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琦善继续拖刀计时，2月13日，回到广州的琦善，又收到道光于1月30日发出的谕旨，谕词严厉，云：“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受逆书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737页。）

这真个是刚才义律面前吃了憋，接着又被道光狠揍一闷棍。

琦善这下也明白，自己这一直春风得意的政治生命，即将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坠入痛苦的深渊里。新的将军、参赞即将到来，自己被黜，已成定局。

在明白了这节后，琦善终于下了那个他之前迟迟不敢下的决心，2月18日照会义律：“本大臣爵阁部堂，本欲备文商酌，因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可，即行办理。办此先行照会，即已承平，务望等待。倘再如上年之不候回文，即行滋扰，则前议一切，皆归乌有。本大臣爵阁部堂，万难再为周旋”

因为自己一旦不签，义律此时发起进攻，广州必然难保，清军的援军到来，得到的很可能就是一堆废墟。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清军下一轮战端打响前，尽可能推迟英军的进攻时间。

于是这位清王朝糊弄高手，虽然明白自己即将下课，但还要把糊弄进行到底。

可是义律，是不可能再给他糊弄的空间了。二月十九日，英军舰开往虎门。

得知英国军舰动向，琦善十分着急，急派通事鲍鹏带书信两封，面见义律。一封信重申以前的意见，另一封信则答应从原先的“只许香港一隅”扩大为“许他全岛”。

琦善叮嘱鲍鹏，若义律态度蛮横，毫无和谈诚意，后一封信便不要递交。

眼见义律的战舰已经开拔，炮弹已经上膛，战事不可避免，于是，鲍鹏未向义律出示后一封信，而是将它带了回来。（丛刊本《鸦片战争》，第三册，第250、251页。）

好了，之所以在广东谈判这个环节花费这么多笔墨，主要是英国人占据香港，对中国而言，是一件世纪大事，而从这个过程来看，中国起初根本就没有割让过香港给英国，退一万步说，就算琦善签字同意割让，也只是琦善私人的许诺，并无法律效力，更何况，琦善根本就没有签字呢？所以说，香港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全是英国人讹诈加强占而得。

流传后世、众说纷纭的所谓《川鼻草约》，其实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以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人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

所以说，《川鼻草约》不仅事后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即便当时也并没有签订。所谓的“订立”、“签订”、“签字”等说法全是子乌虚有的事。

而作为和琦善周旋半天的老对手义律，其实也和琦善一样，里外不是人。

甚至，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布的“公告”，非常不满地说：“别忘了，我们的海军如此强大，我们可以告诉皇上我们要获取什么，而不是由他来说他要割让什么！”（比钦，127页）

他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象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当时，这种条约即使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305页；《附录》（八）第735页。）

就连义律的老领导巴麦尊，对义律的表现也非常不满。还满腹牢骚地对英国女王说：“义律大佐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舰队的行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可以自由规定条款的时候，他好象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维多利亚女王书牍》，第一卷，第260页，1841年4月10日巴麦尊子爵上女王书。要看英政府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可参阅本书附录（1）和（2））

英国那狮子大开口的条件，在与琦善的讨价还价后，变成了如此版本，英国方面不满意，其实也正常。

英国女王致函比利时国王时也说：“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条件。”（《维多利亚女王书牍》，第一卷，第261页，1841年4月13日女王致比利时国王书）

英国内阁于4月30日召开会议决，会议讨论结果是：英国政府不能批准根据这个初步协定所订立的任何条约，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英国人过去所受的损害付出更大数目的赔款”，并且对将来的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舟山必须重新占领，义律大佐必须召回；并且遣派璞鼎查爵士（SirHenryPottinger）前往接替。（《维多利亚女王书牍》，第一卷，第265页，

英国发生的情况，义律也浑然不知，他现在还信心十足，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战，迫使琦善彻底屈服：虎门大战。（以上为覃仕勇、张嵚长篇通俗历史书《风雷激荡七十年》节选，欲知上下文内容，请到专栏阅读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