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在全县（也就是现在的全州县）寨屋马头，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碰上了一桩稀罕事。
就在头一天，这帮日本兵刚跟本地的抗日队伍干了一架，据说死了不少人。
这天一大早，鬼子那边忽然又是吹又是打，像模像样地搞起了葬礼，还没多久就立起了好几座新坟包，接着便急匆匆地拔营走了。
若是换了咱们寻常百姓，瞧见瘟神走了，那是打心眼里乐呵，顶多也就是绕着那几座晦气的坟头走。
可邓崇济这人，心思细。
他不光是这支队伍的带头人，还担着中共灌阳特支书记的担子。
站在那几堆新土跟前，他心里的算盘珠子怎么拨弄都不对劲：昨儿个那场伏击战，大伙儿确实打得狠，鬼子是有人挂了彩，可照着现场留下的血迹和动静看，那是伤多死少。
既然没死几个，立这么多坟头给谁看？
这事儿透着股邪气。
邓崇济把牙一咬，拍板做了个决定：挖！
这一锄头下去，好家伙，直接刨出了个惊天大秘密。
那土底下埋的、假坟包里藏的，哪里是什么尸首，分明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军火——光子弹就有四千多发，还有满满一箱手榴弹，外加近千发炮弹。
敢情是这帮日本兵被打怕了，只顾着逃命，嫌带着重家伙和弹药跑不快，又不想白白便宜了中国人，这才想出这么个“瞒天过海”的鬼点子。
没承想，这批好东西，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姓了“共”。
这档子事，说白了就是1944年到1945年那会儿，全县、灌阳这一带抗战日子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的局势，哪怕搜肠刮肚找词儿，也只能说是：乱成了一锅浆糊。
1944年夏秋那会儿，豫湘桂战役一打响，日本鬼子就跟疯狗似的往南窜。
到了9月，全县和灌阳也就跟着遭了殃。
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要么早就撤得没了影，要么就是钻进深山老林里当缩头乌龟。
老百姓没人护着，日军13、40、58师团这几路人马在这一带横着走，抢粮、抓人、修炮楼，眼瞅着就要扑向桂林。
这种节骨眼上，留下来的共产党人碰上了一道要命的选择题。
打，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这仗该怎么打？
硬着头皮上？
手里统共就那么几条破枪，对面可是日军的正规野战部队，那跟送死没两样。
把旗号亮出来？
当时虽说是国共合作，可国民党里那帮顽固派（像93军挺进支队这帮人）眼珠子一直瞪得溜圆，时刻准备着把异己一口吞了。
邓崇济和他那帮战友，给自己算了一笔精明的“生存账”。
这账本里最重要的就一条：既要狠狠揍鬼子，还不能让自己被别人一口吃掉。
为了把这事儿办成，他们玩了一招极其漂亮的“借壳上市”。
你瞅瞅当时这7支抗日队伍挂的招牌就明白了：全县恩乡大田村抗日自卫队、全县县学生宣慰队、全县东山政工队…
翻遍了也没一个带“红”字的。
甚至好些队伍的编制，明面上都挂在国民党县政府或者地方民团的名下。
就好比全县恩乡美田村那支抗日自卫队，队长刘心潜是地下党员。
他是怎么把队伍拉起来的？
他直接找了他表哥——当地民团司令唐守约。
借着这层亲戚关系，弄了个“自卫联队抗日独立中队”的番号，枪支弹药也就顺理成章地弄到了手。
再说说那个全县学生抗日游击队。
这队伍里全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热血青年，打起仗来嗷嗷叫，但也最容易被国民党那边盯上。
队伍刚有个雏形，国民党93军挺进支队的蒋朝翰就动了歪脑筋，想着把这帮学生娃收编给自己当炮灰。
这事儿没谈拢，蒋朝翰直接玩起了阴招，趁着学生队出差的当口，扣了6个人，连枪都给缴了。
这下子咋办？
去求爷爷告奶奶？
还是硬碰硬去抢人？
学生队的当家人杨庆祝、唐仁芝（这俩都是地下党员）选了第三条道：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既然你不讲究，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学生队二话没说，反手也把蒋朝翰手底下的8个人给扣了。
这招“对等扣押”直接把蒋朝翰给整懵了。
他压根没想到这帮读书的学生娃骨头这么硬。
折腾到最后，还得请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蒋继伊等人来和稀泥，双方“走马换将”，人换人，枪换枪。
经过这么一闹腾，学生队心里跟明镜似的：当“黑户”没法混，手里必须得攥着个“护身符”。
他们干了一件既讽刺又高明的事：把桂林专署专员的儿子陈谋荣请来，挂个名当大队长，然后大摇大摆地向国民党县政府申请备案。
国民党县政府那边虽说心里犯嘀咕，觉得这帮学生“赤化”得厉害，可看在陈谋荣那张脸的面子上，还是大笔一挥批了，不光发了关防印信，还给了个“全县县学生宣慰队”的名头。
结果呢？
名义上的大队长是陈谋荣，可真正抓着枪杆子的政治部正副主任，那是共产党员杨庆祝和唐仁芝。
后来陈谋荣想把队伍拉去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底下的兵压根就不理他，直接跟着杨庆祝走了。
这就是那个年月共产党人的生存本事：面子给你做足，里子我得攥紧。
身份的问题摆平了，接下来就得琢磨怎么打仗。
