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史最权威专家——李玉贞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为“四.一二”系列第三篇文章，将从上，中，下三章讲述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1923-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矛盾。

特别鸣谢李玉贞老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收发函电记录1923年4月30至7月18日》，杨奎松老师《“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朱汉国，杨维真老师等合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四卷：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等。

由于本文使用史料太多，为方便史友鉴阅。故将史料来源逐段显示。不再集中显示全部的史料来源。

共产国际代表达林

一．中共内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分歧

1921年中共在成立后发布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提出，为保持自身完全独立性，排斥与其他党派的合作。同时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在当时，也有个别党员表达不同意见。认为，“同其他党派共同行动，并不违反我们党的原则”，因而“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分子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使不能立刻夺得政权，但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从而进一步进行斗争，最终“推翻那个获得了政权的阶级”。不过，该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可见领导中国革命是中共创党时的核心纲领。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而中共创立初期只有百余人，虽得到苏俄的援助，但发展较慢；这也促使党内开始探索与其他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在1922年5月的广州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各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要求中共支持孙中山，并首次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广州会议肯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但就国共两党的具体方式上，中共党内分歧很大。瞿秋白等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联合非常必要，张国焘等人则明确反对。来源：[前苏]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1页。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此时也反对国共合作，并致信维经斯基，从两党宗旨等多个方面陈述反对的理由。来源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案（节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346页。

中共中央此时坚持只与国民党进行党外的平等合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号召力。面对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中共党内分歧仍然很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依据其在爪哇的工作经验，坚持认为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开始党内合作，以促进自身力量的发展。他认为国民党党纲的民族主义性使社会主义者可以加入；国民党松散的组织结构，也给共产党员加入后形成党内集团创造了良机，并推动群众运动，实现自身力量的壮大。马林遂提议在保持中共独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活动，但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来源伊罗生：《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版载《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0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7页

很快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与国民党等其他党派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陈独秀此时也改变反对两党合作的态度，遂致信维经斯基，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但孙中山不接受两党党外合作的方法，只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即“容共”政策。来源《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页。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同年8月底，在马林的提议下，中共召开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高君宇等人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国共两党党内合作问题，但分歧还是很大。马林认为，中国长时间内难以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各阶级革命分子的联盟，是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党。中共需要尊重共产国际的权威，执行其“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如果加入国民党，可以推动其革命化，从而影响民众，促成革命势力的团结。马林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并称这是共产国际的决策，必须执行。李大钊等人对党内合作方式遂表示赞同，但张国焘，蔡和森等仍明确反对，认为国民党属资产阶级政党，党内合作会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混淆自身的阶级组织与政策。而李大钊则持“调和立场”。他理智的看到工人阶级力量太薄弱，还不能胜任领导国民革命的重任。他提出中国革命“还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一个多月他还说:”除了使中国国民党更大更有力量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正因如此，李大钊也深受孙中山的信任，还被孙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委托在华北开展国民党的工作和扩建国民党的组织。不过，他也预感“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

最终马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迫使中共中央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然而，西湖会议后，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宣布加入国民党外，在很长时间内，共产党员与国民党联系很少。可见，西湖会议的决议在很长时间并未得到贯彻。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1-24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载《蔡和森谈西湖会议》192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提纲指出，在殖民地的东方进行革命需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1923年1月，共产国际就国共关系做出决议，明确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展两党合作。此时，随着“二七”罢工失败，工人运动跌入低潮，更迫使中共党人意识到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来领导，各革命分子应集合于中国国民党，使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领导革命。是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中共三大确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载《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363页，436-437页。《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子载《怎么打倒军阀》1923年4月18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共合作的认知与孙中山及国民党，存在明显偏差。孙中山和国民党始终认为是“容共”，而中共和共产国际认为是平等“联共”。最意味深长的是，直到1925年国民党内部才正式以文件形式将与中共关系，定性为“容共”。而中共则直到1926年3月，陈独秀才首次提出“联共”和三大纲领这两大概念（下期文章将详解）。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认知的差距，造成了双方合作开始就矛盾不断。

