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徐亦凡 嘉沐

编辑丨漆菲

占领首都喀布尔后,阿富汗塔利班于8月17日首次召开记者会,并回应媒体提问。该组织发言人穆贾希德称,塔利班向国际社会保证,“没有人会在阿富汗受到伤害”,承诺“赦免”前政府官员,并致力于在伊斯兰教宪法框架内维护女性权益,“她们将与我们一起工作,与我们并肩作战”。

时隔20年,塔利班再度执掌大权,阿富汗将开启新的历史还是陷入旧的循环?到目前为止,权力过渡如何进行、新政府如何执政、塔利班能否兑现其承诺,诸多问题仍不明朗。对于这个苦难深重、连年战火的国家来说,眼下能看到的只有不确定性。

面对外界种种关切,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向《凤凰周刊》进行了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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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富汗士兵在坎大哈和塔利班对阵的前线

塔利班欲打造改良版“伊斯兰酋长国”

塔利班欲打造改良版“伊斯兰酋长国”

《凤凰周刊》:从目前状况来看,阿富汗还会存在过渡政府这个形式吗?还是说,塔利班会直接建立自己的政府?

朱永彪: 目前来看,过渡政府还是有可能的,至少形式上可能会建立一个简单的过渡政府。虽然有些媒体说,塔利班表示“不会建立过渡政府”,但是塔利班发言人并没有明确这么讲,所以不排除建立过渡政府的可能性。

《凤凰周刊》: 在确立自己的政府之后,塔利班会派出谁来出任总统?

朱永彪: 目前外界传的比较多的是巴拉达尔(注:“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被认为是塔利班的二号人物),但是,塔利班方面也有人进行了辟谣,整个局势目前来说是比较乱的。

它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如果再度建立“伊斯兰酋长国”的话,领导人应该称为“埃米尔”,但巴拉达尔目前不够格出任埃米尔,应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出任。而如果建立一个所谓过渡政府,才可能会设总统职位。因此,巴拉达尔只是外界的一个揣测,有一定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太大,除非是在组织领袖“埃米尔”下面设置一个类似总统的职位,类似伊朗那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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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塔利班二号人物巴拉达尔

《凤凰周刊》: 塔利班表态会大赦前政府官员、允许女性参政,但二十年前塔利班的愿景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并不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塔利班这次会提出一个怎样的治国思路?

朱永彪: 塔利班的治国方略可能不会有大的改变,也不会有一个大的起色,它本身的目标还和那时候(20年前)很像,就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酋长国”,政治上或宗教上的追求是其最重要的追求,经济是其次的。

但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社会氛围方面,塔利班可能会变得更加宽容和温和一点。至少目前来看,它要做出这个样子。此外,它也是基于历史上的教训,因为过去太极端导致国际社会的质疑、国内老百姓的反对,它从这里面汲取了教训。目前来看,塔利班的政治核心诉求并不会变,但是外延性、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会有所改变。

《凤凰周刊》: 所以它表面上会做得更贴近世俗化?

朱永彪:我把它称为改良版的“伊斯兰酋长国”,表面插上鲜花,对于细枝末节不影响它所谓核心的东西会逐渐放松。但对于核心的例如伊斯兰教法,他还会坚持。比如以前抓到小偷要砍手的,现在可能不砍手了,可能会分个等级——严重的或许还会砍手,轻的可能就在脸上涂黑,游行示众。

目前,它既有渴望改变的一面,同时也有演戏的成分。因为塔利班内部也比较复杂,很难说是一个极为统一的整体。或许部分高层人士确实有这个想法,想要变得更温和一点,但很多下层人士不一定会支持,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它能温和到什么样的程度,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反弹可能不是它有意识地故意欺骗,而是因为塔利班基层受教育程度极低,高层里面有一部分人接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水平,但一个组织或一个党派很容易被基层裹挟,所以有出现反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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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塔利班成员进入阿富汗总统府

学习“伊斯兰国”熟练运用社交媒体

学习“伊斯兰国”熟练运用社交媒体

《凤凰周刊》: 你跟阿富汗的朋友这两天有联系吗?

