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时代,“贞观一朝”国力强盛,文化昌盛,政策开放,对外来事物能广泛包容,择其精华而汲取。此时的唐代女装摆脱了袍服的影响,接受外来因素,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前卫的式样,出现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除了基本的上衫下裙搭配外,着男装或胡服也成了当时女性追逐的一种时尚。

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女俑形象,是初唐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女性丰富多变、前卫讲究的着装特点,更是反映出唐代是一个开发的社会,封建礼教对妇女生活干预较少。

妇女穿男装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女着男装体现了唐代妇女性情旷达、不受约束的个性特征和刚强自信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在《新唐书·五行志》中记载：“高宗尚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通鉴》唐德宗兴元元年条胡三省注：“裹头内人在宫中,给使令者也。内人给使令者皆冠巾,故谓之裹头内人。”其所谓裹头,即裹幞头。陪葬昭陵的段简璧墓出土壁画《群侍图》中绘有三女侍形象。其前边一人戴黑色幞头,上穿圆领白色窄袖袍,下着红绿相间条纹波斯裤,足蹬高筒靴,束腰佩囊,女扮男装,双手拱于胸前,施以男子礼。

阿史那忠墓的《捧果盘男装女侍图》中女侍亦身着男装，头戴黑色幞头帽，身穿白色圆领窄袖长袍，下穿红白相间条纹波斯裤，足穿软底鞋，双手捧盘，盘中物品呈莲花形状；女子眉清目秀，清纯可人，腰间束黑色革带，革带上佩挂“承露囊”。

胡服因素的引入则是另一大特点。传统的汉族服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旧唐书·舆服志》）,适宜于乘舆。但在唐代前期,妇女对服式审美的角度并不倾向于褒博,反而比较欣赏胡服。

唐太宗贞观年间,政策开明,经济繁荣,吸引了不同的民族、邦国的使者、僧侣、留学生接踵来到中原,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把异国文明带到大唐。在此期间,胡人文化特别是胡服,使唐朝妇女耳目一新,纷纷效仿。自南北朝起,由于战乱不息,汉人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就特别重视对西方、北方少数民族服装文化的吸收,形成了“杂以戎夷之制”（《旧唐书·舆服志》）的官员服装现象。特别是唐代朝廷废除了官员出外乘车的制度,要求骑马,这样一来,传统的汉式服装势必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因而,唐自建国始,官员在一般场合下的服装都比较简洁,其中又更多了一些“胡化”的成分。在朝廷官员服装胡化的直接影响下,妇女也纷纷效仿，着胡服、戴胡帽蔚然成风。不过，妇女在这方面则表现的更大胆开放,基本上都是直接拿来我用。所以当代诗人和史学家,才把她们当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大加渲染。

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墓出土的三彩女骑马俑，身着胡服、头戴“山”字形宝相花纹翻沿胡帽，端庄俊秀，柳眉凤眼，朱红点唇，额前饰黑色花钿，面部圆润丰满。穿圆领连衣窄袖长裙，外套半臂，裙下穿窄口裤，足蹬小蛮靴踩马蹬。左臂微曲，手置腿上，右手置胸前做持缰状，于温婉秀美中平添了几分男子的潇洒与英气。

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出土的“宝”印彩绘釉陶女骑马俑，女俑面貌丰腴、头梳发辫，乌黑的发辫反向束于头顶，浓眉、凤眼、朱点唇，眉目含笑，伶俐可人。她身穿朱红色翻领窄袖长袍，翻领为尖角，衣襟、袖口饰团花图案；腰束黑色革带，腰左侧佩戴一椭圆形佩饰，形似唐时女子们喜欢佩戴、用来盛放小物件的承露囊，足蹬小黑靴，神态悠闲、姿态优雅地端坐于马鞍之上，右手自然下垂，左手握拳曲于胸前，呈现出一幅美少女骑马出行游玩时那种轻松自然、怡然自乐的神态。

郑仁泰墓还出土一件彩绘釉陶女立俑，女俑头戴翻沿胡帽，帽沿纹饰精美，上穿圆领窄袖长袍，束腰，下穿红白相间波斯裤，立于白色踏板之上，浓眉高鼻，圆脸朱唇，拱手站立，表情严肃。

胡服的特点是：领袖窄小,腰间系革带,头戴毡帽或皮帽,脚蹬靴,穿小口裤,适宜于骑射。唐时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对妇女束缚较少,女子常骑马出外郊游,所以喜着胡服胡帽。

唐代妇女丰富多彩的服饰在昭陵文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实生动地记录着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这正是昭陵文物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体现,也是对大唐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进一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