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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诚来说，1948年是个噩梦般的年份。1月初，蒋介石签发命令，由卫立煌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指挥东北全境所有的国民党军。此时陈诚胃部出血，健康状况堪忧，解放军势如破竹，东北战局日益恶化，见到此命令的陈诚心里清楚，他在东北的日子到头了。2月初，陈诚抱病南下，前往上海国防医学院检查，手术过后，整个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虽然戴着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辕主任两顶乌纱帽，但他谢绝一切社交活动，就在法租界的住宅内养病。原本民国报纸上的常客消失了，突然淡出了公众视野。

陈诚自己是消停了，可他在南京却成为了众矢之的。1948年3月，行宪国大召开，代表们就白崇禧的军事报告作自由发言时，突然话锋一转，把矛头对准了陈诚。说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形势不大好，后来枪毙了韩复榘，于是军心大振，当局要赏罚分明，才能收拾人心。还有的说当初诸葛亮北伐失败，挥泪斩马谡，现在请蒋介石演这出戏，诛杀陈诚以谢天下。本来仅仅只是讨论白崇禧的报告，结果变成为了批判参谋总长陈诚的公审大会了。老蒋心里明白，有些代表的确在批陈诚，有些代表不过是指桑骂槐，真正的目的是对他本人的不满。面对潮水般的杀声，蒋介石发话了：“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才把这一关度过去。看了京沪报纸头版头条，都是“杀陈诚以谢国人”，陈诚内心是崩溃的，脸色、病情都更糟糕了，个人声望跌到了政治生涯的最低点。5月份，他前往南京向蒋介石递上辞呈，获得批准。除了四星上将，他已没有任何职务。

10月，陈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乘坐飞机前往海峡彼岸的台北休养，整个旅程显得特别冷清，送行的只有几个部属而已，政治上的失意，从人情冷暖反映出来。抵达台湾后，也只有不到二十人迎接，住在延平南路一个两层的旧洋房里。他将珍藏多年的望远镜和手枪送给了台湾警备司令，这可是经历过北伐、抗战、内战的心爱之物，如今赠人，说明在陈诚眼里，自己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与其浪费军用物资，倒不如送给还有机会上战场的军人。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并非只是让陈诚换个地方休养那么简单，他还有更为重要的用意。

12月底，台湾省主席魏道明突然接到通知，由陈诚取代其担任台湾省主席。这个消息非常的突然，按理说有人事变动了，蒋介石身为领导，好歹要找魏、陈两人谈谈话，讲明原因。现在什么都没说，直接就把命令下达了。陈诚也非常的惶恐，胃病还没有根除，形势又那么的艰难，但没有办法，必须硬着头皮上，不能辜负蒋介石的信任。1949年1月，陈诚正式担任台湾省主席，接受省府大印。两人没有体会到老蒋的用意，那是当局者迷，只要把1949年初国内形势分析一遍，基本上就明白了。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胜负已定，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哪里可以作为栖身之所呢？只有台湾，依靠海水才能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为了守住最后的基地，蒋介石已经下令把故宫的文物、国库的黄金、大学的高端人才运往台北，任命最信任的陈诚经营宝岛，也是举措之一，否则就得去国外建立流亡政权了。

受大环境影响，陈诚接手的台湾形势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经济衰退，产品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蔗糖、鱼类、煤炭产量，发电量均不如战前水平，全岛粮食总产量约100万吨，相当于日本投降前的七成，随着国民党军逐渐溃败，乘船前往台湾的人员高达百万之众，必须想方设法解决经济问题，否则解放军还没有打过来，岛内就已经不战自溃。刚刚经历了战败，撤往台湾的大陆籍士兵都怀着一种失落的情绪，不知道台湾是否可以守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大陆。士气低迷，纪律败坏，对社会稳定又是一大挑战。

