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关于土木堡之变的一系列文章）
也先的算盘

土木堡之变后，也先的军功达到了巅峰，以为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带着英宗先到宣府要求守将出迎，老谋深算的杨洪城门都没有开，手下找了个总兵不在的理由随便就把也先打发走了。随即也先来到大同，大同守将郭登时英宗姻亲，稍微给了点面子，派出官员觐见英宗，并奉上羊酒钱财。

郭登是名将，早已看穿了也先的诡计，表面上尽量满足要求，实际上他在策划的是一桩大事。二十二日晚，明军的哨探“夜不收”就成功渗透进了瓦剌营地的核心，并联络上了英宗与城内沟通的关键人物袁彬，欲当夜就将英宗带回城中，但是英宗怕死，不敢跟着走，只能作罢。

夜不收杨总旗密告袁彬：今夜有五个夜不收来，密请爷爷石佛寺去，待他寻不见时，便乘间入城去。可见夜不收的计划是比较周密的，先把英宗带到城外不远的石佛寺，等到瓦剌寻英宗不见造成混乱时，趁乱带英宗入城。英宗的回答是：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时不曾死，我命在天，若万一不虞，如何好？（《北征事迹》卷18）于是郭登只能作罢。

“夜不收”是明朝主要针对蒙古诸部训练的哨探力量，他们专门被训练成能深入敌境或敌营打探虚实的精锐侦察兵，“能深入虏营哨探得实”者，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专事特种作战。

郭登并没有放弃，他秘密招募死士，打算武装夺营。九月二十八日，也先第二次来到大同城下，在郭登打算率壮士出击时，得到消息，城内有人走漏了风声，也先已得到消息，匆匆拔营而去，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将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虏逐惊疑，拥上皇去，登大恸：弩材果败吾事。）

明朝的应对

英宗被俘后，朝野震动，国事无人主持，出现了权力真空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段，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重蹈北宋的覆辙。在这个当口，战还是守，是问题的关键。朝内鼓吹天命论的大臣们已经开始散布南迁的言论，以徐有贞为代表。在这关键时刻，于谦站了出来，严厉斥责南迁派，主张固守，并得到了支持，朝廷最后决定主战。

在土木之变后，明朝曾有几个危急存亡的关键点，于谦挺身而出坚定主战是其中之一。如果放弃北京，南迁避蒙，有可能导致蒙古坐大，进而图谋恢复故元统治。即使蒙古不如铁木真时那般强大，明朝让出了北方，后果也同样严重。

解决了战守问题，皇位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十八日，太后下旨命郕王监国，二十八日百官请太后改立郕王为帝，即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这样，也先手中挟持的英宗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反而成为了累赘。同时，于谦被授予“提督各营军马”的权力，整军备战，全权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

也先眼看利用英宗敲诈的算盘落空，明朝又新立了皇帝，他本就有攻占北京之意，此时占尽优势，必然不肯轻易北归。（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也先的意图已相当明显。

瓦剌与明朝的决战，一触即发了。

时间的赛跑

明朝京师主力已在土木堡覆灭，想要打赢北京保卫战，就需要同时间赛跑，要在也先扣关前就做好军事准备，这是继于谦主战成功后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如果跟瓦剌四路进军时一样成建制 奔溃 ，照瓦剌军队的进军速度，要不了几天就能直抵北京城下，到那时，再多十个于谦也是没用的。

在这关键时刻，明帝国的边关将士发挥了血性，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

也先走的是先前英宗否定的蔚州——紫荆关路线，于十月四日到达紫荆关城下。在此同明军相持四天，始终无法正面突破明军防线。紫荆关主关守将是于谦调去的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此人是条硬汉，在守军已经开始溃散之时，硬生生率领百余骑兵驰骋冲突，又坚持了四个多小时之久，最后在蒙古兵数重包围之下，拒绝招降，引刀自刎，壮烈殉国。

韩青死后，右副都御史孙祥接过了指挥权，相比韩青，孙祥只是文官，却一点不输武将，率领残兵凭关坚守了四日之久，最后在巷战中力战殉国。

公（韩青）纵骑突出与贼交战于升儿湾，击贼数倍...贼围之数重，欲招公降，公大骂曰燥羯狗奴我背忠义而狗汝乎？乃引刀自刎。 副都御史孙祥与之相持四日，虏潜由他道入，腹背夹攻，关破，祥死之。

