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中国》：“我们写现代诗，不读波德莱尔，那是不可想象的。”|巴尔扎克|徐志摩|恶之花|戴望舒|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与中国

Baudelaire

2021年是波德莱尔诞生两百周年，也是诗人被正式介绍给中国的第一百周年。

《波德莱尔与中国》一书回顾了一百年来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接受史，揭示波德莱尔是如何影响包括徐志摩、戴望舒、食指、北岛、柏桦、树才等在内的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的。

Baudelaire

“现代诗”还有戏吗？

——纪念波德莱尔诞生二百周年

波德莱尔：忧郁的反抗者

我们写现代诗，不读波德莱尔，那是不可想象的。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已经63岁。父亲去世那一年，波德莱尔才6岁。与父亲相伴的这6年，应该是波德莱尔幸福的童年时光。去过巴黎的人都知道，市中心有一座非常美的花园叫卢森堡公园。波德莱尔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那里玩。作为画家的父亲，很有魅力，又有教养，也经常带波德莱尔去看各种美术馆。卢森堡公园里，站立着很多优美的雕像，父亲会给他讲那些雕像的故事。波德莱尔死后，因为《恶之花》给他带来的盛名，他也化身为雕像，站立在公园的一块绿草坪上，仿佛他又回到童年时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每次去巴黎，必访卢森堡公园，潜意识里我就是想去拜谒波德莱尔的雕像。只见他面容清秀，目视远方，一只手斜在上衣胸口前，路过的风能听懂他沉默的语言。

波德莱尔的母亲卡罗琳·杜费斯结婚时，年仅26岁。母亲性格忧郁，感情细腻，在伦敦受过教育，很有文化修养。波德莱尔6岁丧父，他同年轻的母亲相依为命。正当幼年的波德莱尔享受这一段“充满母性柔情的好日子”时，年轻的母亲却改嫁了。继父雅克·欧比克是一位军人，当时的军衔是少校，后来一直升到少将，还做过大使。先是幼年丧父，旋即母亲改嫁，这两个事件，对波德莱尔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作用。精神分析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性格在童年经历中烙下最深的印记。

当然了，母亲改嫁不是7岁的波德莱尔能阻拦的，但他肯定不乐意。他后来说过这么一句话，意思是，有像我这么敏感的一个儿子，做妈妈的不该改嫁呀！这显然过于苛刻。因为改嫁是符合常情的，对母亲来说，甚至是幸运的。但7岁的男孩子有他尚未成形的心理结构，有他个人的理解角度，他会觉得母亲对他的爱被一个闯入者抢走了。据他自己说，新婚之夜，他把新房的钥匙扔出窗外。这就是一个7岁男孩的反抗行为。

波德莱尔随继父一起生活后，幸福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我相信，隐秘的抑郁，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波德莱尔身上表现得很明显。这一点从波德莱尔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来。生父去世后，他和年轻、温柔、美貌的母亲一起生活，感到非常幸福，之前他不得不跟生父一起分享妈妈的爱。不过，这种天堂般的生活只持续了一年，母亲就给他找了一个继父。波德莱尔后来生活中所有不可思议的反叛行为，比如跟他深爱的母亲失和，通过各种方式对抗他的继父，都可以从这个经历中找到源头。

波德莱尔学业优秀。拉丁语、修辞、作文等都很出色。但他在日记里透露，他非常孤独。即便身边都是同学，他仍然感觉自己命中注定永远孤独。孤独，成了波德莱尔内心过早体味到的东西。确实，诗人的嘴里离不开孤独，但生活中却受不了孤独。诗人的孤独比别人更猛烈，也更有杀伤力，所以他也必须比别人更快找到稀释孤独的方式。

