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江西省抚州市临川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是抚州伟大的乡贤。

王安石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王益22岁（虚龄，以下同）即考中进士，当过福建建安主簿，江西临江军判官，江西新淦、庐陵和四川新繁知县，广东韶州知州，江宁府通判等官职。王安石12岁开始读书识字，他读书虽晚，但非常刻苦，且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所以进步很快。他善于思考，才思敏捷，写文章“动笔如飞”，无人不服其“精妙”。19岁那年，是他最悲痛的一年。那年的2月23日（农历，以下同）他的父亲撒手人寰，他家无田产，仅靠父亲官俸度日。父亲一死，全家困顿，“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锺山薇”。然而，就在这一年，读书仅7年的王安石与两个哥哥一道考取江宁（今南京）府学生员，且备受学官称赏。庆历元年（1041），守孝期满。他因是官员子弟，且未居原籍，便来到京师汴梁（今开封），参加国子监的选拔考试，考取举人。

庆历二年（1042）正月参加朝廷会试，考取贡士，3月15日和杨置一起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并不淘汰人，只是分出进士等次。参加殿试，只是角逐名次。

杨置是抚州乡贤、著名宰相词人晏殊女婿杨察的弟弟，与晏殊沾亲带故。他的母亲很有文化，父亲早死之后，兄弟俩全靠母亲抚养成人。她教给儿子公正合宜的道理，督责甚严。杨察作文，稍有不合要求之处，立加责打。景祐元年（1034），24岁的杨察参加会试，考到第二名。官府派人来到他家报捷，杨察母亲居然大怒，怪杨察没给她争气，没考到第一名。她对着墙壁说：“这个儿子让我蒙受这般羞辱，居然被人所压。如果二郎（指杨置）将来考试中选，应当不让人压到！”杨察考中进士回来，她也很久都不跟他说话。杨置是安徽合肥人，约生于公元1015年。在母亲的教育下，从小读书用功，才华横溢，名气很大。此次参加国子监考试和礼部会试，都考到第一名。国子监考试如同乡试一样，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殿试过后很多人认为他应当是状元。如果他考上了状元，就成为“三元及第”者。这次殿试是写3篇文章，即《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吹律听凤鸣诗》《顺德者昌论》，其中赋最为重要。考官阅卷完毕，出榜之前，要将前10名向两府（即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和掌管军事的枢密院）通报。殿试过后几天，杨置估摸着考官看完了卷，想提前知道自己的考试名次，就将自己的赋稿送给杨察，要杨察求晏殊去看看他考到多少名。晏殊时任枢密使，官居一品。他第二天进入皇宫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见杨置的赋作排在第四名，出来后就告诉了杨察，杨察又偷偷地告诉了杨置。杨置受母亲的影响，对科第名次非常看重。此时他正与一伙酒徒饮酒，听到自己排名第四的消息，非常气愤，拍着桌子骂道：“不知哪个驴子夺走了我的状元！”仿佛“状元”就是他的私产。

当时考官们选出的第一名是谁呢？是王安石。考官们确定王安石为第一，是经过再三衡量的。可是卷子送给当朝皇帝仁宗审阅时，却发生了变化。

王安石赋作中有“孺子其朋”之言，出自儒家经典《尚书·周书·洛诰》。话里的“孺子”是“小孩”，在此指年幼的周成王；“朋”字是古代的“凤”字，有奋起、振奋之意。这句话是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时说的，意思是：“王啊，你要振奋！”引用这句话本来毫无错误。但仁宗看到“孺子其朋”这四个字，很不高兴，也许是认为这句话是长辈对晚辈说的话，不该引用，也许是认为引用这句话是批评他不振奋，就说“这句话违犯禁忌，不能当天下魁首”。不让王安石当状元，那让谁当呢？一般是第二名升上去。可排名第二的是王珪。他是有官职的人，按大宋科举考试的规定不能当状元。第三人是殿中丞韩绛，也是有官职的人，也不能当状元。考官只好取第四人杨置卷子进呈。仁宗看了，非常高兴，说：“像杨置就可以了！”于是就让杨置当了状元，而让王安石从第一变为第四。杨置骂人时，不知自己已经成为状元。

2月22日出榜了。这天，杨置真是又喜又羞，喜的是他终于不负母亲所望，高中状元，成了“三元及第”者。“三元及第”非常难得，中国古代科举考试700多场，只有13人“三元及第”。所以，“三元及第”是非常荣耀的，众官称贺，万民景仰。羞的是他一时口快骂的“驴”，竟落到自己身上。“一朝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杨置本以为高中状元，以后人生会变得辉煌。可谁知福祸相依，在他高中状元后的两年，他的母亲生病去世了。母亲死后，年仅30岁的他伤心过度，在授官通判尚未赴任之际，就因过于哀痛随母而去了，什么业绩也没有留下，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

王安石靠着自己10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考了第一名，可谁知竟因为引用一句话就从第一变为第四，与状元擦肩而过。这本来是件很令人气恼的事，但他志向远大，“意气与日争光辉”“欲与稷契遐相希”，想成为后稷和契那样的贤臣，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他的理想是要在“世务”领域有所作为，哪里会去斤斤计较科第名次？当他听到自己从第一变为第四的消息，他没像杨置那样拍桌大骂，也从未在人前流露过未得状元的怨念。故时人称赞他“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耶”，把科第名次看成是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事。走上政坛之后，他从九品校书郎干起，一心只想实现伟大的理想抱负，结果路越走越顺当，50岁时当上了宰相，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成为一个彪炳千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