朱永彪: 这倒是有的,我认识的都是大学教授或者智库的人,这些人相对是亲政府、比较讨厌塔利班的,他们没有料到政府会倒台这么快,所以整体来说比较恐慌。虽然塔利班发布了通告、大赦令等等,但他们仍然觉得具有不确定性。

《凤凰周刊》: 塔利班近几年逐渐去神秘化,他们会用现代社会的方式和外界沟通,派代表到访各国、接受采访,运用社交媒体传播信息并宣传包装。你认为塔利班对这些手段的利用是成功的吗?

朱永彪:这个主要是塔利班自身学习的成果,比如学习“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实际上,塔利班大量利用社交媒体是在“伊斯兰国”崛起之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兰国”在这方面做得比塔利班要好,比如它制作的视频、发布电子杂志等等,不管是蛊惑人心还是迷惑性的,“伊斯兰国”在网络动员能力方面都比塔利班要强。

《凤凰周刊》:未来对国家进行治理中,塔利班会进一步利用社交媒体等手段么?

朱永彪: 塔利班会把这些当作很好的宣传机器去用。但有一种情况,如果未来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反塔利班运动,塔利班可能就会进行管制。

过去塔利班在其统治区内也进行过管制,比如晚上要停电,某个时间点要断网。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反塔利班运动,它甚至可能会禁止这些社交媒体在阿富汗的使用。总而言之,对其有利就会大肆利用,一旦不利就会禁止。

《凤凰周刊》: 阿富汗政府军不战而降,分析认为这源于政府内部贪腐严重、军队士气低落、中央权力不够稳固等,塔利班内部会不会也存在类似问题?它自身稳定性如何?

朱永彪: 塔利班也有派系和分歧,但它整个稳定性要比加尼政府强得多,因此不太可能短期内出现分裂的情况。此外,塔利班对腐败现象的打击还是比较严厉的,包括塔利班领导人还是比较善于以身作则。不过,最近有一些传闻说塔利班内部也存在一些腐败行为,包括我们看到他们在总统府的照片,有些人也是油光满面,不像是过去在山沟里面待着的那种艰苦形象。

从历史来说,塔利班的形象是比较清廉的,像创始人奥马尔过得如同苦行僧一般,所以他能得到塔利班上下一致的拥护。但后面的领导人,从曼苏尔开始,中下层对其拥护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对现任领导人阿洪扎达的态度也是如此。未来塔利班执政之后会不会出现腐化现象,现在尚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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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奥马尔1996年拍摄的照片

《凤凰周刊》:虽然阿富汗政府倒台,但其国内民族矛盾等问题一直存在,塔利班如何跟阿富汗国内如此复杂的各股势力共处?

朱永彪: 目前来看,塔利班这一次表现出了更为包容的态度,也就是不把这些少数民族完全排除在外。上世纪90年代到2001年的时候,塔利班政府里面基本上把少数民族和地方势力都排除在外,但目前从它进攻态势和表现来看,实际上是和这些少数民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解,甚至任命了一些少数民族高级官员。如同前面提到的,塔利班汲取了历史上一些教训,试图重新接受现实,逐渐接受阿富汗当前的国情。

对于塔利班表态,要“听其言、观其行”

对于塔利班表态,要“听其言、观其行”

《凤凰周刊》: 二十年前掌权的时候,只有三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是一个合法政权,这次会有所不同吗?

朱永彪: 这主要还是看塔利班未来一段时间履行其承诺的情况,包括保障女性权益、社会宽容程度,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即切断和恐怖势力的联系、不支持恐怖势力、不利用它们来威胁相关国家。如果塔利班做到这些,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承认它。但这个过程会比较长,短期内承认它的国家可能会有,但也只会是极个别的。

《凤凰周刊》: 目前俄罗斯、加拿大、英国等国均明确表态不会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性,你觉得从大国博弈的角度,这些国家接下来会怎么做?

