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译编参：斡旋和维和在终止冲突中的效力 @大外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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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202

斡旋和维和在终止冲突中的效力

作者：戈文达·克莱顿（Govinda Clayton），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CSS）和平进程高级研究员，克莱顿最近开展“停火项目”（Ceasefires Project）：该项目力求就内战期间如何谈判和执行停火提供知识和实际指导。其最近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有：《内战的停火逻辑》（）（《国际研究季刊》，2021）。汉·多鲁森（Han Dorussen），埃塞克斯大学政府部主任，同时也是《和平研究杂志》的副主编，其研究重点是国际关系、冲突解决和应用博弈论，最近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有：《欧盟与日本安全合作的新视野》（）（《欧亚杂志》，2021）。

摘要：斡旋和维和是管理冲突的常用工具，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既为互补又有效的终止暴力冲突的工具呢？通常来说，它们被视为不同的工具：斡旋旨在促进通过谈判达成的和解，而维和的目标在于防止协议失效。但是，维和和斡旋通常同时发挥作用，可以说维和行动依赖于持续的政治进程，而维和人员则创造出有利于斡旋的背景并且提供了有价值的独立信息来源。通过使用包括选择模型在内的各种规范模型，实证证据支持以下结论：（a）停止敌对行动的关键是斡旋而不是维和；（b）斡旋和维和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补充的；（c）二者之间的互补性是有条件的：在后冷战时期，变革性维和提升了斡旋在停止内战中的效力。没有证据表明，仅靠维和就可以结束冲突。

要词：冲突管理；冲突终止；斡旋；维和

文源：Govinda Clayton; Han Dorusse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and peacekeeping for ending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May 2021.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09期，总第109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张锐，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审校：贾希铭，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再审：张涤非，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曼彻斯特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三审：王雪，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项目组《大译编参》执行副主编，现就读于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编译精选

一、引言

斡旋和维和是有效的管理冲突的工具吗？在结束武装冲突的意义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尽管饱受质疑，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和和斡旋是有效的。然而，当前揭示斡旋和维和的相对贡献或评价两者互动程度的努力是微乎其微的 (Greig & Diehl, 2005; Diehl & Regan, 2015)。因此我们的研究将处理以下特定的问题：（1）斡旋和维和在终止冲突中究竟有多有效；（2）斡旋和维和如何塑造彼此的效力？

第三方终止冲突的努力方法多样，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斡旋和维和在频率和影响力方面尤为突出。2018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Guterres）在关于维和的高级别辩论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呼吁，各成员国维持政治参与，推动政治解决方案和包容性和平进程，包括在必要时进行双边外交和制裁。维和行动不是一支军队或反恐力量也不是人道主义机构，它是为国家拥有的政治解决方案创造空间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将检验政治的和“军事化的”方法是否确实存在这种互补性。

（图一 1946年-2013年冲突、斡旋和维和的频率）

图一显示了1946年以来进行斡旋和维和的频率，并有助于确定相关的趋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斡旋和维和这两种工具都很少被使用，且主要应用于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斡旋和维和在内战中的应用变得更加常见 (Heldt & Wallensteen, 2007; Wallensteen & Svensson, 2014)。尽管斡旋现在可以说是在冲突时期最常见的冲突管理形式 (Bercovitch & Gartner, 2006)，但是维和已经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 (Heldt & Wallensteen, 2007; Kathman, 2013)。2018年联合国纪念维和70周年，当时它在14个维和任务中部署了110000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维和行动被给予更广泛的授权，并且变得更加有力 (Doyle & Sambanis, 2006; Fortna 2008)。这些所谓的变革性维和任务只被部署在国家内战中。

斡旋和维和体现了冲突管理的不同方法：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斡旋通过促进谈判达成的和解，为终止正在进行的冲突做出努力；与斡旋不同，维和旨在提供达成协议的稳定性，从而减少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在国际冲突中，我们很少能够观察到和平时期的斡旋或冲突时期时的维和。克什米尔地区的联合国印巴观察组（UNMOGIP）是为数不多的在国际冲突中开展维和行动的例子，因为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公开敌对期间仍然被部署。在内战（或国内的战争）中，对斡旋和维和之间的所有明确界定往往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内战中进行斡旋的协议经常不能终止冲突。通常，停火或和平协议排除了在该国部分地区继续战斗的潜在破坏者（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且由于未能执行原协议或意外事件，当地的情况可能迅速恶化（例如南苏丹或中非共和国）。最后，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前，人道主义危机使得维和人员的部署成为必要（例如波斯尼亚），维和人员卷入了正在进行的冲突中。正如图一所示，维和人员通常在冲突和斡旋尝试正在进行的时候开展任务。因此，弄清楚维和及斡旋对于终止实际冲突的相对贡献具有一定程度的意义。

