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杀妻案“一审宣判”，结果未出人们所料：“许国利被判处死刑”。要知道仅凭案情的惨烈，人们就知道许国利“必死无疑”，因为“杀妻还碎尸”这种罪行，放在任何情理尺度下，都是让人无法直面的。
说到底，在公域层面早已将许国利判死刑，只不过因为法理程序需要按部就班地厘清犯罪过程，才会等到现在。但是对于许国利及家属来讲，事无巨细的审理和判决过程，却算是必要的救赎等待。
因为在“一审期间”，媒体视角下的许国利及家属确实表现出很微妙的心理变化。作为许国利来讲，甚至还想依靠“精神异常”避免重判，这其中除却有朴素的求生本能，当然还有割舍不下的小女儿（许国利和来惠利共育的孩子）。
与此同时，小女儿也为许国利出具“谅解书”，但更像是许国利这边家属的愿望。只是当“一审宣判”释出后，这一切终归只能算作最后的挣扎。平心而论，在公域层面这段插曲毫无意义，但回到私域层面，即便在不确定性的结果中，许国利及家属在心理上没底。但是就情感的互动来讲，“这一环”却十分有必要存在。
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我们必须承认“杀妻碎尸”是个复杂的过程，尤其对于许国利的心理：应该在案发前后是最扭曲，最虚伪，最煎熬的状态。只是当我们从案情结构析出许国利是“预谋杀妻”时，关于他痛苦的一面也就只能归为“罪有应得”。
所以就算具体的案情将来会被推向市井当作“警示”物料，也依旧跟挖掘许国利的“煎熬心理”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主流的叙事核心都会倾向于“不堪后果”的放大。可对于如杭州杀妻案这类“交叉性”（罪犯的家属和受害者家属有交集）悲剧，却也应该有家属心理层面的叙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判处死刑”不只是惩治的意义，还有冰封悲苦的作用。
诚然如果许国利能“保命”，作为家属（主要是小女儿）肯定有被安慰的一面，但是作为悲苦的消解，便会更为艰难。因为家属但凡想到来惠利的惨烈，就不可能平常心对待许国利的存在，并且两方面总是互相牵扯着。
从这个层面上看待“许国利被判处死刑”，更在于对家属（主要是小女儿）纠结内心的平复，一边是罪恶的父亲，一边是惨死的母亲，就算再怎么强大的家属，也会被不断的撕扯，不断地刺痛，不断的冲撞，直到沉积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悲。
不得不说，“许国利的死”对于家属是个悲苦的斩断过程。起码家属在悼念来惠利的时候，心念上能有极大的平衡，即便也会痛哭，也会怨恨许国利，但是在许国利得到最大限度惩治的情况下，悲剧终归还是可以盖棺定论，直至随着时间成为最不愿提起的悲苦。
另外如果许国利“不死”，作为来惠利那边的家属肯定也是难以安放悲苦的，因为就算理性层面清楚许国利之于来惠利的小女儿的现实意义，但作为朴素的仇恨，终究是难以释怀的，而这也是比较重要的私域纠葛所在。
尤其在国内的仇怨构建上，亲缘关系始终是无法回避的一环。并且就许国利和来惠利而言，在再婚前已经各自有孩子，这种情况下，就算共育子女可以不计较，但是作为来惠利的之前家庭中的孩子，肯定会计较的。
循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判决当中还会牵涉20万元的民事赔偿，就在于来惠利之前家庭中的孩子是要为母亲讨回公道的。只是比起惨烈的案情，20万元大概更像是形式意义上的赔偿象征。
与此同时，作为许国利自身的存在感而言，他除却作为小女儿父亲还有些许活着的意义，但凡回到生活中，无论是自己的亲属，还是妻子的亲属，甚至是周邻，他都将很难被当“正常人”看待，即便他精神层面毫无问题。
从这个层面上看待“许国利被判处死刑”，更像是对“罪恶源”的消解。因为对于惨烈的案件来讲，只有以对等的残酷处理“罪恶源”，才有可能让坏影响得到降解，这里面既存在因果的逻辑，也存在平衡秩序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许国利被判处死刑”早已不再是简单的生命终止问题，而是就他周遭的秩序来讲，只有他的死才能终结他所触发的悲剧氛围，起码从结构上，感受上，叙事上是这样的。至于他自己在案发后的内心纠结，情感困境，大概也只能随着他的死灭，被永远冰封起来，成为自作自受的典型物语，被强调，被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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