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始，此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走过百年光辉历程。

2021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和国家事业犹如滚滚历史车轮，势不可挡，勇往直前。

回首百年之初，上海的苏州河畔风起云涌，星星之火在沪西落脚——致敬建党百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星火沪西》《火红地标》，回眸并未远去的历史，追忆化作永恒的先烈，寻求初心使命的原初，获得事业人生的启迪。

《星火沪西》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编

《火红地标》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 编

星火沪西

1919年：

赤色风暴起沪西

（节选）

文 | 钱汉东

风起小沙渡

清朝咸丰年间，吏治败坏，官逼民反。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在江南烧孔庙、毁寺院、杀乡绅，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农耕文明。乡绅被迫变卖田地资产，逃往上海租界避难，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只得离乡背井，到上海的工厂做苦力、讨生活。

据20世纪20年代对一家日商纱厂的1924名工人的调查统计显示，来自上海本地的只占12.1%，外地工人占87.9%。日商纱厂的工人主要是来自苏北、安徽农村的妇女和女童，工厂招收她们的原因就是她们吃苦耐劳，在上海又无亲无友，愿意在工资低、生活条件差的日商纱厂出卖劳动力。而华商的纱厂、面粉厂雇佣的劳动力则大都是江苏无锡及上海本地的农民。

在苏州河两岸星罗棋布的工厂中，资本主义企业基本实行自由雇佣制度，如招工头制、私人介绍、临时工等，但有些企业实行特殊雇佣制，如养成工、包身工等，纱厂就是如此。日商纱厂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包身工、养成工等雇佣方式残酷剥削工人，劳工命运悲惨。

当时的革命家和文人十分关注劳苦大众，他们进行社会调查后撰文反映工人工作、生活的现状，抨击时弊。《上海伙友》于1919年10月10日刊发了陈独秀的文章《劳动者没有休息的日子》：“我们中国劳动者的苦况达于极点了。比较外国不啻云别霄壤。试看每天工作十二时，手足并用何等勤俭、耐劳、忠心，专制家还是丝豪不加怜惜。”同期还刊发了署名为“劳民”的调查报告《一个揀丝头的工人自述》：“住在小客栈，终日半饥半饱的，穿的衣服是一年四季不完全，不能夠遮冷和避热。做工一天苦似一天，精神上日益萎卧，疲倦，还要生毛病。” 《上海伙友》第二期于1919年10月17日刊发了署名为“公侠”的调查报告《大有榨油公司的内幕》：“本埠小沙渡西苏州路大有榨油公司，是成立了十几年的老公司。这个公司初办时才十万两资本，到现在共达七十多万两了。产品销国内的居少数，大都发往美日西欧等国。这个厂中的工人及专事搬运的苦力，场地极小，共有一千多人。厂房空气不很流通，气闷很要死。这几年死于机轮上工人达20人。厂里对死伤者负有极大的责任。想不到厂里对死者绝不抚恤，对于中伤未死而成残废的，反实行辞歇，其践酷有如是之利害。”

据统计，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有181485人，其中60%在500人以上的大厂做工，密集度很高。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中外黑心资本家不择手段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广大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有压迫就有斗争，小沙渡的隆隆机器声掩盖不了工人们的怒吼。

上海工人阶级从19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曾多次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据相关资料记载，1859年上海码头的华工为反对西方海盗的掠夺，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第一页。据统计，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英商耶松洋行和祥生船厂的工人就为抗议无故克扣工资、任意殴打工人而举行罢工。至辛亥革命的30年间，上海工人罢工共计73次。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工人罢工越来越多，发生100次以上。例如：1911年有2000多名女工参加了上海四家丝厂的同盟罢工；1915年有2万名工人参加了上海人力车夫联合罢工；1916年江南造船厂全体工人罢工，抗议搜身殴辱；1919年有8000多名工人参加了上海三新纱厂罢工。

