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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河，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项目支持系国家社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12BXW014）；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话语体系发展研究”（19JHQ080）。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处理党、党报、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虽然目前新闻学界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研究已层见叠出，数见不鲜，但“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是什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否就是“全党办报”或者“群众办报”，三者是什么样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仍是积压在许多学者心头的疑云，至今没有廓清。系统考察“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历史缘起和逻辑勾连，有助于我们汲取历史上处理党、党报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有益经验，从而更好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新闻事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而努力奋斗。

本文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分析其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其内在的层次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功能等，以期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内涵作一个系统而全面的阐释，从而为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党媒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带来一定的启示。

一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来源与阐释

（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三种来源

首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最主要的文本来源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两次谈话。“全党办报”一词首次公开提出是在1944年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即“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65）。同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讲话，强调把办报作为全党用来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一种工作方式，指出：“这样来办报纸，那末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作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14-115）。这是毛泽东对“全党办报”一词的首次解释。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谈论“如何办报”的问题时，其中“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0），被认为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八个字的直接出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两篇文献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一词的主要出处，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理解毛泽东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内涵的重要根据。

其次，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源流来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新闻思想和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马克思的“人民报刊”理论和列宁的党性原则思想。列宁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实践和办报理念，进而影响着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践和改版方向，成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及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践，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得以最终形成并进而发展成熟的一条最根本的路径。整风运动以前，党的新闻事业基本上走的是向“苏”看齐、精英化、城市化的办报路线，这严重脱离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和人民群众；而且由于当时的党报工作者思想上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倾向，导致党报内部闹独立性的现象时有发生。整风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不仅将党的新闻事业真正纳入到党的组织体系之中，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且进一步探索出一条在贫瘠落后的农村办大型党报的路线，建立通讯员制度，动员工农群众真正参与到办报中来等。可以说毛泽东发起的整风运动在党的新闻事业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正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扫除当时新闻事业内部不和谐之状而提出的一系列标准和要求，是毛泽东为使党报增强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方法和措施。

（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多重阐释

迄今学界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研究已是不胜枚举，基本成熟。然而对“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内涵的解读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因，在某种程度上与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张力以及文本解读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有关。综而观之，目前对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解读，大致有以下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1944年谈话侧重于党的新闻事业规模方面，强调的是各级党组织都要创办自己的报纸（包括墙报）。其强调的重点在于“全（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字“工作路线（报社要走群众路线）”以及具体把报纸“编好”的办法等方面。从总体上看，该种观点几乎涵盖了毛泽东关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全部看法，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1944年谈话强调的重点是“办”，是要各级党组织去亲手“办”报（应该把报纸拿在手里），直接“办”和层层“办”（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作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而1948年谈话强调的重点在“全党”，要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一起来办报，而不是少数人来办（黄旦，2004）。值得注意的是，该种观点指出了这两层意思之间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作用，互为依赖，并构成一种合力”（黄旦，2004）。可以说该种观点已将“全党办报”诠释得很透彻，但对“群众性”层面的诠释力度稍显欠缺。

第三种观点从较为微观的层面来解读，将“全党办报”的内涵细化为全党成员及党外人士参与办报、为党报写信写稿，以及各级党委（从中央到各县）都办党的报纸两层意思，这基本上与前一种观点不谋而合。而将毛泽东的“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办报”的思想解读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1）动员全体党员要关心、参与和领导党报工作；（2）面向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办报实践；（3）新闻工作者要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 （童兵，1993）。可见，与第一种观点简单地将毛泽东1948年谈话内容概括为报社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相比，该种观点概括得更为全面细致。

总之，目前学术界对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内涵多偏重于“全党办报”或者“群众办报”一方去解读，或者将其等同于两者的简单相加，鲜有将两者勾连起来进行系统考察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迄今对于延安新闻业群众性实践的学术考察仍然有待深化，尤其是群众性、群众路线与党性、政党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探析”（李海波，2018），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正是中国共产党党性与群众性之间关系的最鲜明、最深刻的体现。

二

“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历史勾连

（一）“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缘何勾连

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来看，“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互勾连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和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要求。换言之，既强调要遵循党性原则，坚持党对一切事务的集中领导，增强党性；又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坚持反映人民的意见、代表人民的意志、动员人民的力量，增强人民性，从而实现党性与人民性在宏观层面上的辩证统一。而“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离不开在新闻宣传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实”（李冉，邹汉阳，2014）。因此在延安时期党报改革的过程中，将“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进行并置与勾连，是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来看，“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相互勾连是“团结”与“统一”革命主题的时代需求和严峻革命形势的现实要求。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异常艰巨的任务——推翻压在人民头顶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敌我力量分外悬殊的情况下，要实现如此艰巨的革命目标，唯有“合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齐心（统一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意志）”，方能成功。从具体的办报实践层面来看，“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互勾连是为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而寻求的方法出路和实践的经验成果。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拉开了延安普遍整风的序幕，着手对党的思想作风问题进行改造，以统一全党的意志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切合实际需要的党报就应该“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126-127），应该深入群众，接受党的绝对统一领导等。而改版之前的《解放日报》却深受“王明路线的残余”影响，成为主观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的衍生之地、猖獗之所，例如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生活的内容，以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活动等报道太少等。基于此，毛泽东直接领导之下的党报改版，“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指向，同时包含党性和群众性的诉求”（李海波，2018）。