尽管共产国际以其强力推进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但中共内部的分岐并未因此平息。张国焘等仍坚持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会使党丧失独立性。他反对马林所提议的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以免沦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应牢牢掌握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同时张国焘提出国民革命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但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中共还有阶级斗争的目标，因而反对马林提出的国民革命囊括一切的主张，认为中国革命需要包括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在同。此外，对国民党性质的不同认识，也是党内分岐另一个原因。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拥有很多优秀的革命分子与工人阶级。张国焘则认为，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混乱，中共党员加入后难以有所作为，因而反对党内合作。还有无产阶级力量与独立性的不同认识，也成为主要分岐之一。马林，瞿秋白等人均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脆弱，而张国焘则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数量不多，但精干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7-293页。

笔者认为张国焘看到国民党的问题，还有双方的矛盾，但对当时的实际困境没有清醒的认识。最终张国焘等人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劝说下，同意党内合作。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方式上的分歧，并没有结束；也对国共第一次合作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孙中山与李大钊会谈铜像

二．孙中山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也存在一定抵触。但当时的国民党确实组织涣散，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党员成分复杂，忠诚度低，又脱离民众，没有革命党的朝气和血性。孙中山意识到若想革命成功必须加强国民党自身建设，同时获得苏俄的援助。来源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载《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284页。

遂在马林建议下，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允许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这给中共在国民党内形成党内集团，并迅速扩张创造了契机。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马林也带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第二次来到中国。8月25日，马林会见孙中山，孙表示愿意容纳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中共还要求各地方组织成员也立刻加入国民党。来源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载《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页。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向孙中山明确表示，他是第三国际党员，不能脱离第三国际，孙中山当即向李大钊说明：“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这种包容开放的政策使得此后中共党员加入人数不断增多。张太雷，陈独秀等相继加入。同时，孙中山党内合作的初衷是为了获得苏俄的支持，实现革命的成功。“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应该放在他的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尤为重要的是，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学说已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各项理论。孙中山指出，这种合作互助有益，绝无大害。他强调国共合作拥有共同基础。但他始终不接纳共产主义。孙还通过《越飞宣言》，成功迫使苏俄公开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民党可继续坚持三民主义，并答应中国统一后，将撤兵外蒙和中东路。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1980年版第247页；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版《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载《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年1月21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112页。

笔者认为，孙中山的“容共”是“联苏”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包含其“融入”中共，帮助完成国民党改造的目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

三．国民党改组及右派形成

1922年，孙中山决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这次改组却将中苏两国政府，国共两党，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卷了进来，而且把国际上的意识形态和革命道路上的斗争也带到了中国。国民党则首当其冲，这也成为右派形成的导火索。

欲改组国民党，首先要明确改组的指导思想，为此就必须动员国民党的骨干来参与。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和部分国民党人士如张继等53个开会商讨改组事宜，与会者均赞成改组。9月6日，孙中山指定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由九人组织：丁惟芬，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笔者注）也参与。来源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305页。中华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著委员会主编：《国父年谱》下，第854页。

经过一个多的准备，他们先后提出《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草案。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又召集张继等59人开会审定。“会议中，代表们认为应该发表一个宣言，以说明党纲，党章的来历以及国民党今后的政策。经孙中山同意后，会议推定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改进宣言》起草人。后来参与讨论的人员又有增加，到12月16日有65个参加审查中国国民党改进案，党纲和党章。18日，居正将誊正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呈报孙中山”。这也奠定了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了汪，胡党内接班人的局面。来源茅家琦，徐梁伯等：《中国国民党史》上册，鹭江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除向世界宣布国民党“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还明确表示要避免欧美的革命和纷争，把土地改革放在首位，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私人拥有和使用土地，同时指出国家在必要时“得以报价收买”土地等。

对于城市工人状况的改善，文件也同样以“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一个“徐”字否定了苏俄式暴力革命的做法，没有采纳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文件明确要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实行普选等民主权利。这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经开始整顿队伍，朝着以党治国的路前进。但这一宣言，却引起共产国际高层的不满。共产国际认为该宣言没有苏式共产主义的印迹，这乃是莫斯科决定“经常批评国民党”的原因。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不过莫斯科方面仍采纳越飞和马林的建议，不再援助中国任何一派军阀（实际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而只援助国民党，这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一个重大的际遇，改变其长期孤立无望的危局。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共政治局正式决定向国民党提供援助，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即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此时的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且公开化；甚至从小范围的同莫斯科代表的争论变为通过舆论表态，这也显示国民党的立场转向强硬。特别是《孙文越飞联合声明》，迫使共产国际公开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又拿到苏俄的援助。这是孙中山坚持其思想体系的一大成功，以至苏俄媒体一直未公布这一声明，仅仅强调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来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1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上海工部局档案：《警务日报》1923年1月20-31日。

