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老独物”死了，尸毒却还荼害台湾土地。史明的一生也可称之为“传奇”，虚头八脑的名号一样不少：台湾“独派”精神领袖和启蒙导师、作家、学者等等。

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老独物”死了，尸毒却还荼害台湾土地。史明的一生也可称之为“传奇”，虚头八脑的名号一样不少：台湾“独派”精神领袖和启蒙导师、作家、学者等等。

然而，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身份的多次转变——从抗日知识分子到共产党员，再到叛逃台湾的反动分子，回到台湾后，更是揭竿而起，成为反对国民党的“台湾独立武装队”的头领，随后，被蒋介石通缉，逃亡日本。

跌宕起伏的闹剧终究落幕，揭开“台独恶人”史明所谓的台湾具有民族自决的荒谬谎言，一探这个叛党、叛国的反动分子所掀起的惊世骇俗的风浪。

史明

反日情绪高涨：史明加入抗战大军

史明原名施朝晖，出生于十月革命时期的日治台湾。史明的母亲施阿秀是台湾士林望族施家的独女，若是在大陆地区，其成分完全可以被划为大地主。史明原随父姓林，在显赫的母家的要求下，被过继到母系。

史明的父亲林济川曾留学日本，参加新民会和台湾文协——由台湾人自发组成的，主张移风易俗，启发民智的新文化组织。由此可见史明出身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很难窥知其以后会走上叛党叛国的道路。

到了上学的年纪，史明进入了台北建成小学。

在这所贵族学校里，他接触到多为日本学生，早慧的他目睹了日本人对台湾地区试点实施“皇民化运动”，对“国语家庭”——即一家人都会说日语的家庭给予特别的优待，如派发粮食时多分些许，许诺孩童接受更好的教育等等区别对待。

史明因家世显贵，并没有这些烦恼，但一日日目睹外来势力在台湾为非作歹，使得对日本入侵者的厌恶之情一点一点扎根心底。中学时期，其更是公开参与了校园内反日示威活动。

中学毕业后，史明并没有选择台湾当地上流社会扎堆的医科和商科，走上安享富贵的闲逸之路，而是不顾母亲的反对进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

大学期间，史明近乎贪婪地汲取知识，尽管外来亚裔依然受到封闭的大和民族的歧视，但“亲切”地称日本为“内地”的台湾人却生活得十分安稳。

1942年，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影响，史明被迫提前毕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厌恶和青年人的热血刺激着他，1943年，他决计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史明来到大陆地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

在此期间，他打过游击战，上过狼牙山，参加过解放战争。在加入共产党，履行党的使命、完成党的工作时，史明表现得忠贞无二，其工作能力和态度无可指责，堪称队内楷模。

只不过，因目睹台湾乡邻的苦难，而滋生的所谓“爱国情怀”并未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这为史明日后迷失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中直至疯魔，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反共心思渐生：史明叛逃台湾

按照这般走势，史明应当成长为我党内部颇有建树的干部将领，为何最终于建国前夕逃亡台湾，最终落到一代反贼的恶名呢？

事实上，从史明的人生轨迹分析，若他只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他未必会选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加入险恶的战场，更不会在多年战乱终于了结，共产党胜券在握之时，选择反叛。

因此，史明叛逃，直至沦为“台独”分子，除了被歪曲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驱使致使其混淆台湾的法律地位，更有一件事情，充当了史明思想异变的导火索。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主要作战对象从外国侵略者变成了国民党军，作战形式也由游击战变成了运动战，这令本来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就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民军队更加注重人力资源的调配，其中有一项政策，便是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进行教育，收编新兵力。

这些举措对人民解放军取得国内战争胜利起到了助力作用，直至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总员为520万人，起义、俘虏、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先解放战士占到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周总理曾称赞“解放士兵”政策：“在打黄百韬时，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与作战，这种情形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少有的。”

黄百韬

那么“解放战士”工作为何会引得史明心生怨念呢？“解放战士”队伍初期，多按籍贯地区分划管理，如台湾籍士兵就组成了“台湾队”，方便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史明，就是担任代理队长和政治教员，负责训练和教育解放士兵。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一项举措叫“诉苦运动”。即开诉苦大会，让那些对战争感到迷茫，只想回到家乡的士兵随心倾吐心中的愁苦，将对这世道的满腔不满都倒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多要求小队队长充分调动战士们做贫苦雇农时期的经历，通过给亲人祭灵、算细账等方式令解放战士确立阶级斗争观念。

史明并不认可这种激发下层民众对剥削阶级仇恨的教育方式，他反对通过“倒苦水”、“挖苦根”在台湾人中挑起“福佬”和客家人的矛盾，这类方式在他看来是“粗鄙且野蛮”的。于是，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点点在他心中积酿。

但“解放战士”的教育方式当真如同史明所说的是为“仇恨教育”吗？有这种观点，完全是出于史明出身地主家庭，且未能摆脱地主家庭剥削思想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共对待国民党俘虏军，从来不存在什么仇恨教育和挑唆。

其一，在解放战争时期，明文规定红军要用最大的热情来欢迎俘虏军；其二，俘虏军一切衣食住行待遇比照老兵；其三，不愿意留在人民军队的俘虏军，经过宣传教育后，会发放5元到10元不等的路费，遣送其回乡——路遥家远者多予，老弱病残者多予。

个人仇恨如果过度膨胀，终会烧身自焚，只有将个人仇恨和阶级觉悟相结合，才能坚定贫苦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信念。

在教育过程中，中共要求队长和政治教员彻底涤清解放战士原本那种“地主和资本家有才、投胎好，该享福，农民没才学、没技术，只能吃苦”的错误观念，让解放战士认识到，他们是人，是有权利、有思想的主人翁。

