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历史系
摘 要：
北宋建国之初国内外局势未定，对外征战频繁。统治者汲取唐末五代军事政变频发的教训，施行以集中军权为目的的用兵政策，通过对统兵期进行限制与束缚实现朝廷 对军队的有效掌控，维护统治的稳定。而自真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国内外局势趋于稳定，北宋进入安定发展的阶段，北宋中叶局势的转变使得朝廷的用兵政策也 进行相应地调整，通过仁宗朝与西夏的战争可以窥见此期间用兵政策的调整详情。
作者简介：蒲章臻(1995-)，男，山东淄博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收稿日期：2020-03-19
北宋建国承接五代，由于经历过五代的战乱与政权的频繁更迭，宋初统治者意识到维护政权内部 稳定的重要性，故而不断施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汲取此前军事政变频发的教训，在用兵政策上统治者为加强对军队的掌控而对领兵将帅进行限制。太祖御将 有道，在解除石守信等高级将领兵权后，在用兵过程中不对将帅进行过多干预，反而给予出征将帅较高的指挥权，如开宝八年曹彬等人讨伐南唐，太祖赐曹彬剑并嘱 咐“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 [1] (P72)。而后的太宗与真宗没有太祖的军事才能，二者对于征战中的统兵将帅充满猜忌，故通过“将从中御”与“宦官监军”等政策对军队作战加以干预，削弱统兵将帅的指 挥权，实现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二者过多干预军队的行军作战，对统兵将帅造成诸多的限制，虽保证了军队在朝廷掌控之中，但亦造成了宋军战斗力低下，对外作战 鲜有胜绩。自太宗与真宗时起，集中军权、限制统兵将帅的用兵政策即成为宋朝定制，然北宋建国之初对外征战不断，在提防将帅在外拥兵自重的同时亦需倚仗其统 兵作战，北宋初期的用兵政策并未完全使朝廷满意。故之后不断地调整。
经历过建国初的不断征战，在真宗与辽于景德元年(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休战后，北宋政 权得以稳固。之后数十年间无外敌侵扰使国家得以稳定发展，期间各项制度趋于完善且对内统治稳定，北宋政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仁宗宝元元年(1038)， 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大夏，双方开始了为期数年的大规模战争。与西夏作战期间，仁宗遵循太宗与真宗时对统兵将帅进行限制与束缚的用兵政策，但北宋中叶特别 是仁宗朝新的局势使得朝廷的用兵政策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与调整。
一、“以文驭武“的全面施行
北宋自建国初即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来提升文臣的地位、削弱武将的影响力，以达到维系政权稳定的目的。“重文轻武”政策的推行使得有宋一朝出现了“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至于战卒，贱辱之甚，无以比者” [2] (P975)，“我朝以儒立国，故命宰相读书，用儒臣典狱，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 [3] (P210)的 思想，使得武将社会地位降低，文臣备受推崇。然在宋初两朝征战频繁，统兵作战需多仰仗有经验的武将，在军队中武将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文臣只能在行军作战 中听从武将调配，在军队中的影响微乎其微。然由于统治者对于武将的猜疑及集中军权的目的，在行军作战之际为防止武将专权，朝廷逐步施行“以文驭武”政策， 任用文臣代替武将担任统兵主帅，而武将则多担任文臣副将。真宗朝出现了对武将领兵的诸多异议，朝臣提倡施行“以文驭武”政策，任用文臣领军。孙何上书称 “历代将帅多出儒者” [4] (P710)，文臣领兵多出帅才;而武将“狃习戈防，罕有帷幄之谋” [4] (P710)，多是有勇无谋之辈，希望真宗能将军队交于文臣节制，使文臣能代替武将统兵作战。赵安仁认为此时军队兵多将广且训练有素，然而在作战中却屡屡受挫，是因为“主将之无智略也” [4] (P1434)，而文臣儒将则能洞察战机、知兵法有谋略，若选而用之则能“总戎训旅，安边制敌” [4] (P1434)。后真宗逐步实施“以文驭武”的政策，以文臣代替武将掌军。但并未全面推行，纵观真宗一朝仍多用武将统军。
