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西安大案》，作者：胡杰，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对于卢浩文来说，这一天的到来，只是迟早的事儿，就像当初他料到自己作下的案迟早会东窗事发一样。2001年8月的一天，西安市一批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去了刑场的警察说，那个一路上都泪流满面的男子，就是卢浩文。

在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看守所内，笔者曾对卢浩文进行过一次采访。他中等身材，戴着近视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在谈话之前，他讨来一支烟，只用了几囗就抽完，接着用烟头点燃了第二支烟。他说，他盼着有人提审，挺想把自己的事儿跟人说一说。

  • 爱到尽头

卢浩文说，上学时他的书念得并不好。之所以戴上了眼镜，是因为小时候练游泳，游泳池里的硫酸铜伤害了眼睛。

卢浩文的父母都在西安远东公司工作，父亲是一名俄语翻译，母亲是一名统计师。他在上海的奶奶、外婆身边长到六岁，才回西安来上学。也是这一年，他开始学游泳。十三岁那年，他参加了陕西省第七届运动会，获得了少年组的100米蛙泳、200米蛙泳、200米蝶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共五项第一名，气得另一名游泳选手都想揍他。后来，体工队解散，他又回到远东二中上学。在这所学校，有他这样体育特长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了。

卢浩文的妻子陈建芝就是他高一时的同班同学。陈建芝长得很漂亮，而且特别爱打扮，考过电影演员，据说只是因为身高差了点儿，面试才没通过。在同学的撮合下，两个早熟的学生悄悄地谈起了恋爱。这年春节，一次在班上一位男同学家聚会，卢浩文没有领陈建芝一起去，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情绪激动的陈建芝竟然打了卢浩文两耳光。这件事传出去后，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双方家庭的反对。但是，两个初次闯进伊甸园的少男少女却越陷越深。一次，卢浩文家没人，两个中学生第一次尝了禁果。

这一年，卢浩文十七岁，陈建芝十八岁。1981年9月，在补习三年之后，卢浩文因游泳方面的特长被西安体育学院录取。这时，陈建芝已是陕棉十厂的工人。两人仍然保持着如火如荼的热恋，但是，还像中学时一样，陈建芝动不动就吃醋，发起火来，照样当着他大学同学的面抽他的耳光。

两年后，卢浩文毕业，分到了陕西省建一公司子弟学校教书。可他没去报到，瞒着父母，和陈建芝一起跑到了湖北十堰的二汽找工作。然而，人家只愿意接受他，解决不了陈建芝的工作。两人被困在十堰，十分沮丧。从卢浩文的同学那儿得到消息，卢的父亲卢俊华追到了十堰，表态同意他们的恋爱，两人才和卢俊华一起回到西安。1986年一年中，陈建芝堕胎两次。1987年7月，两人终于领了结婚证。

从恋爱，到结婚，八年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对于新婚的妻子，卢浩文已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了；从小知识分子家庭中长大的卢浩文，对陈建芝没多少文化的父母也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在领结婚证之前，他们已在卢浩文家里同居了好几年。陈建芝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她又是个漂亮女人，惹人注意。晚间上下班她独自一人骑自行车要走四五站路，当然挺不安全。按说，她要求卢浩文接送并不过分。但对这项“工作”，卢浩文显然并没多少热情。卢俊华证实，就为每天的接送，两人就常常争争吵吵。新婚期间，两人一起到上海旅行，一路上也不断为诸如买紫砂壶之类的事儿吵架。对这门婚事，他已经打心眼里感到厌倦了。

后来，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盯着看守所号室里的天花板，卢浩文自认为自己性格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懦弱，他觉得，陈建芝的坏脾气就是自己一味迁就的结果。从恋爱到结婚，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吵闹，每次都是自己低头才算完，对于陈建芝的耳光和拳头，卢浩文自称从没还过手。民警在走访中也证实，在他们结婚的前夕，卢浩文学校的领导还破例给卢浩文放过两天假，因为他脸上有伤，实在没法面对学生。不知不觉中，他对陈建芝的恨已远远超过了对她的爱。

卢浩文与陈建芝的新房在白家口西安市肉联厂的单身楼五层上。肉联厂的子弟在省建一公司子弟学校上学，因此给了省建一公司子弟学校几间房。他们结婚时，没搞什么仪式，加上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卢的父母家，因此新房里既没彩电，也没冰箱。

