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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栋，男，1936年生，江苏东台人。中国画家，高级讲师，副教授，戏剧评论家。著名国画家戈湘岚之子，翻译家戈宝权之堂弟。196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受名师潘天寿、诸乐三、顾坤伯、邓白的授授艺，学业优异。

演艺界流行着一句经验之谈：“关键在于分寸”，“分寸”也就是“度”，可以说任何艺术表现必须要掌握一个“度”，适度便好。度之不足则疲软，度之过头就偏离。窃以为，如果一位艺术家具有十分之力，当使用到八、九分，是恰到好处，因为这种表演充分展示了他的功力，而又游刃有余，如果使用到十分，就显得吃力，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将其全部功力和盘托出，难免要暴露出他某些不足之处，如果使用到十二分的程度，便成为“洒狗血”的勉强效果，失去了美感，有所谓“过犹不及”矣，如果过了头，甚至连“不够“都不如。

前辈艺术家非常注意分寸，以周信芳为例，他的表演通常是充满力度，但是学他风格的人，往往是失之于过火。比如《宋士杰》这出戏，总体来说，这是一出比较有锋芒的戏。但是在不同的场次中，宋士杰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所持的情绪是有不同层次变化的；在面对贪官顾渎时候，他是慷慨激昂，毫不妥协；倘在面对亲人的时候，他必须是个和善的老人；如果仍然是那么盛气凌人，就不近人情了。例如：其中两段主要唱段“上写田伦顿首拜”与“公堂之上上了刑”；前一段是在读信时的唱段，是属于自言自语的那种情态，并不需要精神抖擞，玩弄情感；但需要表现宋士杰对杨素贞怀着深情，那种沉着、冷静的稳重性格。我们听周信芳本人演唱这段的唱腔中，丝毫没有火气，情绪用的十分恰当；后一段要比前段动感情，前两句是接受刑罚时唱的，虽然他内心不服，又无可奈何，仅仅有所感慨。后面几句是见到杨春与杨素贞时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二杨他们可算是他的“亲人”了，面对亲人时的感情，并不是与抱怨，分寸掌握得不对，就偏离了人物性格。然而人们学唱这两段时，往往就是犯情绪过火的毛病，变成抱怨他们二人，甚至痛哭流涕。那还是什么宋士杰呢！马连良与周信芳都是擅长做派的老生演员，他们在塑造不同阶层的人物都能入木三分。如：帝王《胭脂宝褶》中的永乐，《明末遗恨》中的崇祯、官僚《打严嵩》中的邹应龙，《审头刺汤》中的陆炳，都具有符合他们身份的气度。但是在表现奴仆或贫民时，就不是那样潇洒与端庄了，如《一捧雪》中的莫成，《三娘教子》中的薛保，《清风亭》中的张元秀等。如果为了表演得火爆，不能掌握好分寸，千人一面，那就乱了套了。

盖叫天是主张“武戏文唱”的，他的武打并不是不能打到火爆的程度，例如《狮子楼》、《飞云埔》、《恶虎村》等戏，就非常火爆。因为有这种需要。此时、此地不能不火爆。但是很多戏，并不是都是如此要求。即使有人批评他不肯卖力，他也不在乎。他主张“武戏文唱”，就是要恰守表演分寸的。在服装行头方面也是如此。据说有一位爱看他戏的富商，愿意为他定制各种颜色的武松服装，被他婉言谢绝，因为他觉得武松就适合一身黑色的服装，其它色彩都不适合。盖叫天为黄天霸设计的服装很有特色，一身白色抱衣，却配了红色彩裤。红彩裤是官员身份所穿的服饰，也反映他年少张扬的性格。同时又揭示出他投靠了官府，甘心背叛绿林阴暗的心灵。对于这个创造，盖叫天很重视。他晚年曾嘱咐后人，黄天霸这身扮相，是他精心设计的，不要轻易改掉。但是他的后人，却片面领会了盖老的原意。将《三岔口》的任堂惠，也穿上了红彩裤，那就错了。论身份，作为三关大将的任堂惠，是有资格穿红彩裤的，但是此时的任堂惠，微服跟踪押解的焦赞，肩负着暗中保护他的使命，应该尽量收敛，绝不可过分张扬。通常这出戏中的任堂惠，穿一身白色的抱衣、抱裤，背插单刀，而盖叫天扮任堂惠，很注意其扮相。单刀不是背在背后，而是掖在褶子里面，更不用说穿红彩裤了。然而，后人扮演的任堂惠，却是穿上红彩裤，身背单刀，精神抖擞地上场。还美其名为“盖派”传统。盖叫天主张黄天霸穿红彩裤，并不意味着可以应用于任何穿白抱衣、抱裤的人物，这就是“度”。