“以文驭武”政策自确定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仁宗朝与李元昊的作战爆发时已全面施行，武将担任统兵主帅的情况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文臣代替武将成为统军主帅的情况成为常态，以至于时人发出“今天下久不知战，而所任多儒臣” [5] (P11035)的 感慨。文臣普遍担任边区最高统帅，而武将多为文臣副将，受其节制。与西夏交战之初，文臣范雍即被任命为鄜延路都部署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而后任命武将刘平 兼任鄜延环庆路安抚副使，石元孙为鄜延路副都部署，二者成为范雍的副将，听其指挥。金明寨部都监李士彬，亦归范雍统属，元昊曾使其民众诈降李士彬，李士彬 请求将这些人移往南方以防止发生叛乱，但范雍认为“讨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 [6] (P242)，其最终赏赐了这些降民，并将流民留于李士彬处。三川口一役后，武将夏守赟曾短暂的担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执掌边事，但不久即为文臣夏竦所替，同时文臣韩琦、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三者总览边防事宜。而夏元亨为陕西副都部署、葛怀敏任泾原副都部署、曹琮任秦凤璐副都部署、任福任环庆路副都部署等等，此些皆为武将，归夏竦等文臣节制。后宋军再败于好水川，促使朝廷对边防地区再次进行调整，先是文臣陈执中被任命为“同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诏讨等使” [7] (P432)， 武将曹琮调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诏讨副使，担任陈执中副将。后夏竦、陈执中统兵不利招致罢免，朝廷在边区设立四路防区，以韩琦为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 兼知秦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范仲淹为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庞籍为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四者共掌边防军政，亦皆是文臣，而 武将担任四者的副将，听其调配。如定川寨一役，副将葛怀敏受上司王沿节制，其听从王沿调令，自渭州出兵至瓦亭寨，“率兵据瓦亭待之” [5] (P9959)。可见此时文臣已普遍代替武将拥有了指挥权与决策权，在军中占主导地位。如狄青虽在与西夏作战中屡立战功，却依然受到文臣节制，当朝廷有意任命狄青知渭州时，谏官余靖强烈反对，其认为“朝廷自来以武人粗暴，恐其临事不至精详，故令文臣镇抚，专其进止” [8] (P3627)，武将不能担当大任，需受文臣统属，最终狄青没有受到任命而是调任他职。仁宗朝“以文驭武”政策的全面施行，使得武将任职受限，以至于出现“比年设武举，所得人不过授以三班官” [5] (P9812)的情况。
仁宗朝“以文驭武”政策全面施行以来，使得在行军作战之时，文臣普遍替代武将成为统兵主帅。相较于武将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文臣更易受到控制，武将听命于文臣有效遏制了武将拥兵自重，利于朝廷集中军权。此政策自仁宗朝全面施行以来，有宋一朝一直被沿用。
二、“将不专权”的大力提倡