（二）“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如何勾连

首先，从数量和规模层面来看，“全”是“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互勾连的总量要求。“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之“全”的要求不仅仅体现在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还体现在利用全部媒介（媒体） “以全体人民为对象、反映全体人民的情况和情绪” 等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81）。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就强调，“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39）。这段论述鲜明体现出了“全”的基本意涵，即动员党、政、军、民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利用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方式和手段，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作广大之宣传。其次，从新闻业务的层面来看，“办”是“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互勾连的实践要求。在党报改版之前，毛泽东就针对党报存在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如1942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要使《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93）。4月1日，以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为开端，党报在具体业务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重大的一项改革措施当属报纸版面的改革，经过调整，最终形成了“一版为以边区消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为边区和国内新闻版，三版为国际消息版，四版为综合副刊版”的版面布局。由此看来，这种“以我为主、由近及远”的版面编排方式折射出的是党报功能定位和办报理念的深刻转移，意在“使报纸版面的重点，同实际工作的重点更吻合”（王揖，1989：63）。除了在“办”的方针立场和版面编排上规定“如何办”之外，在“办”的内容、风格、工作路线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成为“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相互勾连的重要体现，同样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相互统一。例如，改版之后的党报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增多了关于党的各种方针政策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内容，如据统计，仅在1942年的一年之内，《解放日报》就发表了100多篇有关党的整风运动的社论和文章（王揖，1989：64）。在社论方面，将社论与时评分开，一改以往一天一篇社论的模式，更加注重社论的质量等。在文风建设方面，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力求语言上的通俗易懂、简洁明快，“使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王敬，1998：49）等。

从组织关系的层面上看，“通”是“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互勾连的最高要求。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介，其最大的功用莫过于打通各参与主体间的关节和要道，最大限度地减小信息熵，以达到信息的高效互通。延安时期，党、党媒、人民群众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与和谐，无疑与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的改版直接相关，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是使三者之间保持“齐心”、凝成“合力”的重要保障。如此，党就拥有了一个听从指挥的、可用以“组织一切的武器”，一个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呐喊助威的喉舌，一个帮助促进党与人民群众交流互通的工具。那么，党是如何利用这个工具来反映群众、动员群众、指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呢？主要做法有二：一曰通讯员制度，二曰群众路线。通讯员制度的建立首先打破了报社新闻工作者与党和群众之间的专业壁垒，新闻工作者不再是“少数同人”，还包括广大通讯员。通过不断地对非专业的党员和群众进行专业化的写作培训，广大通讯员的写作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党、新闻工作者、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另外，遍布各地的通讯员网，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党中央与地方以及人民群众的联系，各县、区、乡的通讯员将各地的情况通过报纸上传到中央，中央制定了具体政策以后又通过报纸发布出去，各地党员干部又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学习，从而实现了中央与地方、党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互通。

除此之外，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也成为“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互勾连的一个重要支点。1943年6月，毛泽东首次较为系统地对“群众路线”进行了阐释，此后，我们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概括其群众路线的主要内涵。在此过程中，党的媒体发挥着重要的联通作用。一方面将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等向群众宣传，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1）。另一方面，深入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通过“多去参加群众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52），有效地将群众的意见收集起来，上传给党中央。从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达到了“齐心”效果，在行动上和组织上实现了“合力”目标。

三

“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逻辑发展

（一）“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统一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方针和工作路线，其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系统，实质就在于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党、党“报”、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既强调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和参与，增强党报的党性，又强调人民群众对新闻工作的参与和监督，增强党报的群众性，从而真正发挥出党“报”在联系党与人民群众当中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增强其组织性、战斗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能够相互勾连、协调统一与共同作用，使上情得以有效下达、下情能够快速上达，在传播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做到了极致，在“齐心”与“合力”方面做到了最优。

在参与主体方面，它强调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并制定了层级办报模式以及通讯员制度等一系列减少传播过程中噪音干扰的方法，打通各主体间的关节，加强了党、党媒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快速互通，密切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在传播内容方面，一方面严格要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反映党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要求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等。在宣传方式方面，强调按照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的原则进行版面编排，主张采用简洁通俗、有立场有个性的语言，采用一种新的、有重点有典型地报道人物和事件的方式方法等，这些新的方式有助于拉近与各地群众的距离，尽可能多地争取群众的支持。在传播渠道方面，强调尽可能地采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工具，如报纸、传单等纸质媒体，墙报、壁报等非纸类载体，革命歌谣等比较原始的口语传播形式等，有助于扩大传播范围。以上的种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该系统之目标的实现，即为党的革命事业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持，并使这些力量紧紧团结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为实现革命事业的总目标服务。