1987年12月底，陈建芝怀孕了。1988年大年初五，卢浩文父亲过生日，陈建芝与公公拌了两句嘴，提出要回白家自己家住。

大年初六晚上7点多，她在家里被丈夫杀害。

1999年6月的一个雨天，笔者在西安远东公司见到了陈建芝的二姐陈建英。据她回忆，那年大年初六中午，陈建芝和卢浩文一起回到家，一进门就吵吵要吃饭。因为过年期间，吃饭没准点儿，最后他们没吃就走了。当时，陈建芝的妹妹也在怀孕，她和陈建芝还相约要一起去洗澡。此前，姊妹俩还商量过给孩子起名字的事儿。陈建芝没有流露出任何要堕胎的意思。

面对公安人员的反复审问，卢浩文陈述的情况却是这样的：正月初六这天早上，陈建芝独自一人回娘家去了。晚上六七点钟，卢浩文正在做晚饭，陈回到家，喜形于色地说，她下午独自跑到医院，把孩子打掉了。她的理由是：她有这么多漂亮的衣服，一生孩子，统统都会穿不上。她现在不想要孩子。

卢浩文的血直往头上涌。单位、家庭，几乎所有的同学、朋友都知道他们要有孩子了，怎么能招呼都不打，说不要就不要呢？拉开衣柜的门，卢浩文取出陈建芝的一件大衣，在手中愤怒地抖着：“破衣服能值几个钱？能和孩子相比吗？咱们有条件要孩子了呀！”吵闹的结果，陈建芝再次被激怒，扑上来又是两耳光。这次，卢浩文顺势将她按倒在床上，双手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直到她停止了最后的反抗。

离这栋单身楼不远，就有一家医院。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肯定会马上背起妻子上医院。如果妻子死在医院，这就是一起普通的过失杀人案，并不离奇。但二十四岁的卢浩文却是体院的毕业生，学过运动生理学，知道怎样救护。妻子的手软了下来，身体也软了，他吓坏了。发现陈建芝已经没有了脉搏，他马上掀起妻子的毛衣，用手压迫心脏，开始给妻子做心脏起搏。十五分钟后，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劳，陈建芝的瞳孔已经放大了。

坐在低柜上，卢浩文捂着脸哭了足足半小时。春节期间，单身楼几乎空了，左邻右舍都没有人。他想到了死，可跳楼需要极大的勇气，他没有；想吃安眠药，手头一片也没有。要去公安局投案自首？可杀人要偿命，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将知道卢浩文是个杀人犯，让自己身败名裂的勇气他同样不具备。

他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坐在大白杨水库旁，他一口气抽完了一包烟，丝毫没感到夜风的寒冷。后来，深更半夜，他翻墙进了自己教书的学校，在跳高用的海绵垫子上和衣躺了一晚上，胡思乱想中又抽了一包烟，他开始考虑怎么活。

在学校办公室里，卢浩文独自呆了一周，只是吃完饭才出来。

正月十四，老师们开始陆续返校，开学在即。这天晚上，在体院学过两年解剖学的卢浩文回到了白家囗的家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熟练地将妻子的遗体肢解，装入四个袋子和一只塑料桶后，锁在了碗柜里。之后，他锁上门扬长而去。

在看守所里，面对笔者，卢浩文这样辩解自己的行为：“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妻子既然已经死了，那么我的眼前就只有一具尸体。之所以要肢解，是因为这样才好藏起来。干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是再一次犯罪。在包裹尸块时，我的脑子里曾极力回忆《世界博览》杂志上介绍过的埃及木乃伊的制作方法。八年相恋，我们曾经爱得很深。我从来没动过扔掉她尸体的念头。我总觉得那是我的东西。不忍心，不甘心啊。”

但是，“不甘心”丢弃陈建芝尸块的卢浩文，却丢弃了陈的所有其他东西。陈建芝的遗物，能卖的他都卖了；不能卖的，也早都扔了，连她的一张照片也不曾保存。

瞒天过海卢浩文的妹妹从小过继给了上海独身的姑姑。因为要筹备妹妹的婚事，1999年4月12日，卢浩文与父母一起去了上海。

15日晚，卢浩文在上海被西安警方抓获。17日，民警与卢浩文的父母作了谈话。卢的父亲卢俊华承认，因为他们老两口都不太喜欢陈建芝，所以儿媳失踪后，他们家的确没有认真、积极地寻找过。