宋初对外征战，将权不专的情况鲜有出现，统兵将帅虽受到来自朝廷的诸多限制，但其在军中的 权威不容置疑，副将属官皆需听令于主帅。然而在北宋中期特别是仁宗朝与西夏作战期间将权不专现象则十分普遍，“将不专权”政策旨在将统兵主帅与副将属官置 于对立面，借副将属官之手来限制统兵主帅，以增强朝廷对军队的掌控。在朝廷的支持下副将属官完成了对统兵主帅权力的分割，使得统兵主帅受到更多的掣肘。朝 廷任命的主帅领兵在外，每有军政要事，即令“逐路并令钤辖、监都、同巡检等司共从长商量” [9] (P523)， 使统兵主帅与副将属臣共同商议。由此副将属臣能就军政各抒己见致使其地位提升，相应地，主帅军中地位下降、威信降低，而如此这般往往会造成诸多混乱，最终 会贻误战机。且统兵将帅与其统领下的属将本应遵循严格的等级关系，相互之间应以上下级之礼相待，然而“将权不专”政策的提倡使得副将属官有恃无恐、不遵军 法，以至于出现“主帅等威既不尊异，向下官属更无节级相辖之理，及至出军首尾不能相救，号令不能相通” [9] (P523)的情况，军队中主帅权力被削弱、上下等级差异的模糊使得主帅威信日渐削弱，故不能对副将属臣形成有效约束并进行统辖，以至于对敌作战之时军令都不能及时传达。
“将不专权”政策的施行在与西夏的作战中产生诸多负面影响。统兵将帅权力被分割，副将属官 权力过大，使得主帅易与副将属官产生冲突，以至于副将属官战时不听主帅军令，造成军队统属的混乱。康定二年(1041)，韩琦命其属将任福出兵前往德胜 砦，下令“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 [5] (P10222)且临行前亦多次告诫任福，“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5] (P10222)，以军法命其听令，但最终任福未听从韩琦军令冒然出击，致使宋军大败于好水川，损失惨重。后武将葛怀敏被任命为鄜延部署、张亢为铃辖，二者面对其上司，担任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与韩琦之时，理应做到“以偏裨之礼奔走麾下” [8] (P3132)，如若违背指令应当军法处置，然而将权不专使得范仲淹等无法处置葛怀敏与张亢，故二者有恃无恐，对范仲淹等上司极其怠慢，皆“平牒往來，动皆钧礼” [8] (P3132)，不遵循上下级之礼而是施以平级之礼。庆历二年(1042)元昊大举入侵，葛怀敏率军出击，其上司王沿命其于瓦亭驻守，临行前反复告诫“戒勿入，第背城为砦，以羸师诱贼，贼至，发伏击之可有功” [5] (P9959)，然葛怀敏亦不遵王沿军令，冒然出击致使宋军大败。“将不专权”政策的施行使得主帅与副将属官在作战之时不能上下一心，而没有对副将属官惩处的权力使得主帅的军令往往得不到严格的遵行，以至于出现“偏校有监陈先退、望敌不进者，大将守着令皆申覆” [5] (P10258)的 情况。主帅既无威信，军令则得不到严格的遵行，军队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故而宋军在与李元昊交战之时接连大败，鲜有胜绩。尹洙任事西边之时，曾就建水洛城一 事与其属将刘沪产生分歧，刘沪多次违抗尹洙命令，坚持修建水洛城。若依军法，“沪裨将，洙为将军，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为过” [5] (P9634)， 然实际情况是尹洙无权惩处刘沪，故此事不得不上报朝廷，然结果却是刘沪未受惩处、水洛城被修建，而尹洙被调离原职。可见对于统兵主将权威朝廷并未加以维 护，反而支持属将副官与主帅形成对立，朝廷的放任与支持使得军队混乱，与西夏作战更加艰难。对于此种情形朝臣纷纷表示疑虑，贾昌朝认为军政要事仅需主帅定 夺，无须副将皆参与讨论，副将属官各持己见的后果就是“谋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则我否，上行则下戾，虽有主将，不专号令，故动则必败也” [8] (P3317)，未与敌军交战内已先乱，若与敌军交战则必败。尹洙认为将不专权、法制不立前无古制，前朝将帅外任领兵作战，副将属臣皆听命于主帅不敢违命，故而军队能令行禁止，所向披靡。而如今“诸路都监而上，皆与大将均其所统。虽名器至异，然皆署事而同议” [10] (P30)，主帅将权不专，军令不能统一，统辖的军队各自为战缺少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一触即溃。然反对之声并未使得仁宗转变态度，“将不专权”政策依旧施行。
