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变与文人气节

大明社稷覆灭82年，崇祯帝殉国121年，清廷入主中原121年之后的乾隆朝。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朝鲜人在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确乎这是我们见到的“明亡之后无中国”的最早版本了，而发这一千古之哀叹的人，竟是明朝属国之朝鲜人，的确令人深思。与“崖山之后无华夏”一样，“明亡之后无中国”同样是一句在坊间巷里流传甚广的话。

朝鲜国王官服

回看王朝兴衰史，南宋之后便是元，明亡之后就是清。元与清，均是少数民族当皇帝，支配了曾经汉人的世居之地，而且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统治者本位的政策。

对于历史上的汉人而言，当然属于不折不扣地亡国灭种了。满清立国之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的文化政策以及建国后的“文字狱”“满汉双轨制”“圈地为奴”等暴虐苛政，再加上鸦片战争以来带给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使得很多国人对满清政府持否定态度。

但现如今的中国疆域面积多是继承自满清，从开疆拓土的角度而言，国人对满清又有一种肯定的态度。

就是这一褒一贬的态度拿捏，网络上对清朝的评价出现了十分严重的两极分化。

而所谓的“崖山之后”“明亡之后”的陈腔滥调，正是契合了某些国人的情感诉求，屡被翻出。

历史的归于历史，当下的属于当下。若分不清历史与现实，那我们不过是迂阔怪诞的书呆子罢了。

明清易代之际，为故国守节的遗民也不在少数，像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一代遗民，对于华夷之分把持的相当清楚，保全了作为大明子民的气节。

王夫之

但仅限于傅山这些看重气节的少部分文人。

而且傅山他们的子孙，这些遗民的二代或者三代，甚者还有一些待价而沽的第一代遗民，当满清统治者开出了合适的价码，这些人便毫不犹豫的放弃为明守孝的臣节而转身仕清了。

因为到了这一阶段，大明复国已然无望，三代遗民对于明朝并没有父祖那般强烈的“故国之思”。

对于长于新朝之下的他们而言清朝才是他们恪守臣节的对象，所以这种激烈的民族情绪已经丧失了社会基础，在新一代的士人之间也就慢慢淡漠下去。

而“学得经济术，货于帝王家”，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

  • 朝鲜朝野“崇明贬清”的行为

就在中朝文人士大夫整体采取了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社会氛围下，居于东方曾臣事大明三百年的朝鲜君臣，却依然不忘对于大明故国的思念眷恋之情。

虽然1632年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君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每年都会隆重的祭祀万历皇帝，而且朝鲜国王还着重强调祭祀万历皇帝是“早晚必行之盛礼”。

反观曾经的大明子民，却个个都是身着胡服，遵行胡习且剃发留辫，甘心为奴，这在奉行朱子学为正统重华夷之辨的朝鲜君臣看来是十分可耻的。

而且在大明子民甘心为奴，朝鲜君臣为大明守节和的强烈对比之下，朝鲜人不但看不起大清，而且更瞧不起那些食君之禄，却未能忠君之事而变节投敌的大明败类。

所以在当时的东亚世界，朝鲜君臣上下都有一种“天下已亡，华夏在兹”的历史使命感。

这种历史使命感又衍生出了文明之邦对蛮夷之邦的文明优越感，传统的守节尽忠与变节投敌的道德优越感的全方位的鄙视链。

朝鲜书生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曾记载了自己和明朝官员的一段对话：

明朝官员问：你国王称皇帝否？
崔溥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
明朝官员问：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
崔溥答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

崔溥不过朝鲜一文不名的白身读书人，竟然也有这种心向大明的思想。我想这种视大明为母国的思想应该广泛地存在于朝鲜的庙堂与江湖之中。

明太祖以来朝鲜对于中国的恭敬态度，不仅仅是出于外交策略上的“事大”考量，而且还有朝鲜君臣上下甘心纳入东亚的朝贡体制之内，甘心做天朝的藩屏属国，以及文化上的倾心仰慕臣与服。

万历皇帝举全国之力，帮助朝鲜打退了丰臣秀吉的侵略，又进一步加强了朝鲜君臣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

如朝鲜人洪翼汉曾言：小国岂不知事大之义，而终忘大国之恩哉？向在壬丁两年（倭寇侵略朝鲜），几没于倭寇，幸赖神宗皇帝字小兴灭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动植飞走，咸被其泽。