尽管这两种方法经常被同时使用，但很少有研究评估其任何联合或条件效应。迄今为止，核心贡献由格里格和迪尔（Greig & Diehl，2005）做出，他们概述了维和如何影响斡旋的可能性和成功的对比期望，其经验主义证据表明维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斡旋的努力。最近，伯德斯利，坎宁安和怀特（Beardsley, Cunningham & White，2019）考虑到外交和维和对于冲突严重程度的相对影响，乔希和奎恩（Joshi & Quinn，2015）以及德鲁昂和乔杜里（DeRouen & Chowdhury，2018）检验了维和和斡旋在避免内战再次爆发的相互作用。这些报告具有积极和互补的作用。凯瑟曼和本森（Kathman & Benson，2019）观察到维和人员的部署缩短了冲突到谈判（即通常的斡旋解决）的时间。

现有的关于维和和斡旋相对贡献的评价标准使用了一系列的变量：（1）是否（Greig & Diehl, 2005）或多快（Kathman & Benson, 2019）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和解；（2）减少在冲突中战斗死亡的人数（Beardsley, Cunningham & White，2019; Bredikova, 2019）；（3）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发生的敌对行动（Joshi & Quinn，2015；DeRouen & Chowdhury，2018）。而我们关注于冲突的终止，无论这种冲突的终止出现在和平协议签订之前还是之后。首先，尽管谈判的目的是结束敌对行动，但是它们往往会失败。因此，和解后和平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衡量了终止冲突的稳健性。谈判解决和冲突复发不仅关注“终止战斗”的不同(但相关)方面，而且还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机制。解决方案与斡旋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而和平持续的时间则与维和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了分析斡旋和维和的相对贡献，应当选择一个斡旋和维和都可能具有贡献的因变量，而不能选择使一个明显优于另一个的因变量。第二，冲突往往有多次加剧对立的时期，也有相对和平的时期。在实践中，根据本文选定的因变量，冲突管理意味着尽可能缩短这些对立的时期。

本文认为维和和斡旋在终止敌对行动方面相辅相成。我们使用了来自乌普萨拉武装冲突数据项目的冲突数据（Pettersson & Wallensteen，2015），通过经验探索了这种互补性存在的条件。我们的分析进一步评估了不同的维和任务、冲突类型以及不同的时期，通过使用包括选择模型在内的各种模型规范来评估斡旋和维和的统计学意义，我们也对二者在终止敌对行动方面的实质性意义进行了探索。因为这两种工具都可能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实际上对终止冲突的贡献很小，所以我们使用模拟来提供一个反事实的分析，显示它们对冲突频率的实质性影响。关键的发现是，斡旋而非维和，才是终止敌对行动的关键。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斡旋和维和是存在互补性的：后冷战时期，变革性维和（例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或第七章规定授权的大型多边力量）提升了斡旋在终止内战方面的效力。最后，我们指出维和和斡旋共同导致武装暴力的频率大大降低，然而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仅依靠维和就能终止敌对行动。

二、文献综述：斡旋或维和

斡旋和维和作为非强制性国际干预的主要形式，受到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定量研究发现，这两种政策工具都减少了冲突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以及冲突重新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许多斡旋和维和努力的缺点和低效也被广泛记录。