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找过。案发之后，卢浩文很长时间都没有回过家。偶尔回来一次，也呆不了几分钟。他告诉父母，陈建芝已经不在纺织厂上班了，在东大街一家商店卖化妆品。按照儿子说的地方，卢俊华老两囗分头都去找过好几回，当然没找见。几次在省建一公司子弟学校找到儿子，他都说陈建芝上班去了。他也去过肉联厂单身楼几次，卢浩文家门是锁着的，放在楼道里的炉子是灭的，不像过日子的样子。记不清什么时候，因为要去取个东西，卢俊华随儿子进了他单身楼家里一次。其间卢浩文上厕所时，心存疑惑的卢俊华还专门猫下腰看了看儿子的床下，没有发现什么名堂。

八十年代，粮票还没有取消。陈建芝的户、粮关系没转走，每月还要回娘家取粮票。这年3月份，陈建芝的父亲陈洪发天天在家念叨，三姑娘怎么不回来取粮票。老汉没去过女儿在单身楼的家，只能到学校找女婿。卢浩文煞有介事地告诉老岳父，陈建芝在东大街上班。找了几次未果后，一个星期天的大清早，陈洪发与二女儿陈建英将满嘴跑舌头的卢浩文堵在了学校的宿舍里，非让他领着他们去找“上班刚刚走”的陈建芝。从东大街，到南门外，大热天领着老丈人、大姨子一通乱转。在省体育馆附近一个家属院里，满头大汗的卢浩文突然钻进了一栋楼里。陈建英慢了半步，他就进了一层的一家。陈建英敲门不开，在四周窗口蹦着高，却看不见、听不见里面。过了二十分钟，卢浩文出来，又编出了一个陈建芝的下落：原来，她跟别人一起去上海进货去了。

卢浩文学校有个老师的妻子和陈建芝差不多同时怀孕。人家分娩了，问卢浩文，卢说陈还没生；两周后，许多人又问。再不生，就不符合基本生理规律了。于是，卢浩文跟人说，生了，但脐带绕脖子，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这样，就没人好意思再问他。

对于家里人，这号谎话说不过去。于是，卢浩文跟母亲说了“实情”：陈私自堕胎，两人打架后，她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卢浩文、陈建芝两家老人，都在远东公司工作。但对于陈的失踪，卢浩文父母跟亲家没有通过一次气。1989年春节，陈家父女找上卢俊华家要个说法，才发现卢家一家人举家去了上海，连个招呼也没打。过完年，陈家父女再次来到卢家。在陈家的质问下，卢浩文坐在角落，揪着头发埋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他又用骗自己家里人那一套谎言，搪塞陈家人。逼急了，他干脆耍起了无赖：“她跑了我有什么办法？你们问我要女儿，我还要问你们要媳妇呢！”

接到陈家报案后，省建一公司保卫科曾多次找卢浩文进行调查。其中一次，卢打电话叫来了父亲作证才算脱身。碑林公安分局也曾作了一些调查。可惜，放着尸体的那间房始终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公安局发现无名尸体，常会通知陈洪发老汉辨认照片，但陈建芝是AB型血，不容易搞错，所以多年来并无结果。陈建英告诉笔者，一次，她母亲安茂云在厂里听说，卢浩文的母亲张苑跟别人说，陈建芝在深圳傍了大款，并且回到了西安云。安茂云找到了张苑办公室，向她要人。盛怒之下，安茂云打了张苑一耳光。从此，两家彻底交恶。这事儿不久，卢浩文到派出所迁出了陈建芝的户囗。1989年3月，卢在晚报、电视台登了寻人启事。慢慢地，没人再找他的麻烦。

1992年底，卢浩文从省建一公司子弟学校调回了远东公司，白家囗单身楼的那间房得给人家交。于是，卢将那只碗柜包扎、加固一番，雇了几个民工，连同其他一些家具一起拉回了学校里的宿舍。没人时，卢打开碗柜，发现那只装着尸体内脏的红塑料桶里，已经只剩下一些恶臭扑鼻的黑水。他将那只桶提到厕所，倒掉黑水，把桶扔到了垃圾堆。怕别人拾走了那只桶，扔之前，他还特意用砖将桶砸坏。