这些罢工都是以经济诉求为主的自发的经济斗争，规模不断扩大，并趋向同盟罢工、结成工会团体发展。其中1915年的上海日商企业工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奋起罢工，并抵制日货，已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色彩，预示着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意等国家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遭到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6月3日、4日，北洋政府又逮捕北京学生700余人，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学联获悉北洋政府再次大逮捕的消息，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当天下午，各校学生和有关人员纷纷上街演讲求援，并挨户动员商店罢市，甚至长跪请求店主关门停业，以声援被捕学生。上海商界于6月5日起开始罢市。

6月5日上午，日商内外棉五厂的工人们都在车间议论上海罢市的消息。一名工人准备到热水槽泡饭，突然见到日本人拿瓶子往槽里倒东西，认为日本人是在投毒，便惊呼：“不好了，东洋人在水槽放毒啦！”工人们闻讯立刻关车，与日本领班发生纠纷。戈登路的英国巡捕接报后赶来，挥舞着鞭子强令工人开车，而日本资方怕机器损坏，要工人出厂。工人李凤池高呼“不替仇人做工”，工人们便从厂里蜂拥而出，联络了附近的日商内外棉三、四厂的工人，集体上街示威，声援北京学生。下午，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杨树浦日商上海纱厂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的工人也奋起罢工，罢工规模达2万多人。

6月8日，日商内外棉七、八、九厂的工人也加入大罢工的行列。

6月9日，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小沙渡日商内外棉厂的1.5万工人进行同盟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海员工人也加入大罢工行列，12艘装满货物的办好海关手续的轮船全部停泊在码头；沪西美商奇异灯泡厂的工人也罢工，在劳勃生路示威游行；外商上海电话公司约500名中国工人宣告，罢工期间不替任何日本人接通电话；沪杭、沪宁两线铁路的工人举行同盟罢工。

机器停止转动，电话呼唤不应，海陆交通断绝。成千上万的工人走出工厂，上街示威，其他市民也自发加入游行队伍。

至11日，11万上海各行各业的工人汇成了政治大罢工的洪流，辐射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天津、济南、武汉、湖南、南京、扬州、镇江、杭州、宁波、厦门、芜湖、安庆等地也纷纷罢课、罢市和罢工。

上海淞沪军使卢永祥会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于6月8日急电北洋政府，请罢去曹、章、陆之职，说是“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6月10日，天津总商会拍给北洋政府的急电中说：“……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堵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沪西工人“六三”大罢工

上海“六三”大罢工震惊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6月7日起，北京被捕学生陆续被释放；10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免除亲日派卖国贼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巴黎的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约签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了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住处，坚决要求中国政府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和会，宣告中国人民的抗议和拒签巴黎和约的胜利。

自此，沪西工人运动开始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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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沪西，誉满天下

“六三”大罢工中，工人阶级展现了强大的阶级力量，小沙渡的工人们引起了不少革命家的重视，让他们看到了解救中国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在五四运动中领导杭州学生清查日货，声援北京，并创办了《浙江新潮》，后因刊出施存统的《非孝》一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1919年秋冬之际，《浙江新潮》被迫来到上海印刷，俞秀松亲自来沪安排出版事宜，间隙也可能到小沙渡了解工运情况。这是俞秀松继子俞敏了解到的情况。俞秀松等共产党人倡导“脱下长衫”，到工人中间去认识工人、团结工人，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秋，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湖南青年李启汉，受党组织委托来到沪西，在小沙渡地区开展组织工人的活动。李启汉在槟榔路锦绣里（今安远路62弄）的一座日式二层楼房内开设学校，分早晚两班给工人上课，故称“工人半日学校”。沪西小沙渡的工人半日学校，开办时间早于北方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是全国第一所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办的工人补习学校。

党的一大后，同年8月，在工人半日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工人补习学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任校长。1922年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成员嵇直到小沙渡地区开展工作。1924年5月，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东京路劳勃生路（今昌化路长寿路）拐角处开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委员项英和邓中夏的指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孙良惠任主任，嵇直任秘书。俞秀松、邓中夏、项英、刘华、蔡和森、浑代英、杨之华、李立三等都曾到俱乐部讲课，宣传革命，组织群众。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在小沙渡的日商纱厂爆发。五卅运动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并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从而揭开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岁月悠悠，这些都是后话了。