斡旋发生在冲突方接受第三方提供的帮助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之时，而不是诉诸于武力或援引法律权威的时候（Bercovitch, Anagnoson & Wille,1991）。斡旋的非约束性吸引了希望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保持控制权的冲突方，以及寻求一种相对廉价的手段来影响冲突的国际行为体（Clayton，2013）。比尔兹利等人（2006）将促进（例如改善信息的流通质量）、构想（例如过程设计）以及操作（例如提供积极或消极诱因）作为斡旋的核心形式。通过改善可靠信息的流通质量，帮助交战方认识到它们自己真实的偏好，斡旋提高了双方对话的质量，并帮助他们解决冲突（Beardsley et al., 2006）。斡旋也能够打消对于背叛的恐惧，通过提供积极和消极的诱因推动交战方走向和平。因此，斡旋抵消了可能导致冲突解决进程失败的动机使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维和与冲突解决的相关性。联合国维和依赖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并且其提供了大国对于终止，或至少是遏制冲突共有关切的可信赖的信号。维和已经发展到涵盖广泛的活动，并且包括各种军事和民间行为体。多伊尔和桑巴尼斯（Doyle & Sambanis，2006）区分了维和“传统”和“变革性”的两种形式，传统维和任务包括轻型武装部队以及其行动，这需要征得当事方的同意。根据赫尔特和瓦伦斯汀（Heldt & Wallensteen，2007）的研究，这种维和行动“承担了对该术语传统理解中所包括的基本任务，即分离冲突各方，监督停火和控制缓冲区”。传统维和还帮助执行非侵害性的任务，例如监督部队撤离，确保冲突各方停火或遵守部分协议的条款，并防止孤立事件的升级。

维和工作逐渐超越了监督和核查交战方的行动。变革性维和旨在通过成为缔造和平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来改变冲突的背景，这包括通过采取经济和政治重建措施来改善和帮助解决冲突根源的“第二代”维和行动，例如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授予适当权限并且由足够武装力量支持的变革性维和任务被证明能够减少冲突的强度，以保护平民（Hultman, Kathman & Shannon, 2013, 2014; Kathman & Wood, 2016），并且能够抑制暴力的扩散（Beardsley, 2011b; Beardsley & Gleditsch, 2015），还能限制冲突的持续时间（Ruggeri, Dorussen & Gizelis, 2017; Kathman & Benson, 2019）。变革性维和还能够帮助当地各方的和解从达成部分协议向全面解决方案取得进展，因此，维和人员不仅试图“保持”和平，也“缔造”和平（Kathman & Benson，2019）。变革性维和经常发生在正进行的敌对行动期间，这进一步模糊了冲突期间和冲突之后维和的界限（DeRouen & Chowdhury，2018）。

三、斡旋和维和在结束冲突中的互补性

我们假设维和和斡旋在停止敌对行动中存在互补性。维和对于斡旋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在于维和不仅能够帮助交战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且也帮助其履行协议（DeRouen & Chowdhury，2018）。此外，通过减少和控制敌对行动，维和的影响超越了交战国。维和还使得非暴力的政治行为体，例如公民社会组织产生联系，并创造了一个更有利于斡旋的环境。因此，维和和斡旋的互补性超越了其谈判解决的影响，并应当更普遍地适用于终止敌对行动。因此，我们预计：

假设：与没有冲突管理或单独部署维和或斡旋的情况相比，当斡旋和维和同时被使用的时候，冲突被终止的可能性更高。

（一）研究设计

为了评估这一假设，我们使用以“冲突年”为分析单位的二元时间序列横截面（binary time-series cross sectional ，BTSCS）模型来评价斡旋和维和对终止冲突的独立和条件影响。这个模型包括自冲突开始以来作为时间控制的年数。在我们的设置中，BTSCS模型基本上评估了影响冲突持续时间的因素，我们也为国家间的和国内的冲突使用了单独的模型。我们还模拟了冲突的反事实频率，反事实分析表明，如果没有斡旋和维和，世界将会经历的冲突数量。

（二）因变量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UCDP)提供了有关1946年至2013年国家间的和国家内的冲突的信息。UCDP将冲突定义为涉及至少一个政府的领土分歧或政治不兼容，此外冲突中的伤亡人数应当高于数据中的最低阈值。我们的因变量，冲突终止，被相应地编码，这使得我们得以考虑与特定冲突相关的多个敌对时期。冲突终止不仅是通过和平协议（例如停火或和解），军事胜利（例如叛军或政府均被击败）还包括冲突造成的死亡数低于UCDP冲突数据中规定的最低阈值，这项分析包括了冲突终止的所有不同类型。

（三）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是针对特定冲突的斡旋的应用以及维和任务的部署。斡旋使用的数据来自内战斡旋数据及国际冲突管理数据的信息；联合国维和任务的数据基于过去和正在进行的维和任务的信息，此外还考虑了维和任务的不同类型。

