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密歇根州一个小镇上长大的卡拉·贝德尔，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她的养父母是一对信仰基督教的中产阶级白人夫妇，有两个亲生子女，因为喜欢大家庭，又不想自己再生，所以选择领养。出于“为世界做贡献，拯救贫困孩子”的想法，他们从韩国领养了卡拉。

当卡拉长大成人，有一天去寻亲时，发现自己的故事曲折得可以拍一部韩剧。

1983年，2岁的卡拉被发现独自一人在韩国槐山郡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哭泣，只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年龄的她被带到了清州的一家孤儿院。

10个月后，卡拉漂洋过海，成为了贝德尔家的一员，养父母和哥哥姐姐对她都很照顾。

上幼儿园后，因为与众不同的长相，卡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些歧视和羞辱，“为什么你的鼻子这么平？为什么你的脸是平的？你从哪里来的？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面对这些挑衅，年幼的卡拉总是毫不退缩，不甘示弱地怼回去，“当你看到一个美国人时，你不认识她吗？！”

那时的卡拉已经被灌输了美国人的强烈自豪感，她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她不认为自己与其他美国人有什么不同。

总体来说，整个学生时代，性格活泼坚强的卡拉与同学们相处得还算不错。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审美观的形成，她开始讨厌自己的小眼睛，短睫毛，黑头发和扁平的面孔，但对外貌的自卑没有影响到卡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她决心走出小镇，去看外面的世界。

卡拉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大学，主修市场营销专业。她的父母早就声明，不会为三个孩子的大学教育买单，谁想上大学，谁自己想办法付学费。摆在卡拉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靠奖学金，要么靠打工挣钱。

尽管卡拉的GPA成绩达到了3.89分（满分4分），可还是不足以获得奖学金。凭着坚强的毅力，她一边学习一边拼命工作，终于在大学毕业前还清了贷款。

刚一毕业，卡拉就顺利地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了工作。

她从未想过要去寻找亲生父母，“过去的事就让它留在过去吧”。如果有人问起她被领养的事，她会说：“是的，我是被领养的。我还是婴儿的时候被遗弃在停车场。我的养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不需要寻找（亲生父母），因为我只着眼于未来。”

2006年，卡拉结识了未来的丈夫。他来自荷兰，与她一样有周游世界的梦想，两人一起背包旅行了8个月。婚后，卡拉随丈夫定居在阿姆斯特丹。

2012年，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出生。当孩子被放进卡拉怀里那一刻，她觉得事业成功忽然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她不再雄心勃勃地梦想成为一名CEO。

两年半以后，女儿奥利维亚出生。女儿比儿子更依恋妈妈，她只喝母乳，妈妈一离开房间就尖声哭叫。

这种深深的依恋唤醒了被卡拉埋藏在心中的过去，30多年来，她第一次想起了生母，“我也这样吗？我也为她尖叫吗？她抛弃我时是多么的痛苦和内疚，她一定每天都在想我......我必须找到她。我想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了这条痛苦的道路。”

2016年，卡拉开始了寻亲之旅，她联系了领养机构，向一些寻亲网站上提交了DNA。2017年，她和家人第一次踏上韩国的土地。

卡拉很快就融入了新环境，她惊喜地发现，韩国的衣服，鞋子，太阳镜，每样东西仿佛都是为她的体型和脸型设计的，那里也没人认为她的鼻子和脸是扁平的，她爱极了这种感觉。

2018年，卡拉再次去了韩国清州的孤儿院，她惊讶地发现，在被贝德尔夫妇领养前，她其实已经被一对韩国夫妇领养。韩国养母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孤儿院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送你回去，一对美国夫妇正在寻找一个2岁的孩子，我们应该送你回去。我们不想，但还是做了。很抱歉我们不能抚养你，我不能生育，真的很想留住你。”

孤儿院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卡拉感觉很愤怒，认为孤儿院是为了更高的价钱把她卖到国外了。她的寻亲之路看似已经进入了死胡同。

惊喜总是在不经意中到来，2019年1月，卡拉收到一份DNA比对报告，说她与一名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韩国青年男子有亲戚关系，他可能是她的外甥或侄子。

