信片

明信片的背面，“已由军事审查机构检查”清晰可见

红军通信总局此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战地邮局进行重新编号。在和平时期，邮递员的主要参考点是街道的名称以及房屋和公寓的号码，那么随着战争的开始，地址的形式就是 “D.K.A. 105 pps，158炮兵团”（D.K.A.指苏联红军，pps指的是战地邮局）。信箱号码是由现地部队指挥官下令分配的，其中包括该邮箱服务的单位。野战邮局的编号是由红军通信总局的邮政地址部门分配给各部队的。

另一种样式的明信片

这种地址编码方式虽然很方便，但极为容易暴露单位驻地和转移情况。而且实际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所以1942年9月5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发布了第0679号命令，“关于在战时红军中实行邮政信函的指示”。

德国国防军士兵正在检查在占领的苏军战地邮局中发现的信件

该指示暗示了一种新的地址书写格式，如D.K.А. pps173，编号98。地址最后的编号由通信总局统一规定，例子中的编号98就属于第19步兵师的第32步兵团。因此，为了查明特定编号具体指哪个军事单位或部队，就必须收到关于分配号码的命令文本。

所以编号手册也成为了非常危险的机密文件。为此通信总局改组了之前的老搭档——通信人民委员会，让后者负责地址的管理与邮件分拣工作，并要求各级参谋部将此项事宜视为最高机密。

不过随着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与前线战斗的激烈焦灼，部队的调动情况的保密工作变得越发重要起来。1943年2月6日，通信总局重新规定了地址末尾编号。这次引入了一个新的编号方式——用五位数来代表红军所有军事单位和部队，例如P/P编号18251对应的是第350独立机场技术连。

下达使用五位数编号的文件

这种字母加五位数字的编号方式源自于德国国防军的邮件地址编码方式。苏联专家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确定了其保密性和高效性。苏联红军之后就一直使用此种编码方式直到卫国战争结束。

一份同步下发的用作参考的信件说明

1943年1月，通信总局也介入了另一项邮件投递的问题中，新的规定为防止邮递物品的延误采取了措施。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月21日的第075号命令规定了军用野战邮件的运输和投递。例如，严禁在运送邮件的车辆上运输任何其他货物。这明确了邮递的优先权，并确保了邮递的及时性。

应该指出的是，战争年代的邮政运输量是巨大的：每月约有7000万封信件被寄出。士兵在战场上写的普通信件的路径将会遵循以下方式——信件被交给军事邮递员或军事单位的战地邮局——然后邮件被送到军队的军事邮政基地——之后被送到前线的军事邮政分拣点——再送到苏联将整个领土被划分出某个地区的军事邮政分拣点。

邮局的标志性车辆——运送信件的GAZ-AA卡车

从那里，信件被送到交换所装入通信委员会的邮车、飞机或汽船。这一切都完成以后，信件会开始正常的旅程，前往民用邮局。当然，后方寄往前线的信件遵循完全相反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卫国战争反攻阶段的进行，苏联红军通常会深入敌军领土。士兵们很喜欢收集一些当地的明信片作为寄回家中的礼物，苏联军队高层对这样的行为不加干涉。这些明信片很多都是战争结束后才有空寄回去的，所以不少都由苏联的军旅家庭保存至今。

一张保存至今的德国明信片

在战争期间管理信件的分拣和寄送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想到前线将士和后方家属收到信的安心和慰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