转眼间，波德莱尔高中毕业了。面对要上的大学和未来，波德莱尔的继父希望他走仕途，但波德莱尔不肯。他宣布：我要成为一名作家！一八四几年的时候，想成为一名作家，这对一个官员家庭来说，相当于一个丑闻。也许波德莱尔觉得自己羽翼丰满了，开始反抗继父。于是，父母悄悄安排了一次远行，让波德莱尔坐上邮轮到印度去。为什么呢？继父在外交界有一些朋友，他希望儿子在印度得到历练，回来后应该可以谋得一个外交职位。但波德莱尔登上邮轮后，只到了留尼旺岛就不走了。9个月后他返回巴黎。他自负地宣称：“我口袋里装着智慧回来了。”

回巴黎后，波德莱尔到了领取遗产的法定年龄。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将生父留给他的10万金法郎全部领走。这是一笔巨额财产。一个理性的人会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波德莱尔把遗产的使用也当作一种反抗方式。他过上了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两年过去，遗产花掉了一半！继父跟母亲商量，不能让这个浪荡子再这么奢侈下去。未经波德莱尔同意，他们就找了一个公证人。公证人在法国非常有分量，有点像法院执行人这种身份。继父请公证人来管理剩下的财产，规定每个月只给他200法郎。波德莱尔只能接受。糟糕的是，欠债还不上了，他成了一个负债之人。

现在该怎么反抗呢？苦闷、喝酒……或者自杀吧。波德莱尔还真的自杀过一次，但他的自杀方式有点可笑。1845年6月30日，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水果刀，狠狠地扎了自己一刀。虽说鲜血四溅，但死是死不了的。他想以此来反抗父母这个见鬼的决定，但他还是没有力量把它掀翻。自杀未遂，他只好回家跟父母生活了一段日子。不过，波德莱尔很快就决定再次离开这个资产阶级家庭。这次是彻底离开了！他搬进了拉丁区，跟一位混血姑娘让娜·杜瓦尔住到一起。杜瓦尔是一个小剧场的演员，也就跑跑龙套，但她魅力十足。一方面，她拥有所有美人“恶”的地方，懒惰、撒谎、粗俗；但另一方面，她非常漂亮，情色饱满，能给人带来感官的极乐。波德莱尔一辈子都没有结婚，长久相伴的，就是这位“黑维纳斯”。

尽管在文学界赢得一些虚名，波德莱尔却债务缠身。比利时成了他想象中的避难所。1864年6月，他抵达布鲁塞尔。他很天真，想通过演讲和出版作品来赚钱。如意算盘落空了。波德莱尔最后两年的生活是凄惨的。1866年3月的一天，他同两个朋友一起游览那慕尔的圣鲁教堂时不慎摔倒，导致昏迷、失语和身体偏瘫。

母亲把他接回巴黎，他在杜瓦尔医生的诊所里住院。不少朋友前来探望，圣勃夫、邦维尔、勒孔特·德·李尔等。保罗·莫里斯夫人还特地为他演奏瓦格纳的音乐。为了减免住院费用，诗人朋友们还为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雨果、巴尔扎克都参与了，连讨厌他的梅里美也签了字。最后，波德莱尔是在失去语言的哑巴状态下死去的，弥留时间很长，很痛苦。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死后被葬入蒙巴纳斯公墓，不得不和他痛恨了一辈子的继父欧比克挨得很近。

波德莱尔

《恶之花》的绽放与天才的凋零

“恶之花”这个名字是翻译过来的。法文是《Les Fleurs du Mal》。懂法文的人一看就知道，Fleur（花）在这里是复数，不是单数。恶（Mal）是一个抽象名词。“恶之花”这种译法让“花”成了单数的抽象之花，从而失去了“花朵”的直观形象和芬芳的香味；实际上，这“花”更是“恶之众花”，是可触可闻的鲜花。波德莱尔用心血栽种和浇灌的这些语言之花，不见得跟“恶”有什么关系，但每一朵都是芳香诱人的。它们的香味是奇香、异香，一种扑鼻的浓香，一种麝香那样的极致之香。