紫荆关被突破后，一路再无阻碍，瓦剌骑兵得以狂奔，两天时间就行军两百多公里，于十月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是的，又是卢沟桥，这个熟悉的地名掺杂了太多国人的苦涩回忆，它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成为了瓦剌进军京师的通道。

从八月十五土木之变到十月初八紫荆关被攻破，这五十多天时间里，于谦完成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调兵。到也先兵临北京城下时，明军已经集结了二十二万军队，从数量上占据了明显优势，并且各地勤王的部队还在不断开来。

除了改革军制、抢运粮草、保障后勤，于谦还实施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起用了由于土木堡之败而被下狱的杨洪和石亨，这俩人成为了北京保卫战胜利的关键人物，尤其是石亨，简直就是专为北京保卫战而生，这里将成为他一生最为夺目的舞台。

从对时机的把握来看，可以看出也先终究相差乃祖太多。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围歼明军后，如果他能做到兵贵神速，短暂休整后就立即进军紫荆关，威胁京师，按照瓦剌的进军速度，大致在九月初兵锋就能直抵北京城下，比十月十一日至少要提前三十多天。

而八月二十九日百官才刚拥立代宗为帝，明军的人员、军器、粮草、城防等还远远未完成战争准备状态，倘若这时瓦剌来袭，明军恐怕凶多吉少。

或许是也先俘获到了英宗这个宝贝，认为奇货可居，可以不动刀兵就令到明朝守将投降，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及至到处碰壁，才醒悟过来，英宗对他已无用，但等到他第二次在大同城下碰壁，已是九月二十八日，时间已过去太久。

这时也先才开始赶时间做早该做的事，不过为时已晚。就这点来说，英宗没有死于土木堡而被生俘，不知是明帝国的幸运还是不幸。

即便也先错过了攻击北京的最好机会，在当时情形下，他本来也大有可为。北京严阵以待，可以不打，但几处边镇此刻孤悬在外，京师明显不会有大量援军可派。大同宣府两处重镇，大同之前已被打残，宣府总兵官杨洪已被下狱，也先打这两座城，不会费太大力气。

如果能拿下宣大，在塞外就有了立足之地，可以长期威胁京师，那时候的瓦剌，将更加难以对付，所以说也先终究是贪一时之利，没有远祖的雄心，最后的败亡也是咎由自取。

力挽狂澜的北京保卫战

于谦站在西直门城头，望着北京城下黑压压列阵的蒙古大军，在这一刻，他不会知道自己身后的历史会如何写就，更不会想到，他年仅十二岁所作的那首《石灰吟》，会成为自己一身最好的注解。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此时的时间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一日，距离明京师保卫战，还有两天。

自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北京还没有遭受过如此大军压境的战争威胁，正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到了经受考验的时刻，在徐有贞们吵吵嚷嚷的迁都主张终于被否定后，舞台都留给了于谦。

难得也先相当配合 的 给了于谦五十多天的准备时间，得以在各方面做好了战备工作。打仗打得就是后勤，从土木之变京师戒严后的不到十万老弱残兵，到瓦剌兵临城下时，城内已集结了22万军队，且刃甲齐全，粮草充足，连军饷皆已预支半年，使得军心大振。

于谦为何能胜任指挥官，他年少时候就喜读兵书，偶像是文天祥，进士登科后，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随后又任兵部侍郎，巡按江西，巡抚河南、山西等地，在京师保卫战之时，他的军事经验已经相当丰富。

北京城高防坚，城内有粮有兵，又有各地勤王部队源源不断往京师开来，而对手瓦剌强于野战，弱于攻城，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坚守城池以待援军，到时里应外合，不愁瓦剌不破。

但于谦选择的战法是背城列阵，以攻为守，并且下令关闭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不得不说，于谦这步棋走得是有点冒险的，万一明军在城下被瓦剌击败乃至崩溃，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毕竟明军的精锐主力刚刚在土木堡被消灭掉，京师三大营几乎一扫而空。

于谦自有他的道理，他对明军有绝对的信心。作为明军最高统帅，他亲自披甲，对诸军晓以忠义，进一步提升了军队的战力。到这份上，哪怕原先信念不坚定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拼死一战了。

于谦并非未留后手，距北京最近的宣府总兵杨洪已率两万精兵、辽东副总兵焦礼、施聚帅率三万人马已日夜兼程赶往北京，其中杨洪这路兵马，将在随后给予瓦剌重大打击。

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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