朱永彪: 大国普遍的态度可能还是坐等阿富汗局势彻底尘埃落定,等到塔利班外交政策变得明朗,等看塔利班的承诺到底履行到什么程度,还有塔利班率先采取何种态度,比如对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国家可能会做出进一步的反应。

国际社会整体也是这样一个态势,目前是小鸡才露个头,要预测小鸡后来会朝哪个方向走有点不太现实。美国有个专家写了篇文章,说塔利班掌权并不是阿富汗战乱的结束,而是一段血腥历史的开始。我很赞同这个判断。目前来看,围绕阿富汗问题的博弈其实正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并不意味着它的终结。

《凤凰周刊》: 中俄外长最近通话的时候,已经把加尼政府称作前政权了。怎么看待中方现在的立场?

朱永彪:称作前政权是合理的,因为加尼政府确实垮台了。中方立场一直是比较谨慎的,包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讲话、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回应,都是如此。我个人觉得中方表态实际上比较隐晦,大意是我们要静观其变,才会做出进一步反应。我认为前期很可能会以人道主义援助为抓手,对它提供一部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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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辞职离开喀布尔的阿富汗总统加尼

《凤凰周刊》: 中方如果提供援助,是以我们单方面援助的形式,还是比如联合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来提供援助?

朱永彪:我觉得可能是多样的,一方面以我们为主提供,另一方面也可能以支持联合国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方式。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主要应当以我们为主。

《凤凰周刊》: 你提到塔利班对国际社会的一些承诺,比如切断跟恐怖组织联系,我们在新疆一直面临反恐挑战,中方以后会以何种方式来跟他们打交道?

朱永彪: 我觉得首先要听其言、观其行,看它是不是切断和东突势力的联系,是不是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这些可能直接决定中国对它的态度。第二,它对国际上一些通行准则能不能遵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经济合作方面,在阿富汗实现了总体稳定、阿富汗人民有需要的情况下,满足这些前提的情况下,中国可以继续坚持并且适度扩大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也可能会鼓励扩大对阿富汗的投资和经济援助。但这些是有前提条件的,不会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凤凰周刊》: 塔利班发言人在多次采访中提到,他们不会支持新疆的分裂分子进入阿富汗。怎么看塔利班的表态?

朱永彪: 在我看来,这个表态可能更多还是策略性的,或者说出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塔利班将来会不会对它的表态做出重新解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说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急着在重大事情上做出表态。当然这可能也是相互的,可能我们有所表态之后,塔利班是不是会做得更好一点?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阿富汗应被称作“帝国坟场的诱饵”

阿富汗应被称作“帝国坟场的诱饵”

《凤凰周刊》:阿富汗前总统加尼本身是一名学者,之前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为何失败”,他做总统也是对其理论的实践,“再造阿富汗”的愿景却以自己落跑为结果。为何现实与理想之间落差如此之大?

朱永彪: 加尼之前很多年都生活在美国,作为一个学者,他对阿富汗的国情和历史并不一定特别熟悉,但是他可能认为自己很熟悉。事实上,他对阿富汗国情的了解也远不如前总统卡尔扎伊。卡尔扎伊在美国待过,也在印度待过,他对阿富汗的认知要比加尼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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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

加尼更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一些政治手腕确实是比较强的,在削弱对手方面有手段。但在对待塔利班这样的组织方面,他是无能为力的。更深层次来说,加尼面对阿富汗传统的这种权力结构,他最开始的认识根本不足,因此准备不足,最终导致后面这样一个结局,实际上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凤凰周刊》: 阿富汗的悲剧在于始终在离地精英和本土极端之间二选一,结构性困局似乎不是单独阿富汗政府或是美国就能解决的。如何才能破局?

朱永彪: 阿富汗的问题源于各种诱因之间相互影响。比如说,阿富汗存在经济落后、内乱、贫困、毒品等问题,这其中有传统的民族矛盾与部落矛盾,还有极端组织和前圣战者这一批人,并形成了长期的战争文化。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像一个大圆盘,只想去解决其中一个问题而忽略其他,最终想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不好。现在没有国家能一起合作,或者找到一个突破口,把这些问题同时解决了。在这个背景之下,阿富汗面临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谁去都没招。

《凤凰周刊》:所以对国际社会来说,只能眼睁睁看着阿富汗维持当前混乱的局面?