那会儿的日本鬼子，虽说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可咬起人来还是疼得很。
跟他们过招，拼力气不行，得拼脑子。
1944年11月，在灌江东岸。
一帮鬼子在大竹拉殿门前抢东西，邓崇济带着大田自卫队没在村里死磕，而是早早地埋伏在鬼子回据点的必经之路上——大狼口山。
这一仗打得干脆，直接把日军的一个曹长（也就是军士长）给送回了老家。
仗打赢了固然爽，可邓崇济脑子很清醒：日本人那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吃了这么大的亏肯定得找补回来。
一般人这时候估计正忙着庆功，或者是原地歇口气。
邓崇济下的命令却是：马上转移，连夜上山，去凤凰岭和大埔岭的山顶上睡觉。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大早，两百多号鬼子扛着轻重机枪，拖着大炮，气势汹汹地杀了个回马枪。
对着昨天的战场就是一通狂轰滥炸。
要是自卫队还傻乎乎地待在村里或者原地，这会儿怕是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鬼子把火泄完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只能灰溜溜地收尸撤退。
就在这节骨眼上，邓崇济又做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决定：追！
鬼子以为中国人早跑没影了，正吹吹打打往回撤呢。
谁能想到邓崇济的队伍居高临下，从侧面的小田山上像猛虎下山一样冲了出来，配合另一路人马，打得鬼子晕头转向，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寨屋据点。
这一套“伏击、转移、反击”的组合拳，算是把游击战那点精髓给玩明白了。
像这样的战例，那是一抓一大把。
灌阳县政工队也是个中好手。
1944年10月，他们在李桂屋伏击了一小队鬼子。
枪声一停，指导员郑震的第一道命令也是：老百姓赶紧散，部队立马撤。
第二天，鬼子拉了大部队来报复，结果扑了个空，气急败坏地把村子给烧了。
这时候，政工队没被怒火冲昏头脑去拼命，而是在东边的山上故意放火放烟。
鬼子指挥官一瞅，以为游击队藏在那头，不管不顾地命令部队去搜山。
这一搜，就把自己送进了八道水的深山老林里。
那可是游击队的天下。
政工队借着地形反击，把鬼子在林子里绕得晕头转向，死伤了一大片，最后还得让政工队尾随追击，把被抓的妇女和抢走的东西都给夺了回来。
这些仗看着规模不大，可架不住积少成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鬼子占着全灌的这一年里，这7支由共产党领着的“杂牌军”，愣是打了21次像样的仗，拔掉了11个据点，端了20多个伪政权的老窝，干掉鬼子30多号人（这里头还包括2个当官的），缴获的东西更是数不清。
更要紧的是，他们护住了老百姓的命。
可话说回来，真正显出这支队伍高明之处的，还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
按常理说，这时候正是抢地盘、扩势力的大好时机。
手里有枪，脚下有群众，完全能跟国民党那边掰掰手腕。
可中共灌阳特支接到的指示却是简简单单一个字：撤。
那会儿国内的风向变了，根据“隐蔽精干，积累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老方针，从1945年6月到9月，这7支曾经威风八面的抗日武装，开始有计划地分批撤退和安置。
就拿全县东山抗日政工队来说。
国民党县长蒋文度早就怀疑这支队伍姓“共”，特意派了自己的亲侄子蒋安去当队长，想把权夺过来。
支部书记谢雄平没跟对方硬顶，而是玩了一手“软钉子”。
他派进步学生去跟蒋安套近乎，先把信任骗到手；同时把队伍拉到离县政府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活动。
蒋安那就是个少爷秧子，怕苦又怕累，压根不愿意跟着队伍翻山越岭。
弄到最后，名义上队长是国民党的人，实际上队伍还是听共产党的指挥。
等到撤退的命令一下，这支队伍里的骨干立马脱离国民党自卫队的编制，潜伏了下来，为即将到来的新日子攒劲儿。
这一步棋，走得那是相当艰难。
对于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后生来说，把枪放下、隐姓埋名，比在战场上顶着枪林弹雨冲锋还要难受。
但邓崇济、谢雄平这些当指挥的心里跟明镜似的：现在的撤退，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要是贪图眼前这点地盘，在这个夹缝里把主力给暴露了，搞不好就被国民党那边给一锅端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笔账算是算对了。
从1943年邓崇济回乡搞工作，到1945年战略大转移。
短短两年功夫，他们在全县、灌阳这片地界上，从无到有，硬是拉起了7支队伍。
他们没有正规军的军饷粮草，没有公开的番号，甚至还得顶着“国民党自卫队”的帽子过日子。
可就是这么一帮人，在鬼子最凶残的时候，在国民党正规军跑得比兔子还快的时候，挺身站了出来。
他们用实际行动讲透了一个理儿：在战争里头，比手里的家伙事更重要的，是组织；比胆量更稀罕的，是清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