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党的骨干胡汉民，于右任，张继，李烈钧，张秋白，杨庶堪与会。会上明令自此废止1920年版《中国国民党总章》和《中国国民党规约》。孙中山发表了讲话，号召全党今后重现“宣传党的主义，党的纲领”，要借鉴俄国经验，“俄国五六年，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这标志着国民党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来源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1923年1月24日和28日审议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会议上，对共产党人双重党籍问题进行讨论。先是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教授何世祯在24 日的审查草案会议上提出，应增加“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但该提议因多数反对而撤回。28 日与会代表方瑞麟在讨论草案的大会上亦提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虽获10人以上附议，照规定得交大会讨论，但公开发言附议者，也仅两三人而己。不仅廖仲陆、汪精卫、胡汉民发言为共产党人的双重党籍问题辩护，其他发言者也大都反对方瑞麟的提议。足以见当时国民党内对“容共”持支持态度。来源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史述》第2卷，第443-444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1-54页。

1923年4月1日，邓泽如主持国民党广东支部的恢复典礼。已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以及徐绍桢等人应邀发言。6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宣传委员会，陈独秀被孙中山任命为委员长。宣言内容，自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第276页。

但在宣传内容上，国共两党却首次出现不和谐的声音。由于年初，中国政治形势引发共产国际极左派对国民党的不满。特别是京汉路事件一个月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便于3月8日作出决定：“认为以完整作战单位的形式，在中国西部为一支革命军队的建立奠定基础是合宜的”。会上决定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但会议为此设置了前提：国民党必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因俄共（布）中共委员会“政治局为孙中山过去注重军事行动但忽略组织准备工作而非常担心”。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第53号记录节录1923年3月8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82页。

这反映出共产国际内部的分歧。共产国际左派代表吴廷康就认为：“至今国民党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而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军阀集团继续其活动罢了。国民党甚至连近来的工人罢工和遭到枪杀，以及学生受镇压这样的事，都没有加以利用，以开始政治宣传和吸收广大劳动人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京（直系）军阀的斗争。显示国民党的领导人依然主要寄希望于联合某一个军阀集团，借助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党能够无条件地支持吴孙中山做这样的联合吗？”但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士，认为按苏俄式的劳资斗争，政治宣传，与三民主义精神相悖。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85页。

不过左派的观点并未影响到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援助，相反，从1923年初起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得到迅速有效的发展。是年5月1日，苏俄政府在研究越飞关于孙越会谈的报告后，就孙中山的长远计划和近期计划作出回答，由在日本热海的越飞经马林转告孙中山：“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您的领导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学校（而非作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但又要求孙中山“严守苏俄援助秘密”，莫斯科称“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运动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1页。

由于莫斯科的使者们常常把俄共（布）的工作方式和指导思想搬用到中国，而一些国民党人士由于个人的教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这些十分警惕，时时防范“赤化”危险。这些人也成为最早的“反共右派”。针对苏俄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要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项，孙中山在1923年5月24日回电答应立即开始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明确“当然不可能宣传苏式共产主义”。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178页。

国民党的改组计划是孙中山亲自委托马林和陈独秀拟定，两人建议把莫斯科援款的“三分之一用于重新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和反帝宣传，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从宣传入手促进计划的落实，立即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宣传方面，拟在广州，上海，哈尔滨办日报；在北京，上海办周报；在上海设新闻通讯社；在广州办月刊；并在北方士兵中开始宣传。是年8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创刊，11月《国民党周刊》出第1期。也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在宣传内容上却天壤地别。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对国民党改进会议的参加者以古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相告诫，号召进行国民党的宣传，使国人之心倾向国民党。他还特别引用俄国经验，以说明“宣传这种武器比军队还强”。但马林，陈独秀等共产国际，中共党人却“保持共产党人政治上的独立性”，以示立场鲜明。从《向导》周报的文章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强调苏俄革命道路及其实践的正确性，权威性，很明显与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不兼容。甚至马林，张太雷，蔡和森等人对国民党多有批评，对国民党政策另有一套主张。这很快引发国民党强烈的对抗，不满，甚至公认“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也颇有微词，他对马林说：中国人做事，并非时时“把党抬出来”。孙中山也时常对共产国际，中共频繁的批评和不同的声音愤怒，他曾向马林直言不满：“向导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这样的的做法，他，孙就“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7月20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283页，296页。