波德莱尔把《恶之花》题献给了当时的大诗人戈蒂耶：“我怀着最谦卑的心情，把这些病态的花献给严谨的诗人，法兰西文学完美的魔术师，我亲爱的、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泰奥菲尔·戈蒂耶。”在序言里，他还说：“我写诗之前，法国诗歌的国土已被瓜分完毕！”那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决定做一个现代的、强悍的人，去描述巴黎人的生活。古典诗歌有匀称、深厚、优美、雅致的特点，不光中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都这样，这是通则。到现代社会，人本身被改变了。波德莱尔意识到，这些现代人，才是他书写的主体。现代人的不安、恐慌、烦忧，成了波德莱尔笔下的书写对象。

《恶之花》让波德莱尔重新发现了“美”。他打破了传统的善恶观，认为“恶”具有某种双重性，既有邪恶的一面，但又散发着一种异常的美。诗集中的一百多首诗，“教”我们用新的目光去品味恶中之“美”。而这种“美”同“现在”或“此刻”有关。在《1846年的沙龙》一文中，波德莱尔写道：今天，很少有人愿意赋予“现在”这个词以真实的、肯定的积极意义。他强调“现在”的价值，但又赞美作为“美的源泉”的个人感觉。这说明，波德莱尔对美的理解，是建立在对“现在”的“个人感觉”的基础之上的。

1857年7月11日，《恶之花》面世。《恶之花》是波德莱尔最重要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法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这是波德莱尔的生命之作。他自己说：“在这本书中，我放进了自己所有的心、所有的柔情、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仇恨……”这本诗集让他一举成名，也给他带来数不清的非议、指责和围攻，最终惹出一场官司。他的诗作比如《给一个太快活的女人》《下地狱的女人》，有人读了，根本就接受不了。面对这样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的愚蠢马上露脸了。一个叫居斯达夫·布尔丹的记者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波德莱尔的诗“亵渎宗教、伤风败俗”。也有人替他辩护。在1857年8月20日进行的诉讼程序中，辩护人以缪塞、莫里哀、卢梭、巴尔扎克、乔治·桑等著名作家为例，指出“肯定恶的存在并不等于赞同罪恶”，但这并没能让充任起诉人的代理检察长信服。审判结果：“亵渎宗教”的罪名未能成立，“伤风败俗”的罪名成立。波德莱尔和他的出版商布莱·马拉西斯遭到惩罚。诗集中有6首诗（《首饰》《忘川》《给一个太快活的女郎》《累斯博斯》《该下地狱的女人》《吸血鬼》）被判必须删除，还遭罚款300法郎。这一审判结果完全出乎波德莱尔的预料。他还以为会被宣告无罪呢！更让他感到耻辱的是，法庭居然用对待罪犯的字眼对待一位诗人。雨果倒是写信给波德莱尔打气：“把你的手递给我。至于遭受迫害，这正是伟大之处。加油！”你们猜一猜，这一判决是什么时候被法国最高法院撤销的？将近一百年——1949年5月31日。

1861年，《恶之花》第二版出版。波德莱尔不得已删掉了6首诗，但又新添了35首。第二版获得了巨大成功。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诗人欣赏他，把他视为一个诗派的领军人物。后来成为大诗人的马拉美、魏尔伦，还专门写文章赞美。但对波德莱尔来说，赞美似乎来得太晚了！由于病痛折磨，他已感受不到什么喜悦。他这样回应年轻诗人们对他的致敬：“这些年轻人……让我害怕得像一条狗。我只想一个人呆着。”

然而，诗人又是多么在乎荣耀！波德莱尔居然认为自己能进法兰西学院。1861年12月11日，他提出申请做候选人。这一申请让维尼和福楼拜觉得正当，但让圣勃夫感到不舒服。波德莱尔相信，他的候选是对纯文学的一种捍卫。幸亏他听从了诗人维尼对他的忠告：他的位置不在学院。他最后撤回了申请。