“将不专权”政策的施行，使得副将属官成为制约统兵主帅新的力量，主帅权力的削弱使其更依赖于朝廷，利于朝廷集中军权，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但亦使军中出现军纪涣散、令不能行等诸多问题，致使宋军作战时上下不能相附，运转不灵。
三、“将从中御”的局部调整
太宗与真宗朝军队在外作战，为了限制统兵将帅，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二者施行“将从中御” 政策，通过赐予阵图或赐予方略的形式来下达指令指挥军队的作战。此举虽保证了朝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杜绝了将帅拥兵自重的情况，但大大削弱了统兵将帅的 指挥自主权。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统兵将帅需要根据不同的局势来做出不同的决断，而太宗与真宗的遥控指挥使得统军将帅被指令或阵图所束缚，使得军队自缚手 脚缺少应变与灵活性，容易被敌军针对，影响作战局势。太宗时田锡认为“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予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 违上旨” [4] (P1423)， “将从中御”政策的施行使得统兵将帅往往将遵循朝廷指令作为统兵作战的第一要务而不是克敌制胜，毕竟违抗指令需要承担抗旨之责，而作战失败的罪责相对来说 则轻许多。真宗时朱台符认为统兵将帅如同君主的武器与爪牙为君主冲锋陷阵，将统兵作战之事交于将帅才能发挥其才干，如此才是克敌制胜之策。而当时的情况却 是“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踨以宣命” [8] (P937)，这使得统兵将帅“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 [8] (P937)，统军作战的才智不得施展，只得听命于朝廷。众多的反对与劝谏并未使太宗与真宗的想法产生改变，太宗与真宗朝通过“将从中御”政策来指挥军队作战的现象屡见不鲜。
北宋中叶通过“将从中御”的政策来干预军队的情况有所改善，朝廷不再热衷于授予前线将帅阵图，然而经过调整后“将从中御”依旧继续施行。仁宗曾询问朝臣边防之事，老将王德用指出“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使得“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 [5] (P9469)， 将从中御政策使得统兵将帅需死守军阵或指令，此易造成作战的失败。故希望仁宗不再赐予边将阵图，应使统兵将帅随机应变，自行决定军务。仁宗虽听取了朝臣的 建议不再赐阵图与将帅，但仍时常制定作战部署，对军队下达死板的指令，对统兵将帅造成诸多困扰。与西夏作战期间，许怀德曾监管环庆军马、王仲宝监管鄜延军 马，朝廷下令二者应当相互照应以便在敌军来袭之时做好应对。朝廷的想法固然很好，但并未考虑实际情况，“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站，泾原至秦 州又远于此” [4] (P1474)，二者所统属的军队彼此相去甚远，若按照朝廷指令，有敌军来袭，一处出现危情另一处驰援，则会出现“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路险恶，人马已困” [4] (P1473)的局面，不仅不能解救友军反而会使得自己亦陷入困境。仁宗曾下令若敌军来袭，诸军寨不论敌军多寡皆需出战迎敌，若有违背则依军法处置。时西夏大举入侵，鄜延副总管赵振逗挠不出兵救援，按仁宗下达的军令其应当问斩。后得方偕上书求情，其认为“兵寡不敌，苟出以饵贼，无益也” [5] (P10070)，赵振才得以幸免。仁宗对前线军政的干预使得田況发出了“使赵奢、李牧、周亚夫授任于今日，获罪必先于诸将矣” [8] (P3135)的感叹，其认为行军作战应因时制宜，若敌军势重则应“且坚壁以守，须会合诸路兵马，可以取胜则令出战” [8] (P3135)，若遇小股敌军则应“畏怯不即追讨，并即诛之” [8] (P3135)，如此才能克敌制胜。