四．孙中山与马林决裂及国共合作第一次危机

在改组国民党前，孙中山决定先清除陈炯明集团，统一广东。1923年5月25日，陈炯明部攻陷潮安，汕头，孙中山依靠的许崇智部被迫退向揭阳。陈部逼迫离方向仅50公里的惠州，准备向广州挺进。6月1日，孙中山亲自到前线督战，在石龙，博罗，北江一带准备迎击陈炯明。同时，孙还积极联络滇，闽，粤，桂各军，争取张作霖奉系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并提供奉系不少经费。但这给南方政府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在军事上，此时南方政府主要依赖许崇智的滇军，约1.2万的部队。但陈炯明得到了吴佩孚的直系支持。在经济方面，广州市民已对税收过重不满。富有的资本家不得不缴纳战争税。另外香港工人给了150万元，但杯水车薪。为了筹措款项，孙中山不得不拍卖土地和公共建筑，甚至拍卖官位，这引发社会风气的日趋恶化。但都无法解决经费问题。因广东税收大都为滇桂驻军就地截留，孙中山屡次严令交还，但均无成效。他曾命邹鲁任广东财政厅长，整顿财政，但已积重难返。他只得积极寻求苏俄援助，反复通过马林催促共产国际援助尽快兑现。冯双编著：《邹鲁年谱》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60页；《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马林《收发函电记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5页。

而此时，马林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有颇多不满。最重要是两大问题：一，国民党害怕帝国主义列强；二是不愿意全力抓紧国民党改组。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途经香港时曾对香港大学师生和香港工界代表发表演说，表明自己不拥护“极端主义”，他要的革命也不是苏式“极端主义”革命，而是争取建立一个“良好稳健之政府”。还郑重声明：“吾人必须以英国为模范，以英国式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他的讲话很快在上海《民国日报》刊出。马林看后十分不快。遂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

孙中山不想采纳共产国际政治优先，以政治统率军事行动的建议；更不愿意接受苏俄式的“改造”。他只想拿着苏俄援助，消灭陈炯明集团。甚至有一个快速消灭北京政府的计划，为此还聘请了一百多名美国飞行员并购买了飞机。“一俟轰炸成功，他本人也坐飞机到北京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共产国际擅长的宣传和组织群众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方式，孙中山却什么冷淡，特别不愿意以党的面目来宣传群众。

为此，马林力图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把苏俄的建党模式和经验搬到国民党内来。他认为1923年夏天具备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临城劫车案在交涉中，湖南长沙市民和学生又举反日游行，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和21条。结果日本“伏见”号兵舰竟派兵登陆，向手无寸铁的和平游行群众开枪，造成“六一”惨案。抗议活动迅速展开，发展成13万人的大游行的大规模的罢市，罢工，罢课。当地许多国民党人也参加了反日活动。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向导》周报撰写文章《日本杀害长沙同胞》以示抗议。但中国国民党竟没有发表任何表态性文章，这令马林十分失望。

1923年6月3日，马林到了石龙，在战场会见孙中山。他不仅批评孙中山在临城劫车案中让伍朝枢从上海向外交团发出的要求外国不承认北京政府的电报，同时指出后者1923年初在香港赞赏英国政治制度并希望建立英式“好政府”的讲话，以及孙自称“稳健”而暗示不造成俄共“激烈派”的表态。马林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没有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领导反帝运动。于是便建议孙中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抓紧完成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回答：“论行动，则只能是军事行动，党不应该插手人民中的运动，至少不要以党的名义去插手”。就连被称为左派的廖仲恺也支持孙的看法。当马林同廖谈到国民党改组和党建问题时，廖仲恺同样予以反驳：“总是把党抬出来，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马林十分失望。孙坚持“在解决广东问题之后，我们就能着手进行”改组工作。关于派遣代表到莫斯科一事，孙中山“未置可否”。马林通过张继了解到孙有意在广东战事结束后，亲自到俄国去，此时孙只是向马林强调，他的政府此时迫切需要军事援助。并请马林催促莫斯科尽快提供已经许诺的援助。来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3页。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载《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页。

马林前线之行没有任何成果，甚至考虑是否应该给孙中山援助，以及如何“帮助”国民党。他于是亲自在《向导》周报撰文，批评孙中山及其拥挤者“缺乏明了的帝国主义的真正性质，真是令人惊异”，并且直言不讳地说：“假设明天孙中山靠了外国的帮助得着机会做了民国的总统，岂可说中国已距离他的自决和独立近了一步吗？决没有，只造成了使孙中山丧失他是一位忠实的革命党的名誉的机会”。《向导》周报第29期第214页载孙铎《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

