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商业的产生是必然的。商业是社会劳动力高度分化的产物。原始社会的人，大部分都属于自产自足，等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地步，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就产生物品的交换，于是就形成的商业。最开始商品的交换是以物易物，并没有一个合适的价值衡量标准，于是社会就开始寻找一种稀有的物品当做一般等价物。在中国古代，一般等价物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演变，从最开始的贝壳，到后来的贵金属，最后发展为纸币。商业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蓬勃发展起来。

古代中国社会，商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可是商人的社会地位却一直低下。社会被划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也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人群。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他背后的根本原理是什么呢？商业在不同的朝代又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先秦大家对商人的看法

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商人的态度还是很尊重的。孔子有个得意弟子叫做子贡，很有生意头脑，做生意很出色，是个成功的商人。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问老师：“贫穷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富足时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回答：“可以。但是不如贫穷时仍能乐道，富贵时也谦逊好礼。”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在孔子眼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每个人都有他本身的定数，如果贫穷时能够乐道，富贵时能够好礼，那是很让人称赞的。

贫穷和富贵都只是外在的展现，跟道德没有关系。所以在儒家眼里，如果能够在商场上有一番作为，内心里也坚守着礼的秩序，才算是一种很好的追求。

与孔子几乎同时期的墨家，对于商业也很是赞颂。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子所追求的生活状态是“兼相爱交相利”，呼吁在一种平等友好的商业环境里相互取得利益，其实墨子所代表的思想是为底层的手工业者发声。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并且有出现重农抑商的现象，墨家观念里，也是非常尊重商人的。

直到战国后期，商人的力量变得很庞大，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金钱去左右政治，最典型的就是吕不韦的“奇货可居”。

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商人，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捕捉到了被困于赵国的异人，所以就利用手段将囚困在赵国的异人救出来，并介绍给华阳夫人做儿子，后来又顺利的当上了秦朝的皇帝。通过他的这一番操作，吕不韦也顺利地当上秦国的宰相。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商人不断干预政治，商人对于王权的影响过大，肯定会侵犯皇上的权威。这时候法家思想开始展现出来。

法家对于商人的影响

法家强调的是依法治国，通过暴力管控去贯彻国家的意志。其中法家一条重要观点就是“上尊而不侵”，法家要时时刻刻维护皇帝的权威，不能让君王受到伤害。这时候，商人在法家眼里就会变成头号敌人，因为商人会通过财富来影响君王。为了防止这样的现象，商人一直处于被压制和打压中。其中法家的商鞅和韩非，对于商人的抑制更加明显。

商鞅原名叫做卫鞅，也叫公孙鞅。他在秦孝公期间实行变法。其中变法的核心就是奖励耕战，还规定秦国的人都必须务农，不能够经商，对于经商的人，需要交最高的税。因为在法家眼里，商人的利润比耕地的高很多，如果大家都去经商，就没人种地，社会就不好控制。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对于商人更是仇恨，在他的《韩非子》里面曾经表达过：国家有五大蛀虫，其中之一就是商人。所以，自从法家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以后，商人就一直是被压抑的状态。

对于一些国家命脉的产业，一直都是国家专卖的。法家桑弘羊所提出的盐铁专卖制度，就是只有将国家的命脉财富掌握在手中，才能够对于社会的管控更有威慑力。法家出现以后，古代中国的制度都奉行着“外儒内法”，法家的影子一直都没有消失。所以对于商人的压制也一直都在继续下去。

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从地理条件上看，古代中国是一个全封闭的地理地貌，中国的北面是草原荒漠，东边是浩瀚的大海，西边有帕米尔高原。西南以及南面有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这样的地势让古代的人只能在必须的局限地域来获得资源，而农业才能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

虽然商业的利润很大，但是它换不回来粮食，所以为了生存的需要，国家必须实行重农抑商的方式才能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

从政治上面来看，法家是以暴力管控为前提的，需要从外界掠夺大量的资源。所以，需要对于本国人民有着强大的掌控和调动能力。如果商人太有钱，他们对于政府的依赖性就会很弱，就会削弱政府的掌控力，从而使国家能力降低。所以，在法家眼里，必须压制商人才能保持君主的权威，也能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宋代以后商业的发展与演变

在北宋时期，商业却出现了的空前的发展。虽然商人的主流意识里还是处于末流，但是朝廷却没有对商人有很大的压制。这就形成了宋代商业的繁荣。宋朝的商人不被压制，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宋朝的军事能力很弱，对于社会的调动能力也比较弱。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因为兵变而黄袍加身，但是他做了皇帝以后又害怕别的大臣向他一样再来一次“黄袍加身”，于是就有了“杯酒释兵权”。然后对于军中的将领也有着各种的限制，从此宋朝的军队总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现象。因此，宋朝的军事能力也就下降了。在宋朝中期，商业发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产生说明在宋朝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足够迅猛，金属货币已经满足不了商品流通的需求量，所以用纸币来代替。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商业盛况。与此同时，商业的发达，也带动了酒楼茶馆的兴起，在酒楼茶馆里饮酒作乐，文雅之人编词作曲，宋朝的词也开始流行起来了，成为了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标志。

在宋朝的人都很富有，同时国家对于民间的调动能力却显得很弱，所以宋朝在经济上很富足，在军事上却是一个很弱的国家。因为其政府军事上的臃肿羸弱，对于社会上的控制和组织也比较弱，不能很好地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宋朝的民众普遍都有钱，所以民间对于政府的依附度比较低。宋朝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和平，就因为其商业的发达，国家很有钱，辽国虽然占领了燕云十六州，但也为大宋设置了一种保护屏障。

虽然不同的时代对于商人有不同的约束程度，但是在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商人一直都是富而不贵。社会的很多的权利都是划分阶级的，你在哪一个阶级就只能享用哪一阶级的好处。即便你很有钱，但是你却不能享受尊贵的社会地位和享受特有的权利。就像乘坐轿子，你必须按照自己的阶级来享受对应的待遇，几个人抬轿子，轿子的布料应该是什么样的，都规划得特别详细。

在明清时期，抬轿的分为“二人抬”“四人抬”和“八人抬”。民间的只能用“二人抬”，就算你富贵也不行，因为这就是社会制度的等级森严。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商人就会想办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人们也就只好用钱去换取一些地位。最普遍的就是用钱去换官，然后获得社会地位。这在古代叫做捐纳制度，捐纳制度在古代很常见，这也满足了商人想要提高地位的需求。

到了明清两代，艺术品和奢侈品在商人们的推动下变得特别的兴盛，很多时候，商人们把自己打扮像是个文人，附庸风雅，品酒作诗。他们也是通过这一种方式，来让自己改变阶层，让自己向上流的社会多迈进一步。

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是源于中国的特殊地貌和国家的统治需求决定的。因为中国的全封闭的地貌，只能限区域获得资源，所以不得不奖励耕种，从而解决温饱问题。而最早开始提出“抑商”的并不是儒家，而是法家。

法家依靠暴力管控为前提，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维护君王权威。在法家看来，商人的能力越大，皇权对其的影响力就会变小，所以法家是“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贯彻者。虽然在古代，商人一直不被重视，但是它有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型，可以冲破权力和观念的限制，把历史渲染的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