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人逃了出去。
可东史郎后来一遍遍说的，不是“我救过人”，而是“对不起”。
一九三八年前后，河南汲县一带的村庄被日军扫荡。土墙、院门、柴草垛，平日里藏粮食、藏农具的地方，那一天藏的是人。
东史郎推开一处民宅的门时，屋里挤着妇女和孩子。
枪在他手里。
门在他身后。
屋里的人不敢出声。
这个日本兵没有开枪。他把门重新掩上，又用铁丝从外面拧住，像是把一屋子的惊恐暂时锁在杀戮之外。
可这不是故事里最重的一笔。
最重的一笔在后面。
东史郎出生在一九一二年，日本京都府丹后町。二十五岁那年，他被征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
打这天起，他不再只是一个普通农家青年。
军装、刺刀、命令，把他推到中国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沦陷。东史郎所在部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他后来留下的战地日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及沿途犯下的杀戮、抢掠、奸污妇女等暴行。
那本日记不是旁观者写的。
是加害者写的。
这也正是东史郎一生躲不开的地方。
有人后来提起他，总爱先说那十名妇女。可如果只停在这里，事情就被说轻了。
那天傍晚，日军士兵要找“花姑娘”。
东史郎知道，白天那处民宅里还有妇女。若被其他士兵找到，后果不必再问。
他走回那所屋子，示意她们从后门逃。
语言不通，恐惧却相通。
有人抱起孩子，有人搀着身边的人，十名妇女从屋后离开，消失在夜色里。
他救下了十个。
也只救下了十个。
还有一名妇女，最终落入日军手中。
东史郎没能救她。
他也不敢站出来。
那一刻，他不是传说里的“英雄”，而是侵略军队伍里的一个士兵。枪、军纪、同伙、命令，全压在他身上。
他知道自己放走了人。
他也知道，自己所在的队伍正在毁掉更多人。
这才是他后来总说“对不起”的根子。
不是因为他做过一点善事，就能抵消侵略。
也不是因为他晚年忏悔，历史就能翻篇。
一九八七年，东史郎公开自己的战时日记。同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来到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向中国人民谢罪。
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多岁。
纪念碑前，一个日本老人跪下去。
这不是胜利者的姿态。
也不是旁观者的姿态。
是一个加害者迟到半个世纪的低头。
可低头之后，麻烦没有结束。
日本右翼势力不愿承认南京大屠杀，也不愿接受一个日本老兵拿出自己的日记作证。东史郎因此遭到攻击、恐吓，还卷入诉讼。
他没有改口。
他的日记被视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加害方史料之一。里面的字，不是为了让他自己好看，而是把侵略军队里的残忍摊开给后人看。
这很刺眼。
所以有人恨他。
二〇〇三年，九十多岁的东史郎在日本京都府家中，再次托人向南京人民表示忏悔与谢罪。
他在白纸上写下大意：侵华战争伤害了许多中国人民，他为此后悔，并真诚谢罪。
纸很轻。
那几个字很重。
晚年的东史郎，反复讲南京，讲日军暴行，讲自己亲历过的侵略战争。他不是把自己洗成“好人”，而是把自己摆回那个位置：侵华日军的一员，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一个终生背着罪感的人。
十名妇女，是他良知没有完全熄灭的一瞬。
可那名没能救下的妇女，那些南京城里的死难者，那些被侮辱、被杀害、被抢掠的人，才是他一生说不完“对不起”的原因。
二〇〇六年一月，东史郎去世。
他留下的不是一个“日本兵救人”的温情故事，而是一份加害者证言：战争能把人变成杀人的机器，也能让一个人在余生里被自己的记忆追赶。
那扇被铁丝拧住的门后，十个人逃了出去。
门外，是他永远走不出去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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