在马林的带领下，中共张太雷也撰文批评国民党，“国民党有意在国民群众中不把旗子树起来，因为恐怕国民党的旗子树起来了反把群众吓跑了”，他尖锐地抨击国民党，说群众这所以怕它，是因为国民党过去的政策与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的无什差别”。但这些文章不仅对孙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加深了他同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隔阂。《向导》周报第29期第213页载春木《羞见国民的国民党》。

不久，北京政府陷入危机。1923年6月6日张绍曾内阁指责黎元洪破坏内阁权限，提出总辞职，并于晚间前往天津。以示倒黎。此后北京城内谣言四起，军警罢岗，人心严重动荡。黎元洪只得匆忙出逃，但在赴天津的路上又遭到王承斌拦道抢走印章。6月14日北京内务总长高凌霞组织摄政府，代行国务院职务。北京出现无内阁无总统的局面。一些国会议员便致函孙中山，请他北上，“速正名位，复总统职”。孙中山认为这是极好的统一机会，更加迫切立即结束南方的战事，为此他急需苏俄援助。马林也知道这一点，他几乎从所有国民党领导人口中听到要求援助尽快到位的呼声。

6月19日，马林又一次来到孙中山面前，劝孙中山利用北京政府的危机状态，立即转变方向，加快国民党改组的步伐，“设法抓住反对北庭运动的领导权”，并劝他往上海一行，尽快派遣代表赴莫斯科。然而马林得到的又是拒绝。孙中山此时认为能否“抓住”全国领导权并不重要，他还是要把南方战事先了结，两个月后再赴莫斯科和柏林一行。他还打算实施“中德俄”计划，即靠俄国的军事援助，德国的技术共同建设新中国，并认为最迟5年就能达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262页。

马林和中共党人产生了抛开国民党另外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党的想法。随后《向导》周报接连不断的刊发批评孙中山“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并“高唱与各派军阀大调！”张国焘甚至提出抛开国民党，马林则在5月底对布哈林说：“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196页。

马林和中共的态度转变，已经被孙中山察觉。遂在1923年7月同马林最后一次谈话中，十分严厉地表明，“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向导》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马林则直说文章虽署了陈独秀的名字，事实上出自他本人之手。这让孙先生怒气有增无减。马林与孙中山的关系已经开始不和睦了。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左派却将马林斥为“右派”。《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载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394页。

马林在绝望中，建议从俄中给孙中山的援款中拿出2.1万元来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他还向莫斯科汇报称，如果包括廖仲恺在内的国民党左派顽固坚持只有在关键时刻国民党才以政党的面目出现，那就必须抛开国民党，“由别人来接手这一工作”。更有甚者，他“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来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196页。

孙中山得知后十分愤怒，他宣布，如果陈独秀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定要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甚至不惜以放弃对苏关系为代价来坚持三民主义，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地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在反对苏俄”。就这样，孙中山同马林的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294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4页载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为了取得苏俄援助。孙中山两次致电苏俄，答应了后者提出的“一切建议”，盼望援助尽快到位，好把他的十万士兵装备起来，并实施其西北计划。国民党被要求配合苏俄外交，必须首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对苏俄关系的强硬态度。其次，还要帮助苏俄维护中东铁路的利益，向张作霖施压，让他接受：成立一个中东铁路管理委员会，并保证苏方在十名委员会中占七个席位，即一个“苏7：3中=7：3”的方案。

尽管当时孙中山认为苏俄过分强调本国利益，在损害中国利益。况且对奉张（指奉系张作霖）也不能“紧逼”，然而还是应越飞之请派汪精卫，张继赴奉天与张作霖商洽。张作霖果然拒绝了，认为“如果他接受7：3，吴佩孚就很容易煽动人们反对他”。之后，越飞便向孙中山提出进一步要求，请孙中山“亲自到张作霖那里去处理铁路问题，因他把我们的要求看成是单方面的，这是绝对错误的。而且……我们给中国人民的太多了，这个不能再给了”。这表露了苏俄援助的真面目，就是付出就要更多利益回报。那就是外蒙，中东路。

