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不在远方，更不在过去，其实就在我们心底。

我国的文学滥觞于《诗经》，这就注定我们在接受文化时，便已浸染于诗意之中，因此，诗意便成了每个读书人的气质基因，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即是此理。

将诗意展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大唐的诗人，他们为我们构建了璀璨的诗意星空。置身这片星空之下，感受着美妙绝伦的诗意时，我们不免惊叹：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如何创造神奇的？

可惜的是，这个问题并没多少人做全面回答。

作者花了两年多时间，收集大量资料，潜心创作，为大家呈上了精彩的答卷——一本全景式展现大唐诗人挥洒诗意的书。
本书融时代背景、人物传记、诗歌鉴赏于一体，那么多文史典故，信手拈来，黏合无痕，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本书以通俗风趣的文笔娓娓道来，使原本艰涩枯燥的内容，能够被轻松阅读、愉悦接受，拉近了大众与唐诗的距离，使唐诗可以被大众亲近。

书中的诗人是活跃的，性格特征明显。我们在品味大唐诗人的“五味”人生时，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为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的“初唐四杰”惋惜，为淡泊守真而率性旷达的贺知章欢欣，为永不低头且乐观向上的刘禹锡振奋。我们更加为那些备受打击却初心不改的诗人感动，陈子昂、杜甫、元结等人，即便历经再多的苦难，忧国忧民的情怀始终如一，这种文人精神代代相传，是中华文化欣欣向荣的根本。当然，我们也为利欲熏心而道德沦丧的几个诗人愤慨。

掩卷喟叹，静心回味，遐思悠长。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失。”诗人不是伟人，更不是圣人，但也绝不是利己的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理想精神压倒世俗欲望的人，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构建的诗之美撑起了生命的高度——令人高山仰止！

人，比较现实地生活，无可厚非，但被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支配而太过现实，就一定会在物欲的折磨下焦躁苟且，活得无趣且卑微。快乐的生活一定少不了理想精神，因为它使你安心，能让你平静。换句更深刻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美的生活一定得有点诗意！
诗意在我们心底，如同种子，需要春风催发，这本书便是一缕春风。

这是一本勾勒大唐诗人的人生轨迹，反映唐诗背景的书。
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笔者觉得，大多数人同笔者写作此书之前一样，不一定真正读懂唐诗。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一诗，清淡得如同王维、陶渊明，不看署名，大多数人不会想到这是那个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李白所写。这首诗显然与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大相径庭。如果不了解李白写这首诗时的背景，读这首诗时除了觉得具有王维一般的禅意，我们可能不会再有其他的感动。但是，等读完笔者所写的“李白”一章，再读这首诗，你可能会有种想哭的冲动。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字面意思谁都懂，但如果仅仅是字面意思，那就称不上是“诗圣”的千古名篇了。

读这首诗时，我们脑海中要有这样一幅场景：衣衫褴褛的半百老人杜甫，抓住一位同样满脸沧桑的老人的胳膊，颤动着花白胡须，始终说不出话来。为什么“诗圣”会如此百感交集？因为他遇见的这位可怜老人，就是当年红遍京城的歌唱家李龟年，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的那位“君”。

想当年，这位歌唱家是出了王府进相府的人，普通百姓难得一见啊！如今，这位歌唱家竟然流落到潭州这么个小地方，跟诗人一样苍老不堪，靠卖唱养家糊口。

至于两人相逢的地点，读者可以联想到街头或小型宴会，脑中有了这幅场景，我们就会读到这首诗后面的“此处省略一千字”和“此处省略一万个感叹号”。只有这样，才能读懂杜甫“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两句诗中，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沉重无比的内涵，才能说真正读懂了这首诗。

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完全读懂唐诗之不易。但是，你能耐着性子读完本书，相信再读唐诗就会容易得多——本书会扫清真正读懂唐诗的所有障碍，让你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知其所以然的途径并不神秘，其实也就四个字——知人论世。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吟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怎么可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所以要研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这是孟子读古人书的心得，适用于我们读唐诗，上面所举的例子，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就“知人”与“论世”给大家做点儿事。
知人，就是真正地了解诗人，看清他的人生轨迹，了解他的性格。这是笔者帮大家做的头等大事，目标是让一个真实的诗人活跃在你的脑海中。这件事很难，难就难在“真实”二字。大唐诗人的人生经历，早就遗落在各种文史趣闻里，很零散，片段化，文学史中关于诗人的生平又多标签化。

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勾画出诗人较完整的人生轨迹，以写小说的手法去写或许不难，可违背了笔者坚持的“真实”初衷。这很矛盾，笔者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在详细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抽取诗人的性格特征，按照性格逻辑，串通事件，形成诗人较为完整的生活轨迹，让诗人鲜活起来。

论世，就是解释清楚社会与文学发展的背景。这都有史料可查，写起来并不难。但是，让复杂的唐史背景和诗歌发展脉络融入书中，要让大家都能读得懂，都有兴趣读，还不能出现误导，这又不容易。

然而，难事才有意义，如果理解了诗人的特性，掌握了唐诗的发展脉络，熟悉了唐史背景，读懂唐诗，还是一件难事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花了两年多时间做这件事，结果如何，有待读者评判。

鲁迅先生在致杨霁云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句话道明了大唐以后文人的尴尬，谁再提笔写诗，都有一种“关公面前耍大刀”的胆怯。所以，宋人另起炉灶写词，元人赶紧抢了曲。待到明清，文人一看韵律文字形式都被前人霸占了，便写起了小说。到了 20 世纪初，文人一看没得写了，干脆将文言文一股脑儿推翻，搞出白话文学来。

大唐诗人给后人造成了不好意思写诗的窘境，如此生猛，是什么原因呢？除了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基础，最重要的，应该是他们有一位生猛的“带头大哥”。
这位“带头大哥”写诗的水平，就如水泊梁山的宋江之武功，在众好汉中排不上号。但他有号召力，他的号召力比宋江强上百倍。他的一句话，点燃了大唐千万读书人吟诗的激情，甚至为诗痴狂，苦吟白头也无怨无悔。

这位有影响力的“带头大哥”是谁？本书从这位“带头大哥”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