波澜壮阔的沪西工人运动告诫世人：没有人天生甘于被奴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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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沪西》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编

978-7-5760-1837-0

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上海普陀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本书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书写普陀的革命历史，集中展现建党前后的沪西人民战斗史特别创作，主要以普陀红色史实为基础，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塑造了一系列工人英雄的形象。

火红地标

【火红地标】

  • 中山北路3663号

大夏大学旧址外景近况

【内容概要】

坐落在普陀区境内的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是 “大夏大学”。如今华师大校园内仍然保留着的教学大楼“小白楼”（或称“文史楼”），记载着大夏大学艰辛的办学历程和光荣的革命历史。

1923年，福建厦门大学一些进步师生反对校方实施殖民奴化教育，遭到校方强力打压。次年5月，300多名师生奔赴上海，筹建新校。他们租用宜昌路115号作为临时宿舍，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致和里作为师生员工宿舍，小沙渡路201号（今西康路）作为校本部。9月20日，在槟榔路潘家花园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9月22日正式上课，10月22日成立校董事会，以“大夏”为校名。“大夏”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不久，校方在胶州路租借土地，开始兴建校舍。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大夏大学20余名学生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原来的校舍也被租界英军占领。学校被迫迁到槟榔路（今安远路）临时校舍上课。是年9月，位于胶州路301号的新校舍落成，学校随即全部迁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学生人数的激增，1929年3月起，校方陆续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今中山北路）购地三百亩，兴建新校舍，建成了包括“群贤堂”在内的一批建筑。第二年扩建，爱国企业家棉纱大王荣宗敬赠捐丽娃栗妲河给校方。

大夏大学鸟瞰

1930年的群贤堂

大夏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教授包括了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曾昭抡、朱经农、程湘帆、艾伟、邵家麟、吴泽霖、王蘧常、马宗荣、夏元瑮、谢六逸、吴泽、周昌寿、姚雪垠等知名学者，大夏大学获享“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

大夏大学从创建到发展，一直生息在沪西小沙渡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4年大夏大学创办后，即建有中共党的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地点设于劳勃生路（长寿路）致和里。建国后第一任中共沪西和普陀区委书记吴亮平就是当年大夏大学学生和学校党支部成员之一。

大夏大学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是推进沪西工人运动的堡垒之一，革命先驱恽代英在该校任教过程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学子参加沪西工人运动。1925年5月15日，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枪杀，大夏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人暴行，声援工人斗争。5月30日，大夏大学学生又参加了南京路抗议活动，遭到公共租界的血腥镇压，有20多名学生被捕。6月4日，学校被勒令迁出租界，校本部也被英军占领。1927年2月20日，大夏大学爱国学生在沪西小沙渡一带宣传、散发传单，声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其间，3名学生遭军阀李宝章大刀队逮捕，陈亮、陈骏两名同学在曹家渡惨遭杀害，“陪斩”的胡宏模血溅衣襟，被扣压在龙华看守所。大夏大学图书馆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前，还一直悬挂陈亮、陈骏两烈士的遗像。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大夏大学被迫内迁，并与复旦大学合并成立“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辗转江西、重庆、贵州各地。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回迁到己被战火严重毁坏的上海校区。解放战争期间，学校师生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〇”斗争。大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郭莽西，因揭露腐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被捕，受尽酷刑，在5月20日上海解放前夜被杀害于宋公园。

大夏大学学生在“五二〇”走上街头

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10月16日，以大夏大学原址为校址的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成立暨开学典礼。

《火红地标》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普陀区档案局 编

978-7-5760-1838-7

本书为“苏州河红色印记”系列丛书中的一册。通过对1919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沪西地区（普陀区）45个革命旧址或遗址的梳理，深入挖掘与其相关的党领导的红色工运和革命斗争史料，图文并茂，为广泛开展革命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高质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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