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花脸艺术，其主要特色就是声腔的运用，巧妙使用了“度”的张与弛。他饰姚期的【引子】：“终朝边塞，镇胡奴，扫尽蛮夷，定山河”之中的“镇胡奴”的“奴”字，声音拔高，如奇峰突起之势，有气吞山河的气概。他这一出场，就给人留下颇有威望的边关守将的强烈形象。可是他的某一继承人，在《空城计》中的司马懿出场时的【引子】中，也试图来一个“奇峰突起”的尝试。其【引子点绛唇】是：“杀气冲霄，儿郎虎豹。传令号，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原来的“扫”字是走下弦，他却在尾声中提高八度音翻上，博得彩声，自鸣得意，殊不知他这么放份，仅仅是为了突出自己，而过了火候。在《失空斩》的戏中，司马懿虽然也算是重要角色，但毕经是衬托诸葛亮的反面角色，不能等同于姚期，再说将“扫”字尾音上扬，对塑司马懿的理解并不有利。司马懿是深通战略的军事统帅，在“三国”故事中，可称为诸葛亮唯一的对手，连曹操与周瑜都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不是历史客观评价）。如果像那样的高调的【引子】，只象一名好战的猂将，而不是足智多谋的统帅，犹如张郃一般，反而降低了司马懿的品格。但是在《空城计》一场的表演中，他扮演司马懿往往又显得过分愚蠢，这都是不合尺度的表演缺陷。

梅兰芳的表演也非常注重分寸的，在《霸王别姬》中，他扮演的虞姬，分寸掌握可称典范。对于当时的战局与处境，虞姬心理是非常明白的。可是她始终将她的担忧深藏在心底，即使流泪，也是在暗中（在唱【二六】前，背着项羽，暗弹泪水）。当面对项羽都是强颜笑脸，以好言宽慰。而不是现在有的演员那样，对项羽当面动用感情，哭哭啼啼。如果那样，只会促使项羽精神颓丧，乃至崩溃！

丑行分类最多，除文、武两大类外又分袍带、方巾、茶衣、彩旦、丑婆子等等，包罗万象各行各业、多层次的各种人物。其中有：憨厚、奸诈、温和、势利、糊涂、精明、天真、泼辣、幽默等等各种品性的人物。必须装谁象谁，不可一道汤。前辈艺术家萧长华、马富禄等，都留下了丰富的形象资料，他们表演毫无低级趣味，可供我们认真的琢磨。

掌握表演上的“度”，在当前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在目前处处强调“革新”的大气候下，那些以“大胆尝试”为名，耗费巨资，搞大制作，不光浪费了巨大的国家财富，还干扰了京剧艺术正常发展。以梅兰芳为代表的前辈艺术家们，谁不是在不断探索与革新中，积累毕生的艺术成就！但是他们并没有偏离传统规范而创造了各自的特色流派。他们的种种创新，经过了数代人的传承，仍然是传唱不止、屡演不衰，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可是，有些现代的新创剧目，却不顾传统规范地信马由缰。比如京剧新剧本《刘罗锅》的服装行头，那么出奇古怪。这些人在盖叫天那个时代，早就制作出武松五颜六色的行头了。还有一些强调“贴近生活”的人，主张改掉一切传统程式，任意革除京剧表演的基本规则，如水袖、髯口、脸谱、腔式、龙套、武打套数等等，迫使京剧走“话剧加唱”的路子。这些倾向都是无视京剧发展自身规律，忽略了改革中“度”的分寸概念。这样下去只能毁了京剧事业的前途。那种打着“振兴”的旗号，实际上是毁坏京剧的行径的人，为什么不去想想这些“创新工程”生命会那么的短促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