波德莱尔一直同他的经济窘境作斗争。1858年，继父欧比克去世。母亲试着重新接近儿子，但波德莱尔宁要困难的自由，也不愿同母亲一起过家庭生活。他同母亲的关系，有点类似他同情人杜瓦尔的关系：时分时合，分分合合，交替进行。

面对不被理解，波德莱尔说：“只有绝对居心不良的人，才会不理解我的诗的有意的非个人性。”请注意，“非个人性”是个关键词。波德莱尔的诗，每一首读来都有一个主人翁“我”，但波德莱尔真正的意思是，一首诗因为是语言的杰作，一定有“非个人性”，而这个“非个人性”恰恰就是人类性。这一点后来被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阐述为诗的“不及物”关系。人都有个性，但诗人在表达个性时，恰恰是通过这种隐匿个性的方式，是一种“非个人性”的方式。

我认为，大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圆满完成的诗人，有生之年所有能得到的都得到了，所有能探索的都探索过了，才华充分发挥，作品受到公认，比如瓦雷里；另一种是天才早死的诗人（完成的诗人一般不会是天才诗人）。我们会说波德莱尔是天才，兰波是天才，或者海子是天才，但不会认为北岛是天才。天才通常有一个不幸的特点，那就是早死，但他们都死在节骨眼上。这个节骨眼，就是对他们的天才的验证。当然，并不是所有早死的诗人都是天才。

人生都追求美。物质上的美，有钱了，吃得美、住得美、花得美。这是浪荡子的生活。但还有精神上的美，这个美意味着，别人不敢去品尝的东西，他也要品尝。按照巴塔耶的说法，这叫危险体验或者极限体验。很多诗人，有生之年只追求功成名就。这是从一开始就弄错了方向。功成名就，并不是天才的标志。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有自由的勇气，有反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量，有品尝危险体验、极致体验的行动能力，这才是天才的标志。

（节选自树才《“现代诗”还有戏吗？

——纪念波德莱尔诞生二百周年》）

Baudelaire

《波德莱尔与中国》

以一部诗集改变世界文学景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深远的法国“恶魔诗人”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传播与接受史。

《波德莱尔与中国》

杨振主编

978-7-5760-1606-2

88.00元

本书主编杨振师从法国著名的波德莱尔研究专家安德烈·纪尧教授，阅读了大量波德莱尔作品，熟知国际波德莱尔研究的最新进展，并有关于波德莱尔研究的文章在中、法两国学术期刊上发表。

本书收录了波德莱尔研究专家郭宏安、刘波、李金佳、李欧梵、陈建华、张历君教授的访谈，为国内的外国文学接受研究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读完本书，读者可以对“现代主义的鼻祖、象征主义的宗师”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风格以及他在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了解，对什么是现代诗也会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化符号。本书回顾波德莱尔在中国的百年历程，揭示诗人如何被中国读者阅读、翻译和评论，以及他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产生的影响。

本书由“文苑之声”“学苑之声”“历史回眸”和“访谈”四部分组成。前两部分收录了文学史、学术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诗人、波德莱尔研究专家、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作品，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波德莱尔在二十世纪20至70年代中国接受的代表性研究，第四部分则以访谈形式为波德莱尔在当代中国的接受留下鲜活记录。

本书同时注重史料搜集和理论思考，突出波德莱尔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知识建构与传播的世界性，彰显独立思考、开放包容的文化价值。

主编简介

杨振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法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及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现当代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中国中法文学、文化关系研究。

向上滑动查看

杨振：波德莱尔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代前言）

文苑之声

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记念

徐志摩：译菩特莱尔诗《死尸》序（附鲁迅《“音乐”？》一文)

梁宗岱：象征主义

陈敬容：波德莱尔与猫

戴望舒：翻译波特莱尔的意义——《恶之华》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