孙中山本人当然不会去东北，只好多次派人游说张作霖。与此同时，孙中山多次通过马林，越飞催促苏俄政府支付已经答应的援款和物资，鉴于汪精卫，张继等在广州—奉天间的徒劳奔波，孙中山认为要应付广州局势，消灭陈炯明部，武器是首当其冲。1923年6月，他再次致电苏俄把“有关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推迟到适当时候”，但这些举措并未收到效果。1923年8月马林离开中国回到共产国际。直到1924年10月，苏俄援助物资才运抵广州（指平定广州商团事件—笔者注）。李玉贞主编：《收发函电记录1923年4月30至7月18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151-152页。

孙中山聘任鲍罗庭教练员委任状

五．鲍罗庭手腕及帮助国民党改组

很快鲍罗庭来了。鲍罗庭接替马林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派遣前来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庭原名格鲁津贝格，1884年7月9日出生于维帖布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十几岁就开始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04年根据党的安排开始侨居瑞士。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事件后，他奉党的指派把一个秘密命令从国外送到俄国，历尽艰险完成这一重任。后来他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侨居伦敦，波士顿，芝加哥期间，在俄国政治流亡者中间开展了广泛的工作。1918年7月回到革命后的苏俄。时正苏俄内战，在国际上处境十分不利。鲍罗庭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列宁。在列宁看来鲍罗庭热情拥护苏维埃革命，知识素养好，能够代表西方工人阶级的情感和他们的新生力量。雅科布：《斯大林派往中国的人—鲍罗庭》，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1918年8月20日，列宁著名的《给美国工人的信》便是由鲍罗庭送往美洲。从此得到列宁的信任，1919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被派遣到西班牙，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地完成秘密使命 。1922年回到苏俄。

1923年6月27日，苏俄政府任命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为苏俄驻中国全权代表，继越飞之后同中国政府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鉴于当时中国南北对立的形势，莫斯科依然采取“双管齐下”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公开与北京政府接洽，另一方面，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合作，同时在华输入苏俄“世界革命”。9月2日，加拉罕到达北京。他与鲍罗庭在北京研究了中国形势。孙中山曾提出中苏谈判（指北京政府）出现波折时建议加拉罕到广州同国民党谈判。他对苏俄采取”团结这个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并且争取援助。他重视的是两者间事实上的友好关系“。

9月下旬，鲍罗庭由波利亚克陪同离开北京。10月6日到达广州。当日，孙中山为鲍罗庭举行欢迎宴会。他号召中国国民党人以苏俄红军为楷模。席间，鲍罗庭应孙中山之请介绍苏俄革命史，言谈间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尊敬。此时，莫斯科吸取马林的教训，改变策略，指示鲍罗庭“服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绝对不要热衷于在中国树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故鲍罗庭一改之前“革命的机会主义”即一面同国民党合作，一面却时时批评国民党的做法。孙中山也看重鲍“办党的经验”对国民党是可取的。李玉贞主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19页；

孙鲍关系开了个好头。孙中山向鲍罗庭“长时间地询问列宁的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关注伊里奇的健康。他称列宁为中国最好的朋友，再三衷心感激我国（指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因后者“迅速而真诚的回答了他吁请援助的要求”。鲍罗庭娜：《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248页。

鲍罗庭到来后，加快国民党改组步伐。尽管鲍罗庭的使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总战略促进中国的“世界革命”，但他在具体工作中比前任马林更加注意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改善了国共两党的关系。鲍罗庭很快发现了国民党的问题，他认为广东35万名工人和手工业者因局势不稳定，没有良好的经营环境，农民则苦于苛重的捐税，根本不理解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战争。国民党本身状况也同样堪忧。某些党员连“住居休息，所执何业，亦莫不悉。故名有十万党员，实者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完，因而训练不能周到”。在思想上就更加混乱，许多人“不明党义，遑言政策”。孙中山当然知道这些状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315页。

鲍罗庭遂提出国民党改组三大任务：1.在全国广泛开展国民党的宣传，使其党纲普遍为国人知晓，加强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声音；2.保住广东并将其建设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为此就必须由政府提出工人立法，改善农民经济状况等措施，把工农争取过来“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基础”。3.改组现有的五万至十万的军队，使之归为国民党领导。为此莫斯科必须保证对国民党的援助。鲍罗庭的建议均切中要害，更打开了苏俄援助国民党的道路。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1923年12月1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06-307页。