四、维和、斡旋和冲突终止

在1946年至2013年之间，共有439起有关冲突终止的事件。重点关注表一中冲突终止的事件，我们可以发现斡旋和维和通常同时发生，特别是在冲突的最后一年。在1989年以前，所有结束的冲突中有25%存在斡旋，而在1989-2013年间这一比例上升至35%。而在这两个时期，维和与斡旋相比则不那么普遍，但仍然在1989年以前结束的冲突中占有显著8%，在1990年之后占有19%。与互补性假设相一致，涉及维和的冲突终止通常也涉及斡旋（74%）。

无论斡旋是否伴随着维和同步发生，斡旋都提升了终止国内冲突的可能性。相比而言，维和则只能在与斡旋进程同时开展的情况下，才能显著提升终止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与传统维和任务不同，与斡旋相互作用的变革性维和任务也显著提升了终止国内战争的可能性。

五、结论

冷战结束以后，以和平方式处理冲突的方式显著增多，联合国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斡旋和维和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尝试管理和解决暴力冲突的主要手段。本文已经检验了斡旋和维和与冲突终止相关联的程度，因为终止冲突是维和和斡旋的共同目标，因此可以说这是比较它们相对贡献的最佳标准。第一个主要观点是，斡旋和维和对于终止冲突具有积极和互补的影响。反事实的方法还表明，作为冲突管理形式进行集体评估的斡旋和维和对全球冲突趋势有实质性影响。然而，本研究还必须对冲突类型（国际冲突与国内冲突），时期（冷战期间与冷战之后）和维和任务（传统维和与变革性维和）进行解释。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维和的任何影响都以斡旋为条件，这也强调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呼吁将维和视为“包容性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根据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特别是比尔斯利、坎宁安和怀特（Beardsley, Cunningham & White，2019），德鲁昂和乔杜里（DeRouen & Chowdhury，2018），凯瑟曼和本森（Kathman & Benson，2019）等人的研究，我们发现维和对斡旋很重要，特别是变革性维和极大提升了后冷战时期斡旋在终止内战中的效力。但是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维和在缺少斡旋的情况下，能够在结束敌对行动中发挥很大作用。这强调了同时研究维和和斡旋的重要性，并且为斡旋的首要地位提供了证据。

我们认识到，维和可以主要通过减少冲突复发的可能性来发挥作用（Sambanis & Doyle, 2000; Fortna, 2008）。图一显示冲突后斡旋偶尔会继续，我们发现，一些迹象表明，维和和斡旋在减少冲突复发的可能性方面也互为补充。然而，很难厘清斡旋和维和对冲突再次发生的影响。冲突后的斡旋很少被记载，并且往往以非正式的形式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联合国作为部署维和特派团的一部分，也进一步推动了斡旋和维和的相互交织。

编者评述

本文是一篇旨在研究斡旋和维和在终止冲突方面到底发挥何种效力的定量分析论文。作者先是对斡旋和维和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前人对于二者在终止冲突中发挥的作用的看法。然后通过分析1946年至2013年的冲突数据，作者得出结论：（1）斡旋和维和在终止冲突方面存在互补性；（2）斡旋在没有维和的帮助下，仍对结束冲突具有积极影响；（3）维和在没有斡旋的帮助下，对终止冲突没有显著影响，但变革性维和与斡旋相结合能够显著提升终止冲突的可能性。由于编译篇幅以及本人能力所限，在前文的编译内容中省略了混合变量、选择偏差、稳健性检查以及多个模型的介绍等，以较为直接的方式阐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通过主张从经验和事实出发探讨国际关系的因果性，并以数量研究、数学公式和实证模式加以验证的研究思路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被命名为“科学行为主义”，是国际关系学迈向“科学化”的重要成果。就这篇文章而言，作者将斡旋和维和的实施情况作为自变量，将冲突终止作为因变量，同时排除其它干预变量的影响，以简洁明快的方式论证了斡旋和维和与冲突终止的因果关系，及斡旋在终止冲突中的主导作用，为我们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模板。

问题互动

问题一、你认为斡旋和维和这两种工具谁在终止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为什么？

问题二、你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科学的”定量分析？

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

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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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