卢浩文曾经听学校一位老师说过，他的宿舍里味不对。于是，他就经常用灭害灵在碗柜四周喷，和他住一间房的一位同事一直以为，碗柜里不过是卢的一些破烂。再后来，这位老师在这间房娶妻、生子，卢浩文东窗事发的时候，他的孩子据说刚满月。

卢浩文在远东公司销售处修冰箱那段时间，那只神秘的碗柜又搬到了维修中心的仓库。那年夏天，仓库里的苍蝇特别多。

工人们把这都归罪于仓库养的一条狗身上。再以后，卢浩文与人合伙开了个小公司，租下了西安高压开关厂劳司招待所201室。1998年2月11日，他再次雇三轮车把碗柜拉到了这里。他的房费只交到了当年年底，1999年清明节，在成都出差的卢浩文还专门打电话给招待所，说自己出差一回来马上就来交房钱。

可回来没几天，他就去了上海，没顾上这事儿。西安修西二环，道路要从这里过，招待所得拆迁。人家电话、传呼和卢都联系不上，于是，4月15日，人家撬开了这间房，陈建芝十一年的冤魂终于走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 负罪度日

卢浩文告诉笔者，在杀害妻子之前，他百分之百是个合格的教师；而这事之后，他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卢浩文是1983年12月到省建一公司子弟学校报到上班的。除了上体育课之外，每天早上7点以前，他肯定骑车子赶到学校，带着学生们进行训练。学校的田径队、足球队他都带过，和学生们相处得也很有感情。1987年初春，卢浩文在做示范时不慎把脚扭伤了。田径队的初三学生于秉中每天清早6点多就骑车子来接他。

怕打扰了卢浩文家里人休息，于秉中天天要在楼下等一阵儿，等卢浩文家灯亮了，才上去敲门。这事儿曾经让当老师的卢浩文好生感动。

校长对他的工作也相当支持。1986年，他向学校提出要添置设备，校长痛痛快快地全批了。四十公分的跳高用海绵垫子，当时一千多元一块，学校一次买了四块；足球一次买了二十多个，乒乓球、羽毛球拍子一买也是几十副。卢浩文觉得在大学学的东西都能用得上。当时，学校体育教研组共有三名教师，除卢之外，一位是五十多岁的老教师，资历深；另一位比他早分来两年，是体院的本科生。但省建系统抽人检查二十多所子弟学校的体育教学工作，校长却指派资历最浅、大专毕业的卢浩文去，就是因为他的敬业精神最强。

杀妻之后，直到1992年底调离学校，他没再认真地写过一次教案。夜里他常常做梦，并且经常性地梦到陈建芝，总觉得陈建芝好像还活着。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尽管住在学校里，他也经常迟到，常常受到校长的批评，奖金也基本上与他无缘。

他喜欢一个人发呆，总是恍恍惚惚的，记忆力变得很差，从不主动和人扎堆儿。情绪不好时，他不管应该有什么教学内容，上课给学生把球、球拍一发，自己坐在阴凉地里抽烟、喝茶。临走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让校领导伤脑筋的人物，他办调动，学校没说半个不字。

陈建芝穿衣服很时髦、讲究，很有些帅气的卢浩文自然也注意衣着。可后来，就像美国电影《苍蝇》里由人一点点变成一只苍蝇的那个人一样，他成了一个邋遢鬼。许多年里，卢浩文的印象中，自己只买袜子和内裤，一件和尚领的夹克他穿了七八年。一年里，他只理三四次发，家里人不催他从来不去洗澡。如果不是下雨天踩了满脚泥，他的皮鞋绝不会去擦一下。直到他开始跑销售，要出去见人，他才置了两身好西装，偶尔收拾收拾。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把自己的身体也不再当回事儿。

卢浩文有胃炎，有时得吃点“丽珠得乐”。药品的服用说明上特别强调，服药期间不能喝酒。可他却常就着啤酒吃药。生活没有规律，有时候一瓶啤酒就是一顿饭。从前，他的体重为七十公斤，离开学校时，他已只剩下了六十公斤了。