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聘任鲍罗庭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孙中山决定通过鲍罗庭借用苏俄“办党的经验”来帮助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邹鲁回忆“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之情感，采取苏俄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孙中山也归结对苏俄办党的经验为“非言主义，乃言组织”。之后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上海执行部。中国台湾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编印：《国父全集》第5集，第559页。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事务所，告知他们已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通过孙伯兰（即孙洪伊），催促李大钊到上海会商有关事宜，此举旨在解决国民党组织的涣散的状态。24日廖仲恺，邓泽如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的具体问题。25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九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有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鲍罗廷为顾问。10月28日，廖钟恺受孙中山之命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日，该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成立，廖仲恺奉派前往组织。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0页，第534页。

在廖仲恺的主持或参与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自11月1日起，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召开28次会议，议决四百多案件。其中包括改组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章，党纲，办理分部登陆，并准备于1924年1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316页。

《国民党周刊》也在1923年11月25日创刊。原来的宣传机关，大本营党务处，大本营直辖委员会等一律裁撤，归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办理。这都显示国民党在广州已经有了明确的比较统一的组织和开展活动的保障。

11月29日，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赶到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并召集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和戴季陶五人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机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举行了上海七个区的分区会议，成立了各区分部，还投票选举了上海市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12月17日上海执行部由廖仲恺主持举行会议，选举了胡汉民，张继，汪精卫负责该部日学点工作。彭素民，瞿秋白为候补委员。次日会议决定北京方面党务由李大钊负责。

在宣传方面，拟将世界新闻社改为国民党的通讯社，上海《民国日报》作为党报，由汪精卫，胡汉民和共产党人瞿秋白主持编辑，决定把上海大学作为党的大学，国民党也有了自己的党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401-402页；

自此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式启动，国共两党领导层开始全面合作。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开始建立，并分头调查农工及中产阶级状况。上海方面也有明显起色。显然得益于鲍罗廷的建议，协调。《国民党周刊》第1期。

鲍罗廷来华初期部分地遵从了俄共给予的指示。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以左派代表萨法罗夫，吴廷康等人相比，鲍罗庭确实手腕高强。他相当灵活且善于同孙中山打交道，在实际工作中让后者不知不觉地开始接受他从莫斯科带来的“指示”。《萨法罗夫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4月4日》，PRACIIN全宗514目录1，案卷40第40页。

在国民党军事行动上，鲍罗庭也更加务实。在不激怒国民党领导的情况下，为顺利进行国改组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他同孙中山一道视察军事设施时，发生有人打暗枪的情况，鲍罗庭便趁机向孙中山说明团结民众的重要性。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鲍罗庭在初期至少表面上更多地倾听孙中山的意见，他本人几乎参加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

然而，实质上“加拉罕—鲍罗庭新搭档”认为“必须监督”国民党的“每一个步骤，让他们把弦绷紧”，因为“不能期望国民党自己明白以后过来而且能够把事情做好…..所以必须把他们紧紧抓在手里”。其目的是让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尽可能激进些的决议（即革命外交），明里暗里推着国民党走上苏俄和共产国际设计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越飞致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信》1922年不晚于10月20日，PRACIIN全宗514目录1，案卷2145第22页。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加拉罕致鲍罗庭的信1923年10月6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41-243页。

但1924年初，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已有很大进展，正处于关系正常化的前夜。所以不会同一个偏安华南的南方政府签约。另一方面，俄共（布）党，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担心国民党成为第二个土耳其凯末尔；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同孙中山签订的条约，不可能取代同北京政府的条约，同孙的条件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924年5月31日，顾维钧和加拉罕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随后两国互派大使，实现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继续玩弄两手政策。为缓解国民党的反弹，同时拉近与国民党的关系。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上，均给国民党留下了发声的空间。特别是同年7月，中国国民党终于发表宣言欢迎中苏关系新发展，同时又在文中抨击北京“伪政府“。苏俄自然是照单全收。

但就在苏联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的三四月期间，中共党人与国民党人言论却大相径庭。其为配合苏联政府对华外交谈判，且基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他们不仅公开主张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相互承认，而且公开发表文章主张予外蒙古以自决权，这极大地刺激了否认北京政府合法地位，并坚决要求收同外蒙古的大批国民党人。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公开争论，以及针对共产党人最早的检举和弹刻事件，也因此而发生。

部分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这件事也引起了孙中山的严重不满。4 月，针对孙镜亚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中山明确批示:“ 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 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 孙更是严厉批示“ 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 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