但显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孤高自许的贵族情节充斥着史明，他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并日渐厌恶那些个对天放空枪、鬼哭狼嚎、乡音浓重的解放战士。一个为了台湾肯投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将士，怎么肯承认自己厌恶、鄙弃自己的乡民呢？

于是史明将过错都归咎到了共产党头上，他一日日煎熬，这种恐惧与不满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到达了顶峰。

前文已述，史明的母家是大地主，大地主是何概念？施家有大概160甲土地，1甲即等同于大陆的1公顷，160甲约为2300多亩土地。

解放战士家中大多没有半亩田地，眼瞅着人民军队一天天高喊：“打到江西去，打到四川去，翻身复仇分田地。”史明的心跟着口号飘荡不安：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喊着要打到台湾去呢？

目睹一个个被打倒的地主，史明看着他们从抱着财产地契哭得死去活来，再到窝在堂屋一语不发，心中陡生兔死狐悲之情。

1949年，史明通过伪造证件离开了解放区，抛弃革命事业逃向台湾。

史明从革命将士沦为“台独”恶人，不可不谓是阶级悲剧和命运悲剧。一个加入共产党6年的战士，一个研读马列主义的早稻田高材生，却始终无法摆脱阶级身份的禁锢。史明沦为“台独教父”比之现今接受日本教育洗脑多时的新生代“台独”，更令人悲怆。

史明终究无法明白，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解放战争，抑或是他耿耿于怀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是为了在战争时期宣传自己，瓦解敌人，吸收士兵入伍、弥补兵源不足，赢得战争胜利是当时的首要需求。

逃往台湾,发动起义：意图刺杀蒋介石

1949年，回到台湾的史明并未投诚同样逃亡的国民党，因为“二二八事件”，他对国民党充满了不屑，尤其当眼见蒋介石带领军队逃往台湾时，他身上作为台湾土著民的倒刺又竖立了起来。

史明迅速征集了约30名“二二八事件”的幸存者，组建了一支完全由台湾本地人组成的“台湾独立武装队”，这支小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刺杀蒋介石。

显而易见，这个计划还未开始执行，就因为藏匿的枪支武器被国民党军发现而败露，蒋介石毫不留情地下了死命令，要求通缉史明。史明在天罗地网地追踪之下只好潜逃日本，从此开始了自己长达41年的流亡生活。

说来实在可笑，史明参加过抗日战争，无论如何叛逃中共，但对日本的仇恨几乎如同附骨之疽一般，可彼时在蒋介石的通缉之下，却恰恰是日本暂时庇护了他——日本在蒋介石的索要追责之下，将史明列为“战犯”，扣留了下来。至此，他得以逃脱一死。

在日本期间，史明经营着一家叫做“新珍味中华料理”的店铺，每日包华北水饺、炒卤大面。

刚刚结束战争的日本满目疮痍，史明的特殊身份使他饱受歧视——一般的台侨嫌弃他曾经当过红军、国民党统治下的台侨厌他是“台独”、纯搞“台独”社会工作的看不惯他做生意赚小钱、而赚大钱的台侨更看不上他这个“曾经的贵族”。

北海道的冷水浇不灭的是史明杀回台湾的野心，他饱受挫折，却没有一刻忘记杀回台湾，实现“台独”。

20世纪60年代，刚刚在日本站稳脚跟的史明开始秘密活动，联系“台独”分子颜尹琮，策划一场爆炸和暗杀行动：

他们计谋要炸毁台湾交通主动脉“大肚溪铁桥”，一旦这座贯通南北公路的铁桥被炸毁，周围的桥梁必然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接连发生爆炸，届时台湾交通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很难想象，这是口口声声要“解放台湾”的台湾本土人，当做出这项决议时，就表明史明已经不将爆破中受损的基础设施和无辜人员的性命放在眼里了。

然而这项计划在1967年再度胎死腹中，国民党调查局人员在一家旅社中将“台独”分子一网打尽，连同揭开了史明更为触目惊心的计划——狙杀蒋介石、连震东、徐庆钟、黄杰等国民党政府高官。

不得不说，尽管计划设想极其大胆，但不免流于草率，仅靠几个不入流的恐怖分子，史明莫非是想让颜尹琮帮他摆平一切，直接接他回来登上台湾领导人的宝座？

在往后的日子里，史明倒像是真正偃旗息鼓地静了下来，他开始写作所谓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也是在这时，他将本名“施朝晖”改为“史明”，意为“把历史弄明白”。《台湾人四百年史》在日后成为了“台独”分子的理论武器，以此来谋独反动。

当真可笑，史明是20世纪生的人物，并非是活了四百年的太岁，其撰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不过是“台独”分子圈地自娱的东西，如何能作为台湾独立的理论依据？这本书只能作为史明一生都未曾安歇“台独”之心的证明。

其在书中大言不惭地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以此作为台湾法理独立的依据，显然是滑天下之大稽。

首先，“民族自决权”最早起于德国学者，第一次以完整理论形式出现见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具体内涵是指将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从外来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

披着“民族自决权”的外衣行“左”派之事，史明错的第一步就是不敢承认，台湾从来不是哪个国家的殖民地，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步，台湾人是中国人，不是在外国殖民统治下受压迫的民族。

史明鼓吹台湾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地”之时，大概是忘记了自己作为“台湾最后一个黑名单”的身份。

1993年，史明在民进党当权的大背景下巍巍颤颤地回到台湾，与蔡英文一众“台独”分子沆瀣一气，一时间被吹捧为导师级人物。2019年9月20日，史明终于闭上那双图谋了一生的恶眼，因病死在了他心心念念的台湾，终年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