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从杰

理念分歧 初露端倪

裕元纱厂（现天津第二棉纺厂）

对于倪道杰而言，除对金融业投资外，热衷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实业之中，举凡矿业、化工、面粉、纺织、交通运输等产业均有涉猎。长期以来，倪道杰对周作民极其信任，不仅多次在金城董事会上要求为周作民加薪，更多时候直接让周作民参与管理其所投资产业，如裕元纱厂、开源农场、大丰面粉公司、利中酸厂、寿丰面粉等企业。因周作民具体管理金城银行，加之大陆盐业及中南银行等各行负责人多与周相互援引，因此倪道杰往往通过周作民的力量，凭借个人关系，办理信用借贷或资金周转事宜。然而不少企业负债大于资产，银行债息反成企业负担。

裕元纱厂是倪道杰投入资本最多的企业。1918年裕元纱厂建成后倪任董事，1923年被推为总经理。因纱业危机最终资不抵债，1935年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周作民作为中方债权团代表人之一。虽然倪本人及亲友投资的200余万也打了水漂，但作为公司负责人难辞其咎，股东王景杭就坚决要求查账，并对倪提出诉讼。倪道杰极其无奈，致信周作民言称“追怀往事，曷胜振触，在杰妄被诬控，迭次到庭”，“总期早日解决，以免长此纠纷，然仍求鼎力维持，主持公道，再为设法证明，则排难解纷，惟公是赖”。周随即复函倪道杰，称“王君景杭为裕元事，厚诬台端，迭次兴讼，良为惊讶，倘检处须再证明，自当据实函证”。而在出庭前，周作民致函天津地方检方，言称本应前往具述证言，然因感冒在京首善医院诊治，“医嘱静养，届时未克出庭承示，亦可派员就讯并嘱自行酌定时间地点”。多年后王景杭回忆，裕元破产时并未再提对倪道杰诉讼的这段往事。实际上天津六大纱厂中裕元资本最为雄厚，结果被日商吞并，而当时天津其他几家纱厂均无一幸免或被吞并或被接管。当时周作民未去出庭，较多的考虑或许在于裕元既已破产，争执谁是谁非已无大的意义。实际上对倪道杰提起诉讼的王景杭，就是倪嗣冲至交王郅隆的儿子，对于倪道杰而言，关键时候还是希望周作民能帮自己一把，以辨是非。

应该说，裕元纱厂极大影响了倪道杰投资产业的资金运作链条，而其投资的开源农场也连累了裕元。1920年2月倪道杰、周作民等人呈报农商部，拟集资500万元成立开源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下辖三个农场，土地近6万亩。1923年2月倪道杰出任总经理。不过，开源垦殖公司经营并不理想，一些股东陆续退出，包括周作民。1924年底倪道杰将开源垦殖公司更名为新开源垦殖公司，这时股东只剩下倪道杰和裕元公司，计划集资100万元，然始终未能筹足资本，多年经营效益亦未见好转，农场所需资金周转往往依托银行。1935年新开源被周作民任董事长的诚孚信托公司接管，在周的要求下对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

寿丰面粉公司

倪氏在津企业效益最好的当数寿丰面粉公司。寿丰是在大丰、永年、寿星的基础上通过企业并购而成立的，生产量几乎占当时天津机器面粉的一半，倪道杰任董事长后即拉周作民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

1935年裕元破产清算，加之新开源农场被接管，这给倪道杰的打击很大，同年他到了苏州皈依了印光法师，此后每日礼诵，借以解忧，直至去世。其实倪氏所投企业在1920年代就开始连遭重创，1924年倪嗣冲去世时裕元纱厂、开源农场已陷人危机，1927年北伐军进人安徽，倪氏在安徽所投的烈山煤矿、益华铁矿、普益林场的股本及大量田产被没收。政局动荡，前途未卜，倪道杰将在金城银行的近百万投资进行股权分散，退出在永利的部分股份，以免树大招风，过于惹人注目。进入1930年代，世界性的大萧条波及中国，国内外市场环境恶化，日本加大对华经济侵略，倪氏在津所投企业大多步履维艰，甚至一蹶不振。

当然，时局变动对周作民而言并非坏事。对于其本人而言，人生进入如日中升之阶段。周作民善于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结交了不少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加上金融界的相互奥援，周还曾任职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权势转移 渐行渐远

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室

倪道杰出生于官僚之家，拥有庞大的官商资源，而周作民以银行业务立身，深谋远虑，审时度势，周倪相互援引共同投资企业，实现银企结合，产业交融。倪道杰为人忠厚，兴趣广泛，身为北洋“官二代”但踏实肯干；由于投资分散，易为各种交情左右，往往坚守信义而有时灵活不足。周作民善于钻研业务，具有风险意识，管理上挥洒自如，常以肩负社会责任而自勉。整个1920年代，事关企业资金筹措、人员组织、生产经营、运输销售，周倪时常碰头协商，周作民也成为天津英租界墙子河道247号倪公馆的常客。