又康熙五十一年（1712），明朝已亡68年，中朝早已无为明守节之人，而都提调李颐命在上书中说：

呜呼！我国于皇朝，毋论其三百年臣事之义，若神皇之倾天下之力而济属国，自有天子诸侯以来所未闻者。

所以朝鲜国王还着重强调祭祀万历皇帝是“早晚必行之盛礼”。

所以当崇祯殉国之后，朝鲜仍然奉行崇祯皇帝的年号。

李氏朝鲜碑刻

而且朝鲜人编撰的官方史书里，认定南明仍然延续着明朝正统，也就是说朝鲜人并不认为1644年满清入关是明朝覆亡标志。

而是倔强地将明朝纪年编写到了永历十六年（1662）即被吴三桂处死在云南昆明的那一年，承认割据39年的南明政权为当时中国合法政权。

这倒是与我国史学界的认定，有着18年的出入。

朝鲜使臣在历次朝贡大明时都会把出行的经过详细记载下来，而文献的命名则是“朝天录”。朝天两字很客观地体现了朝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仰慕中朝之情。

这与后来朝鲜使臣出使清朝恰好有了明显对比，朝鲜使臣将出使清廷的记载，命之为“燕行录”，而来燕只是为了完成使命，且满腹怨恨，对清毫无崇敬之心。

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一韩姓使者说到：“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 视朝贡为畏途，多牢骚之言，又如“山光与水色，无处不伤心”。伤心谓何？因为在他们认为离开朝鲜，便进入了故国，而故国此时已经变成了“蛮夷之地”。而在明崇祯十二年，一个名叫沈悦的朝鲜官员，在出使大明之前则还说“亭林夷夏界，山接帝王州”，此时他所谓的华夏指的是大明，而夷狄则是指的朝鲜了。

所以即便满洲皇帝已经入主中原百余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励精图治，而于乾隆之世，文治武功已达极盛。

然而在朝鲜君臣的眼里这样一个屹立于东方世界的庞大帝国，已不是华夏文明之地，而是充满腥秽的蛮夷之邦。

道光十二年（1832）出使清朝的金景善就直截了当地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剃发之天子也，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士禛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剃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何观也？此乃第一等义理也”。

金景善持论不可不谓之严峻，然而像这种将清朝君臣比作“犬羊”、将清朝皇帝称为“胡虏皇帝”，将满清治下的故明疆土视之为“腥秽之域”。如此大肆侮辱朝廷，若是换作汉臣恐怕祖宗十九代也不够清政府杀的了。

当然，清朝的文人士大夫早已在康雍乾的文字狱里被治得服服帖帖的，留下的都是些没骨头的奴才文人。

值得注意的是金景善所处的时代已是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此时，清帝国入关已经先后经历了六代帝王统治，距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上也过了近二百年，朝鲜降清也有二百余年。

如此漫长岁月，竟丝毫没有消弭朝鲜对满清蛮夷身份的文化歧视。

  • 朝鲜崇明贬清的实质是要争中华正统与康熙乾隆的绝地反击

几百余年来朝鲜士人也是遵从孔孟程朱的文明礼仪之邦，并且全面服膺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入主华夏的满洲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学的三分人样的“化外蛮夷”。

大明的覆灭，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于“华夏文明世界”的消失。

这种打击是巨大的，面对从未经历过的“华夷变态”，认为是华夏世界唯一残存的朝鲜人，当然要继起文明传承的接力棒，不致于华夏世界的沉沦与丧失。

所以，居于文明优势地位的朝鲜人肯定是看不起蛮夷出身的清朝人了。

所以他们有自信地喊出了“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的响亮口号。

当然出身蛮夷的清帝国的统治者，对属于汉人正宗的儒家道统学说是极端不自信与极端畏惧的。

为此，康熙首先将程朱理学的解释权，紧紧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用“视文臣如弄臣”的卑鄙手段折辱士人风骨，进而雍正乾隆又用恐怖的“文字狱”的策略钳制思想，使得文人不敢再谈政治，只得醉心风月，醉心于故纸堆里做考据了。

耗时百余年，历经三代向天下争正统，自诩“自古得天下莫如我朝之正”的现象，也算是千古一遇了。

不管朝鲜君臣是出于何种目的的倔强与鄙夷，事实上朝鲜已向满清称臣近三百年。

但是在朝鲜文人眼里，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了两个：一个是历史上如此辉煌的“大明”，一个是现实中已经蛮夷化的“大清”。

历史上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在朝鲜使臣的心里已经分裂成两个互不重叠的两个。他们在文化上追随前者，在政治上臣服后者。

直到今日在一部分的朝鲜人和日本人眼里这样的观念一直存在，并且影响着他们对如今中国的看法与评价。

参考资料

葛兆光 《想象异域》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