仁宗还曾下诏将边防军队打散，各将领根据官职高低分别统领数量不等的军队，“部署领万人，铃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 [8] (P3036)，若敌军来袭，无论敌军人数多寡，皆是职位低的将领先行出战，这样的指令使得范仲淹发出了“不量贼众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的感慨。面对仁宗此种干扰边防的行为，诸多大臣对其“将从中御”的行为提出异议，尹洙认为对于统兵将帅应当“委大柄，不无疑惑” [11] (P1083)，既对将帅委以重任，却又“复命贵臣监督，进退皆由中御” [11] (P1083)，致使军队不能随机应变。而张亢直言夏竦、陈执中等边防主帅皆为朝廷重臣，如今被委以重任，若有边防之事应当交于边臣应对，但实际情况是主帅“但主文书、守诏令。每有宣命，则躀录行下，如诸处申禀，则令候朝廷指挥” [8] (P3184)，统兵将帅皆需按仁宗诏令行事，听从朝廷指挥，失去了作为军队统帅处理军政的权力，沦为了仁宗军令的传达者。
仁宗汲取太宗与真宗时期频繁赐予阵图致使兵将混乱的教训，对“将从中御”政策进行调整， 不再授予诸将阵图却依旧施行。对于仁宗所下达的诏令统兵将帅需严加遵守，制定的作战计划军队仍需执行，使得统兵将帅苦不堪言。“将从中御”政策虽依旧受到 诸多诟病，经过不断调整依旧被北宋统治者所沿用。
四、“宦官监军”的持续施行
“宦官监军”由来已久，自唐末五代以来，每逢军队出战，皆遣宦官随军督战。太祖领兵多年，颇通驭将之术，故而多不用宦官节制统兵将帅，直至开宝八年，尹崇坷征獠贼，太祖遣宦官李神佑督战，史书记为“内臣督战始此” [8] (P288)。太宗与真宗朝派遣宦官节制统兵将帅逐渐成为常态，究其根源为太宗与真宗对统兵将领的不信任，所以需要对统兵将帅进行监视与制约，以保障军队在朝廷的掌控之 中。而宦官因其特殊性而深得统治者信任，与统治者的亲密关系使得其容易对将帅造成约束，故“宦官监军”的情况多有发生。北宋宦官中出现过王继恩、秦翰此等 被委以重任且能统兵作战的名将，然而如同王继恩等通晓军事的宦官毕竟是少数，更多时候宦官从事军事活动带来的是消极的影响。自宋初宦官参与军事活动以来就 一直受到诸多反对，但有宋一朝内臣监军情况一直存在。与西夏用兵之初，晏殊就曾上书“请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 [5] (P10196)，阵图虽不再授予诸将帅，然与西夏对战之时宦官依旧活跃在边防地区，参与军事活动。
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一役，宋军被西夏大败损失惨重，统兵将领刘平、石元孙等部全军覆没，而在此次大败中宦官对作战失败负有重要的责任。与敌军交战期间，刘平等部被西夏军围困，急需支援之时宦官卢守勤却拥兵观望，见敌军势重以至于“抚膺涕泣不敢出” [5] (P13637)，其按兵不动贻误了战机，间接造成刘平等人的战败，且其在边地期间“尝易蕃官马” [5] (P13637)，亦影响恶劣。与西夏交战之际宦官黄德和身在刘平军中，身为监军不仅未在危亡之际支援前军，反而“望见军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 [12] (P256)， 其临阵脱逃致使军心涣散，众兵将皆从其逃离使刘平等无力抵御敌军，直接导致了三川口之战的溃败。不仅如此黄德和为逃避惩处，甚至不惜诬陷刘平等人临阵投 敌，几乎造成冤案使刘平等将领家属受难，后在文彦博与庞籍等人的调查之下才具得其实，黄德和受到惩处，刘平等人沉冤昭雪。卢守勤与黄德和胆小怯懦，其临阵 脱逃直接导致了刘平等人大败，甚至还存在着走私战马、诬陷阵亡将士的恶劣情况，二者的表现是宦官群体在与西夏作战中的一个缩影，宦官根本无力担负统兵作战 之责。然而即便黄德和等宦官在与西夏作战中表现如此不堪，仁宗依旧给予宦官充分的信任，重用宦官参与军事活动，施行“宦官监军”政策。三川口一役大败后夏 守赟主动请缨希望领兵与西夏作战，朝廷准其上书，任命其为“宣徽南院使、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5] (P9716)统领边防，然亦同时任命“勾当御药院张德明、黎用信掌御剑以随之” [5] (P9716)，同年仁宗又任命内侍王守忠任梓州管察使并兼陝西都铃辖。此时朝臣对于宦官参与军事的不满、对黄德和等宦官在三川口一役的表现的愤懑随着仁宗依旧重用宦官而爆发出来，时任知谏院的富弼对此直言“今益以守忠，殆与唐监军无异。