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武人的区别，在著名将领李晟与文官张延赏之间的冲突中益发突出。李、张彼此的敌视，源自他们早年对于一名官妓的争夺。贞元元年，当德宗指派张延赏出任宰相之时，李晟上表反对此人事升迁，当时德宗正仰赖李晟的军队压制反叛的节度使，因而取消了对张延赏的任命。两年后，在德宗的敦促下，李晟表荐张延赏担任宰相，借以释出双方和解之意。然而，当李晟接下来试图让他的一个儿子与张延赏之女结亲时，却遭到张延赏的拒绝，这让李晟忍不住向人大吐苦水。

02对张延赏的政策加以抵制

武人性快，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终欢可解。由发展看来，李晟显然有先见之明，张延赏很快地说服了皇帝剥夺李晟的兵权。不过，张延赏因私怨罢免李晟的行动激怒了其他的武官，他们因而对张延赏的政策加以抵制。由此可见，武官们拥有某种集体意识，这个意识在他们对抗某位不当对待其同袍的文官时会体现出来。另外，文官同样认为某些作为专属于武人，因而与自己不相配。

例如，武官出身的节度使通常会以对待下属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文人幕僚。一旦幕僚犯错，就会毫不犹豫地要求朝廷处死或流放他们。但是，如果一位担任节度使的文官也用同样严厉的方式对待他的幕僚，文臣同僚则会批判他。文人也认为某些领域或议题是他们所独占的，不允许武人插手。李晟与一位文人幕僚间的对话，阐明了这个信念。无论官员的品级为何，文人认为唯有他们才拥有劝谏皇帝的资格。

由此延伸，文官也认定在重大决策上，皇帝只能与他们进行讨论。因此，前面提到文臣为了防范将领参与朝廷事务而做出的各种努力，正反映了此种偏见的现实存在。文臣对于自己手下的军人，则会更直接地表达出他们的鄙夷。长庆元年，一些身处幽州的文臣嘲笑当地的军人：“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

此种仗恃文学知识而视武艺为无物的言辞，随后引发了当地士卒的叛变。在中央政府的文官则为了巩固“文”的优越，与将领们在国家祀典上争胜，引发贞元四年关于武庙祭仪的辩论。在一位文臣质疑太公是否有资格与孔子享受相同的祭祀仪式后，德宗下令群臣讨论武庙的祭仪，武臣与文臣为此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03武人的恶劣行为，社会风俗的败坏

武官们力主军事知识应当与文学教养并兴，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内外动荡不安的时代，唯有军事上的图强才能根除动乱。反之，文臣则争辩说：太公之学仅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人们的认可，不像孔子的教导乃永恒之真理，因此他不值得拥有与孔子同样尊崇的地位。文臣的主张隐而不宣地将军事专业贬低为一个较低层次的知识范畴。他们驳斥将领们的主张，辩称文武之道不应全然分离，且理想的军队应该来自农民，并接受文臣的管理和指挥。为了让双方满意，德宗颁布了维持太公祭祀的诏令，不过接受了文臣的要求，修改其祭仪，并以一位武官取代宰相来主持这项祭祀。

文士对于武人的鄙夷，致使许多针对武臣的负面情绪在其书写中呈现。杜牧向士大夫提倡兵学之时，也尖锐地批评了当代的将领。近代已来，于其将也，弊复爲甚。杜牧将当时的武官比拟为商人，因为他们是靠着贿赂取得职位的。他们不遵守任何道德原则，也缺乏正直的性格。武官中强悍残酷者一旦取得地方的统治权，就会违反法律、杀害忠良。若其权力巩固，就会反抗朝廷。至于武官中较为敲诈者则会横争暴敛，以丰盈自己的财富。

杜牧因此总结说，正是由于武人的这些恶劣行为，唐帝国才会经常发生军事叛变，社会风俗也因而败坏。显然，杜牧将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归咎到武官的身上。杜牧对武官的批评并非特例，敌视武官的文臣甚至建议朝廷缩减武官的数量。

在9世纪，出任节度使的文臣有时会称自己为“儒将”，以示有别于多数行伍出身的武将。“儒将”一词，意指具有儒学素养的军事指挥官，是在唐代末期才出现的概念。上文提过的几位唐代前期才兼文武的官员，既深具儒学素养，又经常统兵。他们像“儒将”一般地行事，却不曾以此自我标榜。“儒将”这个词在唐代后期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儒学背景的军事将领有所增加，而是反映了9世纪出任武职的士大夫怀有的优越感。

因此，当他们承担军事职任时，仍旧试图强调自己“儒者”的身份，而不是军人。其中一个例子是薛能，一位以自己的文学才能而自豪的节度使，相当憎恶军事工作，认为自己所担任的职位乃是“麄官”，也就是只适合粗鄙之人。薛能显然是想强调自己是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军事指挥官。由此看来，到了9世纪，文武之分已超越了官衔与职位，而涉及一个人的文化认同。

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如此鲜明，甚至影响到那些武人主导区域的地方文化。如陈寅恪指出，在武人的支配下，河北地区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都与朝廷控制的区域判然有别。在河北，军事技能掩盖了对儒家经典论著学习的锋芒，成为最受重视的学习项目。在其他地方，为了参与科举考试而读书，仍被认为是提升地位的最佳途径。尽管我们可以在9世纪找到许多文武官员相互仇视的例子，不过直到乾符二年以前，这两个群体并没有在政治上发生太多的冲突，因为双方都没能拥有足以压制对方的实力。

安史之乱后，宦官是掌控朝廷的主要群体。朝廷与军队的重要职务委派，鲜有不经他们之手而决定者。因此，不论拥有怎样出身背景的官员，都希望能够与宦官建立关系，以利自我晋升。由于他们特殊的生理状态及孤绝的工作环境，宦官形成了自己有别于文武官员的集团，也因如此，没有哪一个集团得以完全掌控中央政府。地方行政同样也存在着平衡关系。

一份关于节度使背景的分析材料显示，文武官员各有自己的支配区域。大体说来，武人任职于战略要地，所担负防御责任超过一般行政。相对地，文官主管那些对朝廷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区域，并多以文职管理者的身份工作，较少掌控军务。与此同时，政治权利上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鸿沟。

武人的政治活动使得他们有机会和文士共事，进而让双方交流各自的理念。此种交流的一个显著事例是，武人节度使府延聘文士作为其文职僚佐。由于掌管着地方行政，无论是什么背景出身的节度使，都需要学养丰厚者的协助，以便处理各种行政工作。即使是河北地区的半独立节度使，也试图援引饱学之士作为其僚属。

对于无法在科举试场上求胜的文士，在节度使的麾下工作，尤其是为那些与朝廷关系疏离的节度使效命，使他们获得另一条通往权力之路。即便是拥有科举功名或已任官职者，当他们对自己在中央政府的前途感到悲观时，也会转向节度使求职。少数出身较低的文人甚至倾向用极谦卑的姿态面对他们的武人长官，经常到了巴结奉承以谋求一官半职的地步。当武臣与文人共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

04部分武人谨守礼法，为自己和家人赢得全国的声望

一些9世纪的将领相当喜爱文学知识，以至深以自己能够赋诗为荣。部分武人则谨守儒家的礼法，为自己和家人赢得了全国性的声望。例如，祖上都不是汉人的大将李光颜及其兄长李光进，便以他们在家族内的孝顺行为和对儒家原则的遵从而扬名。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预防了严重冲突的发生，也阻止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乾符二年以降，一连串的叛乱很快地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文武关系也随之产生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