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洪晓文

革命者将如何奔赴光明呢？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参与新文化运动，1922年至1926年深入中国基层进行广泛的社会活动，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直至1927年4月28日为革命牺牲。其间浩浩荡荡十余年革命征程，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民众所熟知。电影《革命者》将主线聚焦在了38岁的李大钊生命中的最后38小时，银幕上紧张而沉重的倒计时让这段百年前的故事更显悲壮肃穆。

以往的人物传记片常常是按时间顺序回顾主人公从小到大的重要经历，以平铺直叙的方式直观地体现人物的成长与命运转折。这部电影则另辟蹊径，采用非线性叙事技巧，打破时间轴结构，以李大钊个人的情绪逻辑为线索，还原这位革命先驱光辉壮烈的一生。所以我们会发现，相比其他的传记片，这部电影的抒情色彩更为浓厚，叙事场景随着李大钊在牢狱中的个人遭遇和回忆之间不断切换，以跳转的片段呈现其1916年至1927年参加革命的故事。如导演徐展雄所言，这更像是一部“史诗片”，而非单纯的史实记录。

为了让影片的“史诗”感更浓厚，编剧还设置了许多诗化的独白台词，句式铿锵有力，字词朗朗上口——如李大钊在狱中的内心独白，“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我的脚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锋处上，或许有一天黑暗会把我吞噬。可是为了人民，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我，我愿意去直面黑暗，因为我相信，终有一天阳光铺满整片中国大地，我坚信！”这样的语言设计不仅将李大钊英勇就义之前心中不灭的理想主义精神具象化呈现，也很好地贴合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极高的文学素养，让百年后的普通观众也能够跨越时空，与片中的历史人物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

可以说，这是一部选材经典而拍摄手法非典型的革命电影。与许多革命影片以当代观察者视角讲述英雄人物故事不同，《革命者》以同时代人物的角度出发，还原妻子、儿女、革命同仁、学生、各行业工人代表、平民百姓心目中的李大钊。他是常年在外奔波难得着家的丈夫，是孩子榜样的父亲，是站在最前线的革命领导者，是孜孜不倦传道解惑的老师，是浩浩荡荡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是致力于为平民百姓遮风挡雨的觉醒者。影片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李大钊之间的交集，让这位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银幕上的形象更加立体而饱满。

除了抒情诗般的对白和剪辑方式外，音乐也成为了电影之外观众与角色共情的推动力。“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歌曲《国际歌》贯穿影片始终，影片对这首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进行了全新运用，在不同的剧情场景里分别通过交响乐、钢琴独奏、独唱、大合唱、童声合唱等不同的形式，将革命事业之不朽、人物命运之悲壮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狱中的李大钊看着小窗外透进来的光线，孤独却泰然自若地哼唱着《国际歌》的曲调；在家中招待登门请教问题的几位北大学生时，李大钊熟练地弹奏起这首歌的钢琴版；李大钊从容赴刑场，一众革命志士在其牺牲前合唱《国际歌》。从独唱到小组重唱，再到大合唱，电影对背景音乐风格的巧妙运用，正暗喻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从星星之火发展壮大为燎原之势。

电影以悲悯低沉的电音版《国际歌》开场，在朝气蓬勃的童声合唱中落幕。片末，11岁的李大钊于正在启动的火车上与窗外的小伙伴挥手告别，“再见啦，我要去远方！”这是童年的李大钊，也是此后千千万万受李大钊思想启迪与鼓舞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青少年，李大钊生命的结局不是走向个人的牺牲，而是中国的新生机。我想，导演之所以没有让电影在李大钊就义的一幕戛然而止，而是倒叙回他11岁远行的场景，或许正是因为李大钊已把点燃的革命火种交到了新一代的年轻人手中，新的故事就此开始。

青春终有时，但总有少年来，革命者永远年轻。“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