朱永彪: 阿富汗人面临的处境是:是接受塔利班治下的这种和平,还是选择民选政府治下的战乱和冲突,这是非常艰难的选择,没有办法两者兼得。

这对国际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一方面,依靠民选政府明显是没办法维持局面的,但要在塔利班治下实现类似独裁国家的状态,国际社会能不能接受,阿富汗人民能不能接受?

尤其经过20年西方式的援助和建设,阿富汗社会实际上变得更加撕裂、更加碎片化了,它和20年前塔利班统治时的情况也不一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受教育群体扩大,所以整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复杂了,群众基础也不太一样。这种矛盾也让我对阿富汗接下来感到不太乐观,它的复杂性导致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彻底解决。

《凤凰周刊》: 你曾为美籍阿富汗裔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的《无规则游戏》一书写过序言,本书一个核心观点是“阿富汗并非帝国坟场”。你和作者的论断一致,可否具体阐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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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规则游戏》一书认为,阿富汗并非“帝国坟场”

朱永彪: 我们所说的帝国坟场,应该指靠自己的实力埋葬了某个国家,而阿富汗应被称为“帝国坟场的诱饵”,意思是它引诱大家去这个地方博弈。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征服阿富汗,历史上有好几个国家曾经征服它。

以当时的大英帝国为例,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成功了,因为获得了对阿富汗的外交保护权。而且,阿富汗的大量领土通过“杜兰德线”被划给了原来的英属印度(现属巴基斯坦)。因此,阿富汗自己受到的损失最大,英国的损失并没多大。历史上还有其他几个国家也征服过阿富汗,正如安萨利所说,它并不是没有被征服过,所以没办法说是帝国坟场。

阿富汗更多是一个博弈的棋盘,弄了个诱饵让大家来博弈,但无论英国、苏联还是美国,实际上都夸大了阿富汗的地缘战略价值,这也是美国后悔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他们认为阿富汗对其重要性下降了。

《凤凰周刊》: 短期之内会有其他外部势力介入阿富汗吗?

朱永彪 : 短期内肯定还会有其他势力介入,但是介入形式肯定不会像美国之前那样,介入程度也不会这么深,投入资源也不会这么多。

《凤凰周刊》: 接下来,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提供哪些帮助才是切实有用的?

朱永彪: 目前来看真不好说,客观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民受教育的情况比较重要,是能帮助国家改变自己命运的根本做法,但现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没有办法长期维持。

我觉得还是要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一些事情,这样不容易引起塔利班的反感,也不容易引起其他冲突,但这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长期问题还需要等阿富汗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帮助阿富汗提升自己的造血能力才是切合实际的,而这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才能做到。

《凤凰周刊》: 假如说塔利班再次进行高压统治的话,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或渠道对其施加影响力吗?

朱永彪: 首先是通过制裁这些传统手段,但这个方式可能不怎么管用,因为塔利班以前再怎么被制裁也扛过来了。现在制裁它,也不可能比美国以前的制裁更有效力。其次,是继续对它进行孤立。再就是向巴基斯坦这些与其联系紧密的国家施压,但效果也不好说。

《凤凰周刊》:这半年以来,中国周边的缅甸、阿富汗等国均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迅速变天。从维护周边安全的角度来说,中方应当如何应对?

朱永彪:我觉得还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或者说基础性工作。这实际上打下一个基础,那就是无论谁掌权,我们依然在当地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可以学习日本,日本在缅甸和阿富汗都做了很多工作,投入其实不算太高,但效果显著。例如在喀布尔有一个阿富汗-日本医院,是日本人在7年前援建的,疫情期间这里可以检测和治疗新冠,是首都仅有的两家可以提供新冠治疗的医院之一,受到当地人的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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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出资在喀布尔建设的医院,在疫情期间提供新冠检测和治疗

所以未来,我们要更多做一些基础性的、有故事性的事情,无论谁上台,都能想到关于中国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包括塔利班内部有人讲过,说他对中国人有好感,因为他是在中国援建坎大哈的一所医院里出生的。要知道,阿富汗医院生育条件非常简陋、婴儿死亡率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疗设施不健全。所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可能有利于中国在当地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