过去，卢浩文干家务很利索，曾经一小时杀过三只鸡。这事儿之后，他尽量回避这类事儿，而且从来不吃当天杀的鸡和鱼。

除了无节制地喝酒，卢浩文不再有任何业余爱好。十一年中，他没看过一场电影。一次偶然从电视里看了个名叫《义不容情》的电视剧，感受很深。从此，他看电视只看新闻和足球。包括春节文艺晚会，所有娱乐节目一概不看，害怕触景生情。不下棋，不打扑克。别人打麻将时，偶尔也被拽去支上一会儿腿子，可他却心不在焉，毫无牌技可言。过去他爱看小说，可这以后他一篇小说也看不进去了，只是随手翻翻乱七八糟的杂志、报纸打发时间，没有任何兴趣可言。

据办案民警介绍，4月15日，他们从卢浩文放碗柜那间租房的一张办公桌里，搜出了一叠卢浩文的照片。照片上卢浩文和一个穿白衬衣、牛仔短裙的女子搂在一起，各种姿势，一共二十多张。照片有些年头，那时的卢比现在年轻。而那个女子，既非陈建芝，也不是他后来的一位情人和他现在的妻子。在笔者采访中，卢浩文并没有谈到这个女子。

卢浩文告诉笔者，杀妻之后，他有好几年没再碰过女人，而且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欲望。

在学校里，他和没结婚的女老师连话都不说。知道他老婆跑了，他的一个中学同学曾郑重其事地劝他，解脱女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从一个女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同学建议他到舞场去找女人，可他压根没那心思。

不管碗柜放在哪里，每隔几个月，他一定会像上坟一样，回那个房子里坐一会儿，即使是在苏州工作那大半年里，他也会悄悄跑回来。正月初六、清明节、鬼节和陈建芝的生日这些日子，陈建芝都会不请自到，每时每刻在他的脑子里走来走去。卢浩文自称，鬼节的晚上，他都会游魂似的骑辆破车子出来，在路囗为陈建芝烧纸。在白家囗附近烧过，在汉城路也烧过。在他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他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过：放碗柜的房子为什么不来贼呢？贼一来，不就东窗事发了吗？害怕那事儿被人知道，但他内心深处似乎又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 再次结婚

刚调到远东公司时，卢浩文在压缩机厂苏州分厂呆了大半年。1994年开始，他到销售处修理部修冰箱，刘斌就是他的师傅。卢浩文想为以后谋生多学门手艺，干得卖劲，手脚也麻利。

刘斌证实，他们师徒二人在一天之内曾经修好过十一台有内漏问题的冰箱，这在许多同行眼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还证实，卢浩文的游泳水平的确非常高，自己就亲眼见过，在游泳池里，卢浩文能够躺在水上不动，并且把头和双脚同时露出水面。

后来，跑了销售，卢浩文在同事中有了“阳（痿）哥”、“吴（无用）总”的称号，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人不好女色。但是，他又的确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

在离开省建一公司子弟学校之后，他曾和一位家在外地的姑娘有过一年多的恋情。有一阵儿，他们在卢的父母家住着。

一天半夜，听到女朋友在抽泣，卢浩文醒来，一问，才知道睡梦中自己在喊陈建芝。后来，女朋友的母亲私下里专门登了陈建芝父母的门，对他们的关系坚决反对。对这次恋爱，卢浩文并不是很投入。但分手时，那个女孩子却是撕心裂肺。

有一年夏天，公司里组织足球赛，卢浩文跟游泳池关系熟，踢完球就带销售处的同事们一起去游泳。一个老要跟他学游泳的同事红爱上了他。心事重重的卢浩文一天天地回避着她的感情，而他的躲避反而使红变得更执着。躲到第四十天时，两个人终于同坠爱河。这时候，来自红父母方面的反对已经毫无作用了。卢浩文与陈建芝的结婚证还在碗柜里，与陈建芝的尸块裹在一起，1996年5月，他又一次与红登记结婚。

“和陈建芝结婚时，我们仅仅领了个证，没拍婚纱照，也没摆酒席；在红的身上，我打算作一些补偿。”卢浩文说，他与红的婚礼办得很隆重。在苏州，卢浩文还专门为红买了一身婚纱、一件旗袍，并且拍了二十卷照片。“买婚纱这事儿让红挺感动。之所以一定要买而不是租婚纱，我是想万一我们以后再吵架，我就拿出这婚纱看看，这样，我就会加倍珍惜我的这些好日子。事实上结婚以后，我和红过得很和谐，真的没吵过一次架。”

