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庄志

我的父亲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

父亲生于1936年，一生先后经历了抗战年代、民国年代、新中国建设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在77年的人生历程中，父亲以农为业，期间务过工，从过商，可以说一生饱经沧桑。

父亲对我的教育深刻而难忘。还是在我孩提时代，父亲就给我讲述了大量故事。西游记里的灭妖神奇、三国演义的妙计谋略、水浒传的各路好汉，还有岳家军的英雄传奇，等等等等，这些传奇的故事牢牢地铭记在我幼小的心头。许多故事父亲都是一回一回连着讲，一个个历史人物在他的讲述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父亲只读过小学，文化程度并不高，现在想来不知他哪里学来这些东西，更不能想象父亲哪来这么好记性。

父亲经常给我弟兄俩讲一些名人轶事。记得他曾说起邻镇民国年间出过一位大官，年轻时读书刻苦，长大后被当局委以重任。说这位官吏有一房远亲，因惹了官司，欲判死罪，其实是吃了冤枉苦头，一家人心急如焚，母亲急中生智，提了两筐鸡蛋，乘火车去南京向这位大官诉说，这位官吏当即发报无锡，暂缓处置，最后理清原委，救人一命。这事被乡里传为“两筐鸡蛋救条命”。故事虽不长却发人深省。

对联故事，是父亲故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门前千根竹，屋里万卷书”到“门前千根竹无，屋里万卷书有”的对联变迁，讲的令人拍案叫绝。还有讲一书生下河游泳，脱下衣裤，随之吟出“千年柳树作衣架，万里长江当浴盆”，河里官船上的大臣见这位少年有如此才情，便叫人喊起书生，重加培养，终成大才。这些故事听来好不励志！现在看来，我的文字兴趣的养成与父亲的这些故事关联很大。

父亲一生艰辛。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依然是延袭了千年的传统耕作模式，劳动强度极大，开灰池、揇河泥、挖沟渠，天天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父亲是生产队长，在农村，生产队长这个“官”可不是好当的，苦活累活脏活以及一般社员干不了、不愿干的活，队长是必须干的。我很小时，父亲曾抱着我去大队开会，看到大队里有一架手摇电话真感新奇，经常会去拨弄拨弄。那年无锡县采矿厂（安镇胶山）招工，父亲被录用后去了山上，拉石头、打炮眼，他是一把好手，他带的那个班组常常都是矿上的红旗标兵组。山上的活又苦又重，不少同去的壮汉都因吃不了这份苦逃回家去，但父亲觉得，这活尽管苦，但收入不低，且属于工人编制，说啥也得坚持下去。这活一直干到全国工人大下放的年代，他才含泪离开矿山，但一本紫红色的工会会员证却珍藏了一辈子。

回乡后父亲继续当农民，和村里人一道劳作于田间地头。那年代天天起早摸黑，都说是“鸡叫做到鬼叫”，“田岸三面光”、“薄片深翻山芋轮”、“百分之百双季稻”、还有拉线定点莳秧，农民的日子真是不好过，邻村也经常传出有人吃农药寻死的事。父母一年做到头养我兄弟俩仍很艰难，称了队里的稻麦回家，到年终结算下来竟然还是欠队里的。记得好几年青黄不接时，我和母亲都要去亲眷家借米吃。

后来父亲想了个办法，出去爆炒米花。这活其实极累，肩挑爆米机走村串巷，一坐下去就连续不歇，左手摇机，右手拉箱，一刻不能停，普通人是干不了的，晚上回家一脸煤黑，浑身酸痛，但一天可有三四元的毛收入，算是很不错的了。可在那个年代，干这活也得偷偷摸摸，因为被叫做“小生产”，属于应该割除的“资本主义尾巴”。所以经常是母亲在凌晨起床烧粥给父亲吃，趁天还墨黑之际偷偷外出，晚上到天完全黑透再休工回家，真是苦不堪言。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

生活虽苦，但父亲善于苦中作乐。父亲是个性情中人，一生钟爱锡剧。许多锡剧段子父亲都会唱，什么老黄调、大陆调、玲玲调、三角板、紫竹调父亲都熟知能唱。当时流行样板戏，但父亲依然锡剧不离口。“跌雪”和“凤凰山大火烧我心”是父亲最拿手的曲目，不管村间田头，还是工余劳作，只要兴致一来便会唱上几句。父亲有一副天然的好嗓子，据说专业剧团曾考虑他去当锡剧老生。他嗓音宏亮，高亢激昂，听了让人为之一振。自小我便受到父亲的锡剧熏陶，王彬彬、梅兰珍、王汉青、吴雅童、姚澄、沈佩华、朱宝祥，这些锡剧名家的名字不断被父亲提起，在他影响下，我渐渐地知晓了锡剧，也慢慢喜欢上了这门艺术。当年的《海岛女民兵》、《划线》、《人民路的早晨》等一批新剧闻世，唱词、唱腔、情节至今记忆犹新。初中二年级时学校要搞文艺演出，我在父亲指导下，将小说《林中的枪声》改编为锡剧唱本，其中几段唱词都由父亲设计，大陆调，行路调，三角板都用上了，我在剧中扮一个诱敌少年，演出后颇受学校师生好评。“千重山、万重山，家乡就在山中间，祖祖辈辈当牛马，世世代代破衣衫。为了人民求生存，为了人民求解放……”，这些剧中唱词至今我还能哼唱。

虽说父亲是个农民，但父亲历来很关心时事政治。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没有无线收音机，不知父亲从哪里学来的技术，摆弄几块小磁铁和电线之类的东西，竟然装成一个矿石器的收音设备，把天线系在竹杆顶端，便能收听到一些电台播音，当时真觉神奇。一边听着电台传播的一些新闻报道，父亲给我们讲起，在他读书的时代，就在电台里听到国民政府竞选副总统唱票，李宗仁、孙科的名字在电台里此起彼伏，结果是李宗仁胜出。父亲曾为此一直纳闷，说蒋介石是希望孙科上的，怎么会对选举无可奈何呢？

七十年代我伯父在无锡县委和一些乡镇任职，只要他一来，我父亲和村上的邻居们就会聚在伯父家听来自上方的消息，很多国家大事件都在这样的渠道里得到的。伯父带回的一些时政资料包括《人民画报》《红旗》杂志等父亲都会借来翻看，我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领略了当时最新的一些政治动向。

父亲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个性坚强，憎爱分明。作为时代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他厌恶极左，赞同改革。恢复高考后我在南京读书，当父亲听到农村要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当天就去店里买来爆竹，在家门口连放三响，喜悦之情可见一斑。

改革开放后，父亲是过了一段舒心日子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无锡农村，公社取消了，田地也分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产量远超以前。我家分到五亩七分田，尽管农活不少，但可以自主合理安排，哥哥成家立业，父母亲干的都很开心。到了农闲时间，父亲便和母亲外出做些贩布生意，手拎肩扛，远到浙江、安徽一带，餐风宿露，很是辛苦，但家里的日子总是一天天好起来了。

父亲晚年性格越趋平和，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乡邻都十分和善。晚年，他承担起了村里义务送报信的差事，邮递员到村后只要把信、报、杂志交给父亲，再由父亲及时送到家家户户。父亲在我印象中，他一生从未对我发过火，也从未责怪过一句，只是提醒和引导，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总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一旦我有所成绩和建树，他便大加表扬和夸耀，我经常想，或许我的成长是被父亲激励而成的。

屈指数来，父亲已离世八载，诸多往事不堪回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宛在。愿远在天国的慈父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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