（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的内在逻辑

1.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世界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作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的三个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党”“群众”“办报（媒介）”三者也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在该系统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是“全党”通过“办报”所要达到的最高价值目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鱼”）的力量源泉和赖以生存之“水”；党报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办报”是将“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和“工作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知水恩”“知水性”的有效方式，也是群众表达自我意志的有效途径等。

作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中的两个重要部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犹如一体中的两翼，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统一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不可分割性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所具有的先锋队性质，继而产生了党的媒体也是人民的媒体、党媒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等进一步佐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之整体性的思想理念。从这一层面来讲，“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既然是一个系统，就拥有其各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性质、特征和功能，这也是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全党办报”或者“群众办报”的原因之一。

2.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一个多向互通的传播机制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作为一个系统，并非“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简单相加，党、党媒、人民群众三者之间有着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特有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使其拥有了多向互通、高效传播、团结统一等功能。

“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作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之下的两个子系统，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中担当着重要角色。正是由于“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配合，才形成了一个以层级办报为骨架、以全体的参与为血肉、以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为灵魂的传播机制，才得以实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最优功能。首先，层级办报模式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搭建了一个信息流通的骨架。从整个陕甘宁边区的“报”的架构来看，从中央级的《解放日报》等报刊，到分区的《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关中报》等报刊，到县级的报刊，再到乡里创办的最基层的黑板报、壁报等；从单个报纸（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为例）的组织结构来看，自上而下依次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党报委员会——社论委员会（由党政军负责人组成）——编委会——各级党政军机关（直接受党中央领导）——延安《解放日报》——信息——工农兵人民大众（包括党员）（李晓灵，2006）。这样的骨架结构不仅保证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将办“报”系统纳入到党组织的体系之中，加强了党与党媒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打通了中央与地方、党与党媒之间的关节。

其次，“群众办报与专家办报相结合”（甘惜分，1993：23）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全体的参与，成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机体运行所必备的血肉。办“报”不再局限于新闻工作的专家，而是面向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党内与党外、中央与地方、党员与非党员等）来办“报”，即所谓的“开门办报”。尤其是由党员与广大工农群众组成的通讯员网的建立，在保证“报”之稿源、发行、传播效果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直接加强了党、媒体工作人员、广大人民群众三大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保证了整个机体的通畅与协调。

最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主导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运作方式和运行方向，是整个有机体的灵魂。如果没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整个系统就没有了核心，就无法正常运行，更别说完成为整个革命事业而凝心聚力的使命了。因此，在革命的大环境下，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意志、统一党对一切事务尤其是新闻宣传事务的领导，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3.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开放系统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产生、运行、发展等都离不开外界环境的作用，尤其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该系统酝酿形成的环境背景，而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在此大环境之下，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致读者》中宣布要彻底进行改革，提出要把《解放日报》办成一份真正的、集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于一体的党报。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增强党报宣传的党性，一直到1944年2月16日，经过一年零十个月，《解放日报》改版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并将其概括为“全党办报”。此后，随着改革的影响和范围不断扩大，“全党办报”的思想在实践中获得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到1948年4月2日，以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全党办报”进行比较完整的阐释为标志，“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体系基本被建构起来。可以说，整风运动之下的《解放日报》改版是触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产生的机关，政治环境是影响“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运行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经济和文化环境也是影响系统运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不仅被国民政府切断了军饷供应，而且还面临着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再加上长期的战争，导致经济的衰败和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农业长期不能自给等，加之当时民众的文化素质很低，几乎95%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是文盲。这样的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无疑给“办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采用一些成本低廉、可行利用、贴合群众的媒介方式成为新闻宣传的一种重要手段，如创办大众黑板报，“用纸条或‘捎话’通讯的方式在黑板报上发表言论”（李鼎铭，1991：44）；通过办报、读报等对边区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利用报纸进行宣传成为动员群众积极投身于大生产运动等。由此可言，这也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系统发挥其“合力”功能以实现其最佳目标的一种实践体现。因此，“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它既在各种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又在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通过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和故障，不断自我更新，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稳定的有序状态，保持着一种盎然持久的生命力。

四

结语

通 过 分 析 “ 全 党 办 报 、 群 众 办 报 ” 的 全 新 内 涵 ， 即 它 是 一 个 讲 求“全”“办”“通”的有机系统，笔者结合当下现实，从中总结出如下几点启示：（1）“全”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要求全党动手和全员参与，“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要求充分利用一切媒介资源，尤其是网络资源，因为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接近10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0：355）。（2）“办”要求党媒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面向群众，贴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呼声；要自觉转换思维和方法，创新利用新的传播技术手段和文字、图表、音视频等多种传播方式，适应受众新的接受习惯等。（3）“通”要求不断推动媒体融合，打通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隔阂；要求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建立一套党、媒体和人民群众之间能够高效互通、信息共享的体制机制；要求宣传思想战线自觉承担起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任，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Mel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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