卡拉立刻与年轻人取得了联系，对方爽快地答应帮她寻找生母，说家里的长辈会支持他的。８个月后，他们收集信息，建立家谱的工作被年轻人的母亲叫停。卡拉不放弃，又设法找到了年轻人的表妹。表妹一开始也很热心，愿意帮忙，可是她的母亲也跳了出来，切断了与卡拉的联系。

这两位母亲都是卡拉同父异母的姐姐。卡拉给她们发了无数封电子邮件，承诺一定保守秘密，了解真相之后再也不会联系她们。她还曾跪在姐姐家门前恳求能见生父一面，姐姐们不但在她面前关上了大门，其中一个还报了警。

卡拉其实从来都没想找生父，只想找生母，让母亲知道她没事，减轻母亲的内疚。她希望生父告诉她生母是谁，可是生父一家把她拒之门外，说她是个疯子，骗子。一次她设法找到生父家门口，用韩语问他是否认识她的脸，他“直视着我，然后挥手示意我走开”。

为了让生父同意与自己见面，2019年11月18日，卡拉对她的生父提起了亲子鉴定诉讼。

韩国法律规定，未经亲生父母同意，被收养人无权与亲生家庭联系，但卡拉情况特殊，她是被遗弃的，所以有权要求做亲子鉴定以确定生父的身份，并与他见面。

法院果然下令进行DNA检测。卡拉的生父没有参加听证会，测试结果显示他有99.987%的可能性是她的父亲。卡拉的胜诉让她成为韩国第一位得到承认的被收养人，依法具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即使这样，卡拉也无法强迫生父见她。她和对方家庭谈判，说如果他们同意会面，她不会对媒体透露任何谈话内容。

在约定的见面日，卡拉的生父戴着帽子和太阳镜，捂得严严实实地出现，后面还跟着两个保镖。

卡拉很震惊，觉得仿佛是置身于某部韩剧的场景。她想把提前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他，他不接。对她的问题，他基本都予以否认。

整个会面只持续了10分钟，“失望这个词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卡拉说。

“我希望，在媒体的关注下，我的母亲能看到（我），她能站出来，像我一样有勇气打这场仗，”卡拉对记者说。

面对镜头，卡拉用韩语说：“妈妈，我想见你，真的，别难过。请过来（找我）。”

朝鲜战争后，美国大兵在韩国留下不少混血孩子，为了保持血统的“纯净”，韩国政府通过国际领养的手段，将血统“不纯”的孩子送走。上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有约25万名儿童被领养，其中大部分是被外国人领养。

除了混血儿童，另一类孩子也难逃被领养的命运——非婚生子女。作为父权社会，女性未婚生子在韩国是奇耻大辱，她们常常被迫放弃孩子。

卡拉认为自己就是婚外情的产物，她的生父“试图和别人生个儿子，看到我还是女儿，就把我抛弃了”。

“我的韩国父亲非常富有，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常春藤名校，她们的丈夫都是在韩国社会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人。我是因为外遇出生，为了掩饰我父亲的错误而被送走，并不是由于家中贫穷。我被领养不是‘拯救贫困儿童’和‘行善’那么简单。”

卡拉说，在许多国家，精子和卵子捐赠者的子女有权知道他们的亲生父母是谁，但在韩国出生的被收养者却没有这种权力，她希望自己的案例能促使韩国做出改变。

“韩国的领养政策是从父母的角度制定的，没有从孩子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孩子的权利是什么？”

“我非常感谢收养我的家庭，但是，领养所提供的那些‘好处’并不能证明这个方法就是正确的，国际领养代表着孩子失去了一切。”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我们需要与家人联系的权力......我希望韩国能改变（政策）。”

正如卡拉所说，她的故事仿佛是现实版韩剧：一个女孩幼时被父母抛弃，在异国他乡自立自强长大成人，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她千方百计想寻找生母，只为让生母放心。富豪生父和异母姐姐们一方面怕她争夺财产，另一方面怕家族丑闻曝光，对她横加阻挠。无奈之下，她走上法庭，迫使生父承认亲子关系。该剧同时对韩国的领养制度予以曝光和批判，为了赚钱，孤儿院把孩子卖往国外，孩子还无权知道亲生父母是谁。

亲情在金钱面前，显得那样的脆弱。

卡拉的故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她说，即使她最后能与生母团圆，故事的结局也是苦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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