在周倪合作共事的多年，虽然倪道杰一如既往的认定这位老哥，但周作民有其自己的盘算与考虑。周作民不像倪道杰对企业考虑过于宽泛，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金城银行上。他认为银行是社会金融之枢纽，要自觉担负起社会机关之任务，“中国待兴之业经纬万端，兵燹相循，民生益蹙。俾银行者日努力于社会事业之策进，措国民经济于磐石之安。”周作民业务上目标明确，重在支持工矿实业，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管理上统筹兼顾，爱惜人才，重视国内外经济信息之收集与分析，视野宽广；在处理股东、雇主关系方面，周作民以业绩来证明其金融才能。

早在金城银行刚成立时，银行就承担垫付军饷的任务。1918年8月周作民致函倪道杰，“军饷垫款为数甚多，再为转借，似觉积累过重。”1920年6月18日周又致丽倪，“军饷经种种波折，始于前日拨到50万元，曾托祝翁(指王郅隆)达意，谅荷察已。”对此周不堪其烦，但也无奈。后来金城银行通过不断的增扩股本，军阀官僚的股权被稀释，周作民的影响才日益扩大。

后来倪氏所投企业不少陷于闲境，从银行业务而言，大多放贷已属不良资产，银行需要剥离不良借贷，并且收缩放贷规模。加上倪家政治上的失势，倪道杰与周作民的亲密关系自然也渐渐冷淡下来。对于倪道杰投资的企业贷款，周作民坚持要求抵押条件或是直接予以搪塞。1933年倪道杰就烈山煤矿复工事想请周作民办理垫借款项，情词恳切地给周作民去信，自然无果而终。倪道杰想通过周作民为朋友担保借贷等项事宜也屡屡受阻，同样非常尴尬。

倪道杰为朋友忠诚守信，他常常愿作保人向银行通融借款，承诺“鄙人愿负完全责任”。如1922年致函周作民，言称上海和兴钢铁厂系友人陆伯鸿经理招足股本银100万两设立，眼下即将开工，用款浩繁，请金城沪行往来透支，“以规元二万两为度”，“俾资周转，弟当在保人之列”。这些以个人信用进行担保的借款，有些呆账往往就由其个人来偿还。如对江西瓷业公司、上海信谊公司向金城借款的担保，还有对唐理准、林湘如、冯梦韩等个人借款的担保。1937年2月23日至3月1日，倪道杰在《大公报》上连续刊出个人启事：查鄙人历年服务社会，提倡实业，对于担保银钱之事，受累甚深。现因个人绵力微薄，惟恐有失信用，嗣后不论亲友，如有委托担保银钱者概行谢绝，特此声明！

从北洋政府垮台到1937年抗战爆发，金城董监发生了较大变动。原来充任董监的北洋要人保留董事席位者只有二人，一位便是倪道杰。而历充金城董监的任振采、吴达铨、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则全部续任。1929年周作民得以进入董事会，1935年始任董事长。就金城银行来说，周作民已占决定性的地位，昔日的小伙计已成大东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金城业务重心逐渐南移，1935年6月总行开始从天津迁往上海，周作民正式坐镇上海办公，周倪之间的交往自然更加淡薄。193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在上海召开创立20周年庆典，作为曾经最大的股东倪道杰亲赴上海参加，虽仍继任为董事，然而一切都成明日黄花。作为北洋“官二代”中实业投资代表的倪道杰似乎到了人生谢幕的时候了。伴随着政局变动，曾经的北洋军政要人已无法挽回旧有权势，趋于逐渐凋零。

倪道杰倾尽家财投资实业，意欲商战夺利，然时运不济，未能心如所愿。周作民怀经国济世之志，务实进取，开拓创新，虽几经沉浮，终铸就传奇人生。他们两人命运是时代的写照，也折射了近代银企关系不平衡的一面。值得一提的是，周作民、倪道杰都酷爱收藏名人字画、文物古董，时常与袁克文、张伯驹等人相互把玩鉴赏。不过倪道杰的大多因被抄家而散失，而周作民的藏品在其病故后，由家人遵嘱捐献给了国家。此外，周倪二人都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喜欢京剧。倪道杰还与天津“四大坤伶皇后”之一的章遏云有过一段婚姻。

抗战后倪道杰的弟弟倪道焘曾在重庆找过周作民，不过那时倪道杰已经去世，后来亦没有倪家与周作民的往来了。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