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中组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1982年12月5日，在平反昭雪9个月后，关露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陪伴她的，只有一张恋人留给她的照片。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是的，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家道中落的她自学完成中学课程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九一八事变后，关露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左联”。

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1936年11月，关露的诗集《太平洋的歌声》出版，奠定了她“诗人关露”的地位。

1937年，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上映，由关露作词的主题歌《春天里》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深受底层人民的喜爱。

此时的她，声名鹊起，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也有一种说法，将关露和张爱玲、丁玲并称为“上海滩三大才女”。

张爱玲、丁玲、关露

这样的关露，原本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她大可以像丁玲那样，去解放区歌颂蓝天，却在1939年选择了一条让她终身背负桎梏的坎坷之路。

1939年，实际掌控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李士群，决定做一个“双面间谍”。他急切地通过关系向共产党提议，把胡绣枫安排到他那里，作为自己和中共的联络人。

胡绣枫就是关露的妹妹。之所以她被李士群认可，是因为胡绣枫和李妻叶吉卿是大学同学。1933年，李士群被捕后，身怀六甲的叶吉卿曾在胡绣枫家里住过两年，并受到很好的照顾。

胡绣枫和丈夫李剑华

但当时，胡绣枫正在重庆做国民党高官的策反工作，无暇顾及在上海的李士群，于是她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关露。

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就像电视剧《潜伏》里的翠平。可惜并不是每一个红色特工都如翠平那样幸运，那毕竟是电视剧。

在香港，关露见到了向她布置任务的潘汉年，潘汉年要求关露打入“76号”，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

临别时，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于是，上海的群众突然发现，曾被誉为“民族之妻”的女作家关露，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她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关露和叶吉卿常常坐着李士群专属的黑牌汽车，簇拥着众多保镖，出入百货商场或者影院舞厅。

很快，关露当上“文化汉奸”的消息在上海文艺界不胫而走。

没有任何斗争经验的关露，在疏远了所有的朋友和战友后，无疑是痛苦的。

但忍辱负重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有迹可寻的对话。

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

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

丁默邨（左）李士群（右）

从此，日军的、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清乡

关露以为，她成功策反李士群后，就可以全身而退。

据胡绣枫透露，在此期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

然而关露得到的回信是：“‘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很快，潘汉年又给她下达了第二个任务——去日本大使馆和海军部合办的《女声》月刊担任编辑。

在《女声》时期，关露行使编辑的权力，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关露知道，一旦成行，她这个“文化汉奸”之名就再也洗刷不掉了。

这个大会，也曾给当时和关露齐名的张爱玲发出邀请，但张爱玲拒绝了。

关露也想拒绝，但她不能拒绝。

因为潘汉年要求关露去日本，将一封重要的信件交给秋田教授。

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等关露回到上海，她已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

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之仪

可以说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以至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关露赫然出现在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上。

好在，在恋人王炳南的帮助下，关露顺利转移到苏北解放区。

熬过了六年敌营生活，关露终于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但单纯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远远没结束。

她失去了自己一生的挚爱王炳南。

关露和王炳南相识于抗战前，为了理想，他们曾各奔东西。关露留给他一本《太平洋上的歌声》和签名用的墨绿色派克笔；王炳南送了她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1946年，关露再次和王炳南邂逅，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邓颖超阻止了王炳南，她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如果你们俩个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忘记过去吧！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想个人！”

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三十多年来，不论她身处怎样的逆境，直到死，她都没有再找过已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

她唯一做的，就是在王炳南送给她的照片背后写下一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但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

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很快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

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这一次关了8年。

那双拿笔的手，再也不是为诗歌所生，而成了年复一年写交代材料的工具。

1982年3月23日，关露被平反，同年12月5日，她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和纪念老上级潘汉年的文章，服安眠药自杀。

那年的追悼会上，来了一个清瘦矍铄的老人，他默默地站在那里，拿出那支墨绿色的派克笔，端正地写下“王炳南”三个字。

“像关露这样一位文学创作上有才华的，早已打出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当时有必要派她去当‘文化汉奸’搞情报吗？”

这个问题，王炳南曾一次次问过自己，但没有人能给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