守勤、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 [5] (P10250)，然仁宗不为所动。富弼的上书并未被采纳，次年王守忠上书“乞令军头司自今外州募到兵士五尺五寸已上有材勇者，并隶万胜指挥” [8] (P3187)，可见其依旧在军中任职。后与西夏的对战中，依旧存在着宦官“预军事素横，前帅优遇之” [5] (P9955)，致使军纪不立、军队涣散。杨楷任职后依军法治军，命此中官领兵听命于副总管致使中官不服，杨楷言军法“汝知违主帅命即斩首乎” [5] (P9955)，这才使得中官信服，之后军政肃然。然而即便如此，次年朝廷对杨楷委以重任，任命其为经略安抚招讨使，对此杨楷提出了六点要求希望朝廷能应允，其中就有“罢中人预军事” [5] (P9955)，但仁宗并未同意且收回了任命杨楷的成命，杨楷不得不改任他职，可见即便宦官群体在与西夏的作战中参与军事活动产生的多为消极影响，致使诸臣反对宦官干预军事，但在仁宗看来“宦官监军”政策的施行是不容置疑的。
无论是文臣治军还是武将统兵，都不能得到统治者完全的信任，只有宦官在军中会使得统治者 信任。宦官任职军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统兵主帅形成制约、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掌控而不是统兵作战，故而宦官在战场上的表现如何糟糕，受到多少朝臣的反对，宋 朝统治者依旧派宦官于军中担任要职。
五、小结
北宋建国之初，作为一个新生政权面临着自唐末五代以来所形成的混乱局面。周边诸国林立有 强敌契丹环伺，需要频繁的对外作战来保障新生北宋政权的稳固。且五代积弊已久，需要对原有的制度进行调整并创立新的制度来革除五代积弊。故而北宋建国初处 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之下，维系政权的稳固是当时主要目的。而经历不断的征战使得周边政权被消除殆尽，与契丹的纷争也在真宗澶渊之盟后结束。北宋中叶仁宗之 时，北宋王朝已由初期开创转向中期守成。此时国内外承平已久，已是多年不见战乱且朝廷统治固稳固;五代积弊已除，各项制度不断的完善统治秩序建立起来。
自北宋建国以来，政权内部的稳定一直朝廷关注的重点，而军队则是影响政权稳固的重要因 素，故朝廷极其重视对于军队的掌控，自建国初即施行利于军事集权，限制统兵将帅的用兵政策。然而频繁的征战需要仰仗武将统帅，且各项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当时 的用兵政策亦未完全成型。至宋朝中叶，局势的稳定与各项制度的确立使得朝廷将政策的重心更多的转移到维系统治内部的稳定上，相应的各种政策在进行调整与转 变，朝廷的用兵政策政策亦是如此。自宋初提倡“重文轻武”政策以来，在朝廷的支持下文臣群体经过宋初的初步发展，较建国初其地位显著提升且在朝堂上的的话 语权增加，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朝廷对武将的极度不信任和当时国内外局势的稳固，使得文臣逐渐替代武将在军队中担任统兵主帅。文臣全面取代武将 成为统兵主帅，武将则多担任文臣副将属官，军中地位的转变难免产生诸多矛盾，而朝廷顺势提升副将属官的权力与待遇，利用副将属官来实现对统兵主帅的制约， 不断的削弱统兵主帅的权力。但不论是文臣或是武将统领军队都不能得到朝廷完全信任，只有统治者或其亲信能参与军事活动才能使朝廷心安，故而将从中御政策或 是宦官监军政政策，虽一直受到朝臣的诸多反对与抵制且不断地进调整，但仍旧在军中施行。
总而言之，宋朝中期随着时局的转变，自仁宗始其用兵政策较宋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与调整， 但对于统兵将帅的限制并未减少，统治者始终将军队牢牢控制在手中。自建国初确立的的用兵政策在北宋一朝一直沿用，政策内容虽因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但 加强集中军权与限制统兵将的政策核心一直未变，这消除了将帅拥兵自重对统治稳定的威胁，使得有宋一朝并未发生大的军事叛乱，但这也直接导致了宋军的积弱， 对外作战鲜有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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