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咱们讲了，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是爱吃瓜的，尽管这个瓜不一定是西瓜，但是消夏解渴的功能却亘古未改。瓜虽然好吃，但是君子爱瓜，取之有道，您还得老老实实掏钱来买。明目张胆的去偷那是不行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中有这样一句话：

“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

鲁迅的故乡民风淳朴，乡下人对于往来行人取瓜解渴的行为十分大度。但是换到民风不那么淳朴，甚至是人与人之间对立比较严重的时代，走在路上摘一个瓜吃，那罪过就比较大了。

大概什么罪呢？即行处决，现场摘下脑袋瓜。

话说隋朝之时，大名鼎鼎的隋文帝一统宇内，终结了中国历史从西晋永嘉之乱以来，长达273年的分裂——那可是自打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分裂期。

论功绩，隋文帝的功绩丝毫不在秦始皇之下。在他主政之时，隋朝仓廪充足物阜民丰，甚至有学者认为，此后唐朝的贞观之治，有不少底子就是人家隋文帝打下来的。

隋文帝虽然谥号叫“文”，不过从他的行为来看，所作所为和“文”也不是太沾边，倒有点“武”的味道。不过中国古代的文臣们尊文轻武，所以给他上了一个“文”的谥号。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隋文帝可是有点“全武行”的意思。这一点从他的一个爱好就能看出来。

热爱杀人。

虽说是好杀人，但是隋文帝“杀之有道”，用各种理由去杀。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严刑峻法。话说隋朝一统天下之后，百业逐渐安定。可之前战乱日久，民间暴力违法行为依旧很多，以至于“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

就连首都大兴城的市集之上，光天化日之下都有人拦路抢劫，地方上治安更甚。面对这个问题，隋文帝很是苦恼，向手下的臣子们问询。按说司法问题，交给法官就行了。结果臣子们尚未回答，隋文帝脑筋一转，计上心头：

“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

鼓励民间互相检举纠察报告，抓到贼犯，就将犯人的身家财富罚没，分赏给报案人。

这个办法看似很好，一两个月之内就快速稳定了治安。可随着后续的实施，这个手段的漏洞就越来越多。比较极端的例子，当时有很多无赖，就故意把自己的财物掉在地上，自己躲在一边。碰见有人好奇捡起来看，这些人就一拥而上，把捡拾者抓起来报官，分领财物。很多人都因此被陷害。（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

看见自己的法令变了味，隋文帝的脑子不知道怎么想的，又连续下达了两条法令：

“盗一钱已上皆弃市。”

偷盗一个铜板，贪污一个铜板，都判处死刑。在地上捡起别人的财物却没有交公？对不起，视同偷盗。

“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

贪污一个铜板的，身边人知情不报，也要连坐判处死刑。

这两条新的刑罚就非常瘆人了，闹到最严重的时候，就出现了以下的判例：“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

三个人共同偷一个瓜吃，事发之后不经审判可以当场处决。要是按照这种法律力度，《西游记》师兄弟三人，早不知道被判死多少回了。

隋文帝通过这种方式，原想的是稳定治安，但是老百姓却苦不堪言，甚至有人被逼得劫持官吏高声喊冤。后来隋文帝估计琢磨明白了，于是废除了这条过于严格的法律。可即便如此，在他晚年的时候，越发酷爱严刑峻法，甚至亲自干预司法，轻罪重判。用的官员因为劝谏，在大殿之上被活活用鞭子抽死，有的官员甚至因为办公室卫生搞的不好，就被判处用乱棍打死，有的官员因为园子里的绿化没搞好，就被砍了脑袋，此等案例数不胜数。可见隋文帝时期，法制着实遭到了破坏。

值得一提的是，等到了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这位“大昏君”反而在司法上面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宽宥刑罚，让群臣百姓很是过了一段好日子。可惜好日子不长，隋炀帝大兴土木、东征高丽，为了完成各种税收、徭役的人物，不得不继续启用严苛的律法。过惯了好日子的老百姓哪受得了这个？大家相拥而起，没过多久，大隋朝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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