红的父母也是远东公司的职工，就住陈洪发家楼后。卢浩文满面春风地来接新娘时，陈洪发夫妇气得在家长吁短叹地抹眼泪。陈建芝的二姐陈建英告诉笔者：“要不是看在红一家的面子上，我们真想去把狼心狗肺的卢浩文好好教训一下。”也在远东公司上班的陈建英日后多次碰见骑着摩托车、屁股上别着手机的卢浩文，卢总是旁若无人地呼啸而过。

  • 危机四伏

再婚之后，卢浩文每天按时回家，不再四处游荡、想喝到几点是几点，开始过起了人一样的日子。修了两年冰箱之后，卢浩文在销售处开始承包冰箱压缩机零售市场的销售，当起了销售员。在这期间，他曾经和同学开了个卖日用品的小公司，因为生意不行，不寿而终，只留下后来招来警察的那间租房。凭着脑瓜灵、嘴巴能说，卢浩文起初生意做得还不错，1997年一年，他三天两头在天上飞。这时开始，烟瘾很大的卢浩文什么时候掏出来的香烟，不是“总督”牌，就是“万宝路”。

这年7月，公司压缩机分厂工人工资差百分之三十发不出来，工人人心惶惶，厂长向工人拍了胸脯，下星期二以前一定补齐。厂长的钱只能靠销售处卖了压缩机才能有，于是，厂长找到销售处长求援，处长跟卢浩文说了这事儿，让他尽快找来七八万元应急。拿起电话，卢浩文就跟成都、重庆的客户一家家联系，听说有一家愿意用现金买一些货，他立即赶往机场，先买票飞到成都，找到人家，饭都没吃，点完钱，当天就又飞回了西安。工人按时发了工资，而他连往返机票、带送给人家的两条烟，自己贴进去一千多元。用这件事儿，他似乎要向别人证明他不仅有本事，而且情操高尚。

看上去，他也像是个热心肠的人。别人求他什么事儿，他会满口答应，只不过如果不紧着催他，他根本就不会当回事儿。他答应给一位同事在成都捎一套皮沙发，两年后那位同事才拿到了货，搬回家一数，一套新沙发竟然有大大小小三十七处伤；他的师傅兼酒友刘斌让他从上海捎件皮衣，也催了好多次，过了半年多才算拿到。

其实，由于种种原因，1998年以后，他的生意一直在赔。这时，人们记住了他的一句名言：“人倒势不倒，借钱抽‘万宝’。”在别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把钱财看得很轻的人。他喜欢张罗同事们一起去喝酒，而这酒钱大多数都是他掏腰包。那么，他没当回事儿的钱，都是哪来的呢？即使自己的人生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在看守所里，卢浩文仍旧喜欢美化自己。四处骗钱的事儿，他差不多只字都没提。

卢浩文自己张罗开公司时，曾经向刘斌借了两万元。在人家的一再催促下，他于1996年底还了一万；而另外一万，人家已催了他不下五十回，到底也没要到手。

借别人的钱，卢浩文嘴上从不赖账。只要见面，他甚至会主动跟你说起还钱的事儿。今年3月份，卢浩文将一张建行通存通兑的活期存折，连同自己的身份证一起给了刘斌。折子上只有十元钱，卢浩文说客户欠他的一万元钱马上就汇到折子上，让刘注意去取。此后，他还打电话催刘，说那笔钱已经到了。折子和身份证在刘斌身上揣了一个月，往建行跑了许多次，可那账上始终只有十元钱。4月11日，卢浩文找刘斌要走了身份证，说是要给父母去取订好的火车票，他让人家12日晚到他丈母娘家去解决这事儿。12日约定的时间刚到，卢浩文的电话来了，让刘改到卢的父母家。刘斌跑到那里，才知卢浩文也要一起去上海。钱没要成，刘斌还得帮着拎包送站。临进站前，卢浩文还在他的耳边说，他一回来，马上就给他还钱。

近几年来，远东公司效益很差，职工们手上都挺紧。不知道是什么由头，卢浩文从一个名叫金鑫的职工手中，借了五万元。

3月13日打的借条上，卢浩文明明白白地答应3月20日归还。

结果，这笔钱他始终没有还。卢浩文被抓以后，这笔账没人肯认了。指望用这笔钱买房子的金鑫一家欲哭无泪，在妻子的责备声中，金鑫天天借酒浇愁，说起这事儿，他的老母亲心就揪在了一起。

