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检做天子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世宗柴荣割棣州的渤海县、蒲台县各一部分置滨州，治所在渤海县。“滨州”地名诞生。

就在这一年，三十岁的赵匡胤随主子柴荣征战南唐，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兼义成军节度使。

三年后，显德六年，正在壮年但健康已经亮起红灯、神经也敏感多疑起来的柴荣忽然听到一句诡异的谶语：“点检做天子！”

柴荣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由分说把时任殿前都点检的驸马爷张永德给免职，而把自己最信得过的心腹将领赵匡胤从殿前都指挥使越级提拔到这个重要位置上来，开始为身后事布局。

其实这个张永德够冤的，说来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是柴荣（郭威的养子）的姐夫或妹夫，是个大老实人，而且一直倾向于赵匡胤。倾向赵匡胤倒不是因为赵匡胤长得帅长得白，而是酷信道教的张永德曾听一个道士说：“见到肤色紫黑、属猪的人，一定要好好尊敬，这是真命天子。”

赵匡胤就属猪、因长年征战皮肤黝黑。顺便说一句，他弟弟赵光义恰好比他小一旬，也属猪。

三十八岁的一代英主柴荣安排好后事，松一口气，放心地病逝了。他七岁的儿子继承大统。

第二年（960年）正月初四凌晨，陈桥兵变。三十四岁的属猪的赵点检在“酒浓梦酣中”（据他自己说是头天晚上和一帮弟兄喝过年酒喝得不省人事，你信吗）黄袍加身，“突然”成为宋太祖。“显德七年”还没来得及冒个泡，天下就在大年初五挂牌成了北宋“建隆元年”。

这一年，“滨州”只有四岁。

正在陕西倒骑驴闲逛的华山知名道士陈抟，听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地从驴背上掉下来：“天下从此太平喽！”

时间的形状与北宋的味道

1962年，耶鲁大学的乔治·库布勒教授写了一本叫做《时间的形状》（The Shape of Time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书。书中一个主要提议是对美术史的“形状”进行反思。在他看来，“滥觞期—成熟期—衰落期”这种轴状箭头式历史叙事方式太过简单幼稚，只是代表美术史学科刚开始系统化时的思想水平，新一代历史学者应该以更复杂、更严密的历史叙事取而代之。

库布勒教授的著作发表以来，一个甲子过去了，更好的“时间的形状”（历史叙事方式）找到了吗？可能暂时还没有。但是至少他的这个观点可以启发我们，历史还有别的读法吗？比如，除了形状之外，历史会有味道吗？

夏商周，是不是有淡淡的青铜器的神秘气味；雄秦盛唐，扑面而来的分明是黄土高原的朔方“霸气”和异域“胡气”（鲁迅：“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辽金元清，那草原绿洲新翻泥土的万物生长的气息有没有、那茫茫林海骏马驰骋的蓬勃贲张的荷尔蒙味道有没有；至于说那鸦片的怪味和男人肮脏发辫、女人小脚体臭混杂出的令人作呕的少数民族王朝垂死气息，晚清则当之无愧……

但是，北宋的味道却是香的。

那是词人的书香，是书家的墨香，是红袖的暗香，是汴河两岸的茶香酒香……

闻香不只可识美人，循香探去，亦可辨政之美恶。

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享有美誉的。在这个重文轻武的朝代，“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统治集团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格局。元朝官修《宋史•文苑传》序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在他的新著《建宋：赵匡胤的奋斗》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演说这个“艺祖革命”的核心，即重文轻武国策的由来、实施和影响。

说到汴河，闲话两句。《建宋》解说了“汴梁”地名的由来：大宋王朝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战国时叫启封，西汉时为避景帝刘启的名讳，更名为开封。开封既在汴河岸边，又属古代的大梁。所以又叫汴梁。宋朝有东、西、南、北四京。北京在河北大名，南京在河南商丘。洛阳因在汴京的西面，所以顺势称作西京。宋太祖时代尚无南、北二京的说法，只有东、西两京。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公元965年（北宋太祖乾德三年），因为年号惹出来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赵匡胤大骂后周时期就并肩战斗的老战友、陈桥兵变的总导演之一、如今的宰相、一直以兄弟相称三天两头晚上凑一块儿喝酒的铁哥们儿赵普。骂还不解恨，皇帝一边骂一边抄起御笔蘸满墨汁，给赵普画了个五花脸。

事情很简单，赵匡胤偶然从一两个读书人大臣那里知道，自己用的“乾德”这个年号，竟然是人家前蜀后主王衍用剩下的。而此前征询赵普，这个睁眼瞎宰相答复的是历史上没谁用过这个年号。

宋太祖痛骂宰相，嫌他无知还不读书，吓得赵普赶紧回家找书读。赵匡胤自己更是率先垂范，平常无事，手不释卷；晚上失眠，也总是手执一卷。东京汴梁开始兴起读书热，崇文之风吹遍神州。

在之后宋太宗、宋真宗的继续倡导下，大宋王朝读书氛围愈加浓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是真宗赵恒的大作《励学篇》。他还亲笔为当时号称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题赠匾额。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北宋文人汪洙编纂的《神童诗》，是当时读书风气臻于极盛的缩影。

“宰相当用读书人”、“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这是宋太祖定的国策。

苏东坡卷入“乌台诗案”，那可是涉嫌诽谤朝廷的大案，多亏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让他能多活几年，多留下一点佳作让我们欣赏感怀。

美男词家周邦彦跟宋徽宗为一个李师师争风吃醋，宋徽宗忍了；周邦彦躲在宋徽宗和李师师的床下偷听，皇帝也忍了；偷听之后还把皇帝与妓女的情话写进词里，满大街去唱；满大街唱也罢了，还唱进大内，唱进皇帝耳朵里，这就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不可忍怎么办，太祖遗训在，也不能杀了他啊，最多就是叫他滚蛋离开京城少来烦人啦。可没过几天皇帝又念叨他，觉得还是他的词好，谁也比不了，于是咽口窝囊气又把他召回来做官，分管艺术。谁叫大家都是读书人都是搞艺术的呢？如此宜居宜业的生存环境，大宋朝的文人艺术家怎么可能会不论斤批发？

当然，这是对文人，对武人可就蛮不是那么回事了。不管您人气多高功劳多大，不管咱理由多么站不住脚、社会效果风险评估有多严重，也不管哪怕您还会写《满江红》《小重山》，照杀不误，日防夜防……

大宋王朝这股难得的香味里，也是有血腥气的。

作者：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