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生态修复难在哪？|小矿山|生态恢复|矿山|采矿

自《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09年5月1日施行以来，我国才正式将矿山生态修复和保护治理工作提上日程，相比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我国矿山生态修复的起步时间晚了20~30年，也正因为此，截至2019年底，这些欧美国家累计矿山生态恢复及复垦率普遍高于70%，而中国仅为20%左右（见图1）。

根据遥感调查监测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矿山开采占用土地面积5400多万亩，其中历史遗留矿山和正在开采的矿山分别占63%和37%。根据测算，如果到2030年历史遗留矿山累计修复比例达到75%、新增矿山修复比例100%，单位矿山修复价格分别按1~3.8万元/亩和0.7~08万元/亩计算，未来十年的修复资金需求将达到6500亿元以上。

然而，这一巨大潜在市场空间尚未有效释放，过去10年我国每年矿山生态修复面积的比例均不高于2%（见图2），矿山生态修复形势并不乐观。

矿山生态修复难在哪？

制约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工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1.客观及矿产规划不到位等原因，小型废弃矿山数量居多，法律责任难以界定。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国内9900多座废弃矿山的统计数据显示，小型废弃矿山占93.7%，中型、大型则分别占4.2%、2.1%（见图3）。由于小型废弃矿山数量多、规模小、碎片化、流动性大等问题，矿山生态修复责任主体缺失严重。

2.为完成政治任务，各地修复矿山通常从简单的小矿山开始，越往后修复难度越大。

以华东某省为例，《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实施意见》指出，自2016起，该省应治理废弃矿山3460个，应治理面积2.95万公顷，截至2020年底已完成治理2516个，完成治理面积1.65万公顷，提前一年超额完成规划治理任务，但全省仍有944个废弃矿山待修复治理，面积1.3万公顷，且剩余的都是修复难度较大的矿山，按平均2.5万元/亩治理费用估算，需约50亿元，短期内完全靠财政投入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治理机制；而在华北某省，其2020年矿山生态修复规划中的154个项目，上亿元的大项目数量少于3%，千万级别的项目数量少于30%，可见目前修复重点主要在难度较小、投资较少的小矿山。

3.各级政府财政压力大导致资金投入不足，同时缺乏引入社会资本的有效政策，资金缺口巨大。

“谁开发、谁修复，边开采、边修复”的新政实施以来，新增矿山修复基本能够达到“供需平衡”，对比之下，历史遗留矿山修复资金缺口较大。

从需求端看，我国历史遗留矿山修复目前修复比例不足20%，而且越往后，面临的往往是修复难度大、体量大的矿山，修复成本更高，上述6500亿元的资金总需求中，90%以上来自历史遗留矿山。但从供给端看，历史遗留矿山修复的资金主要以中央及地方财政投入和矿山企业被动投入构成，两个渠道的潜力都非常有限。据统计，从2009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中央和地方拨付的资金总计654.6亿元，年均仅65亿，相对稳定在中央35亿元左右，地方30亿元左右（见图4）。而且在“放管服”改革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无力投入更多资金到矿山修复工作中去，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更是只能“等靠要”。

寻求矿山企业投入资金修复也困难重重，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体量大、周期长，一些企业不愿或者无力承担修复成本，政府目前也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本是扩大资金供给的重要渠道，不过目前这方面的支持政策较少，而且缺少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社会资本积极性整体不高。

4.由于市场潜力并未有效释放，目前参与这一市场的企业并不多，资源投入不足，技术创新不够

目前主要有四类企业参与这一市场：第1类是生态修复企业，借助已有的技术积累拓展市场；第2类是工程企业，利用自身业务优势、资源优势和硬件设备条件等获取项目；第3类是环保企业（多以园林类、植被恢复类为主），出于业务拓展、战略协同需要进军矿山生态修复市场；第4类是采矿企业，随着责任主体明确，采矿与修复同时进行。这四类企业中，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在大项目中标占有明显优势，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中标金额1亿元以上的矿山生态修复大项目中，90%以上为国有企业；301个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中，60%以上是国有企业（见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