不光借私人的，他还拖欠着厂里好几个部门的货款没给，数额更惊人，其中有的已赖了一年多。临最后一次去上海之前，他甚至悄悄拿了妻子存在女儿名下的一万元存折，取出九千元后，又将折子上的“1000”改成了“10000”，放回了原处。

  • 愧对妻女

在和卢浩文谈话的过程中，只要提到了他的女儿，他的眼泪就会哗哗地往下淌。他说：“我活了三十五岁，我欠别人的太多了。

作为一个杀了自己妻子的罪人，十一年中我的精神上从来不曾轻松过；到了看守所，这块包袱卸了下来，可对家人的愧疚又成了我的新包袱。对于陈建芝的父母，对我的判决就将是给他们的安慰；而我的父母，他们毕竟还有一个女儿；可对于红，特别是对于我的女儿，则是永远无法偿还、弥补的。”

在看守所里，卢浩文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张女儿的照片。

女儿喜欢天鹅，喜欢水。照片是4月11日，也就是他最后一次离开西安之前，一家人去动物园玩时，卢浩文与女儿的合影。在照片的背面，红写了这样几句话：“孩子是我一生的牵挂、一生的欢乐所依、一生的依靠。”卢浩文说，在号室里，在押人员们喜欢相互传阅家信、照片，但他既不愿看人家的，也不愿让人家看他的。尤其，他不希望家里寄来红的照片。他说：“我觉得，红的照片如果让这些人传着看，那将是对红的一种亵渎。”卢浩文的父母、妹妹都证实，卢浩文与红的感情一直很好。

红的父亲曾经是公司的一位领导干部，老两口只守了红一根独苗，可以说，红是一个被宠大的姑娘，生活很单纯。她知道卢浩文比自己大很多，也知道卢的前妻失踪的事儿，但为了自己的感情，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卢浩文。但一起生活了近三年，她也并没有吃透卢浩文是怎样一个人。卢浩文银铛入狱，债主们踏破门槛，这个比窦娥都冤的女人终日以泪洗面。

“4月26日，女儿一岁半体检。她身高八十三公分，体重二十斤，健康。寄照片时，我妈信上说，她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喊爸爸。”说到这里，卢浩文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

卢浩文告诉笔者，孩子睡觉爱打被子，怕她感冒，他得给她压着被子。这样，每晚睡觉，他都只能保持着一个姿势。只要在家，每晚给她洗澡、洗屁股，也都是他和红一起动手。“4月15日，我给家打电话，红过了很长时间才接的。她问我在哪儿，并解释说，她正在给孩子洗屁股，我还催她快挂电话。事后一想，那时警察肯定就守在电话机旁。”

去年4月的一天晚上，卢浩文从上海出差刚回来，正给领导汇报工作，红打电话说孩子病了，卢浩文疯了一样跑回家，抱起孩子一囗气跑到了医院。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化验员开门慢了一点，平时从不跟人急的卢浩文就已泪流满面、火冒三丈，冲人家大喊大叫。这一年里，孩子一感冒就是肺炎，每次都住医院。只要孩子有病，他就把生意撇在脑后，日夜守在病床边。孩子喜欢米老鼠，各种各样的米老鼠他给她买了七八个；孩子爱布娃娃，芭比娃娃他一次买过一打。最后一次到上海出差，他还花六十多元给女儿买过一个包，回家告诉家里人只有二十元。

卢浩文说，4月12日晚，临出门，女儿不让他走。让她跟爸爸再见，她却不像往常那样听话，只说：“抱抱！”这就是他和女儿的最后一面。“现在，就是放我走，我都不知该怎样走出这看守所。其他人我也许还能面对，可是，让我怎么去面对我的亲人呢？”在上海，当民警破门抓住他之后，卢浩文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在号室里，他还看到了陕西电视台报道他这起案子的专题片，片名就叫“天网恢恢”。“我的案子，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所以我也不想请律师，让家里再白花几千元钱。我就盼着早点‘上路’，这样红也许能早点改嫁，孩子心灵上也少点阴影。但愿女儿永远也不知道我的这段经历。”

最后，卢浩文还说，他将珍惜自己的身体，以便死后捐出自己的遗体。“上大学时，我们上解剖课时所用的尸体，还是六十年代的。咱们国家的尸源挺缺。”他说，这也许就是他对社会能作的最后一点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