为了稳定生产、发展经济，陈诚组建了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他整顿公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将扩建肥料工业与水利建设、扩展电力建设、增加外销产品生产、增加必需品生产作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原则。凡是能够生产这些物品的企业，无论公营私营，都在资金、原料等方面提供便利。该委员会还按照行业分了几十个小组，邀请专家和企业家共同讨论。在陈诚的主政下，1949年台湾棉布产量、工矿生产指数、对外贸易额均大幅增长。

农业生产是关系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除了兴修水利、改良种子、增加肥料、去除虫害之外，陈诚还推行了三七五减租，作为促生产、稳农民的重要举措。当时台湾部分地区佃农租金比例高得吓人，台中、台南平均在50%以上，好比种出了100斤稻谷，要把一半多交给地主，因为农田的所有权不是佃户，他们只不过是租用人家的土地打工而已。在新竹等地区，佃租更是高达70%，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只有三成的收益属于自己，地主什么都不用干，在家躺平，便有收益源源不断地进入腰包。陈诚说这样不行，比例太高了，规定上限为37.5%，超过了就按照这个数执行，没有超过就自行约定。消息传出，地主们当然不乐意，少了好几成的收益，新竹几乎得腰斩。他们虽然很不满，只能建议陈诚再考虑一下，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如果激烈反对可能连命都没了。有人建议陈诚吸取王安石变法的教训，当初实施了变法，导致北宋灭亡，二帝北狩，所以不要再减租了！陈诚听后不以为然，他认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重用了无耻小人，并非改革本身有错。推行三七五减租后，台湾佃农的负担减轻了，生产积极性也大幅提高，1949年，岛内粮食产量120万吨，较上一年增长了20万吨。当时全岛人口740多万，一半多是农民，农民又有75%是佃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对社会和谐、粮食增产自然是大有裨益。

针对飞涨的物价，陈诚在促进生产的基础上，推动币制改革。台湾光复后，最早发行的是旧台币，原定计划发30亿元，之后由于财政危机，不断地滥发，等到1949年中已经高达5200多亿，与此同时，在大陆发行的金圆券也是一路贬值，到最后已经和废纸差不多。飞涨的物价，使老百姓的生活日益困难，对国民党当局的信任也是下降到冰点。对此，陈诚多次求见李宗仁和蒋介石，劝说他们同意将存台的80万两黄金作为币值改革的基金，严格控制发行总量，另一方面关闭地下钱庄，打击金融投机行为，割断新台币与大陆金圆券、银圆券的所有联系。如果没有从大陆运来的黄金、美钞，陈诚想要用新台币稳住物价，估计十分困难。如果没有身后那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想要强推三七五减租，地主们估计也不会答应。只有历史条件都允许了、满足了，历史人物才能创造出一些成绩。

正当台湾的经济面貌逐渐改善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可谓摇摇欲坠。蒋介石下野了，国共双方开启了和谈，陈诚的态度是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在加速国民党内部的瓦解，为渡江战役争取准备时间。老蒋对大陆的形势早就失去了信心，他告诫陈诚，在台湾要做最坏的准备与万一的打算，使之成为最后的基地。老大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陈诚自然是感激涕零，为了能够在台湾站稳脚跟，陈诚耗尽了心血。为了保证国民党统治的稳定，台湾地区实施了戒严，禁止市民罢工罢课、游行请愿。情治人员到处搜查，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市民可能就因为一句话、一本书，就锒铛入狱，甚至处决。在这种高压下，冤假错案是少不了的。

1949年8月，陈诚就任东南行政长官，管辖江苏、福建、台湾、浙江四省，但国民党军一溃千里，陈诚也无法挽回败局，除台湾外，另外三省基本上都被解放。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职期间的种种举措，为蒋介石长留台湾奠定了基础，之后他被任命为行政部门负责人，甚至台当局的二把手，都与其来台之初稳定经济、发展生产有一定关系。可以说1948年的陈诚跌入了低谷，1949年总算是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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