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初期的神垕陶瓷业发展状况，尤其是钧瓷生产状况，我们常见这样一笔带过的说法：

“因战乱、灾荒频繁，艺人外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趋于停产状态。”

“建国初期钧瓷的传承几乎断代。”

今从1949年《许昌人民报》揖出《禹县神后（垕）镇的陶瓷器工业》一文，参照1934年《矿业周刊》所载《河南禹县陶瓷原料之来源》，略探民国时期神垕陶瓷业与钧瓷生产的概况。

民国钧瓷

神垕长期是河南最大陶瓷区

结合两篇文章，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民国时期，神垕陶瓷业是河南省最重要的陶瓷产区，产品以日用陶瓷、尤其是碗类为大宗。从1934年到1949年，神垕陶瓷业无论瓷窑数目还是从业人员，都有明显增长。

就生产状况而言，1934年报道称：“全镇居民一千一百六十六户，人口有七千余，现在从事瓷业者，约四百户。瓷窑数目，在昔有九十余窑，现仅五十六窑，其中正烧用者计有四十窑。每窑平均基本工人有四十名，共约一千六百人，其除做盘及碎货者，尙不在内。”

1949年报道称：神垕“是本省最大的陶瓷区”“瓷厂五十四家、瓷窑七十七座、工人二千五百余人，附近村庄依靠瓷窑维持生活的，总在一万人以上。”

近年，有群众从一处瓷窑旧址中拣出许多民国时期瓷片，从上面的字句来看，生产于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神垕生产的瓷器残片

1934年报道：“日用瓷碗产量——全年多者能烧二十五窑，少者二十窑。大窑每器每次出碗三十车，每车七十五箍，每箍二十个，此外代烧盘子碎货五百至七百件不等。至小窑每次出产量，为数甚不一定。”

1949年报道：“瓷器以日用饭碗为大宗，平均每日可产二十六万个至三十万个，其他如盘、瓶、罐等约计也在五千个以上。”

可见，自1934年，直至解放前昔，神垕陶瓷业在持续发展之中。

1959年，钧瓷老艺人合影

民国时期，钧瓷业“存”而不“兴”

至于钧瓷生产，1934年的生产状况是“多数以小窑烧之，火力不定，时常烧毁，而大窑全年行烧次数不定，故产量无法统计。”而销路则“多当古宋瓷及珍品售给外国人”。

至1949年，“全国驰名的仿宋钧瓷即产在这里”。仍未断烧。

我们说建国初期钧瓷几乎断烧，可以作为一种事实陈述。因为钧瓷烧制成本、烧制质量的限制，一直是小批量、小范围的存在，在神垕陶瓷市场中没有什么位置。销售也剑走偏峰，甚至充作宋钧。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这样的营销手段，上不了台面。

可以说，民国时期，神垕钧瓷生产“存”而不“兴”，但也没到失传的地步。

钧瓷一厂旧址

钧瓷的新生

建国之后，在人民政府主导下，不同窑口的艺人们得以集中起来，将文化底蕴深厚、附加值高的钧瓷作为重要产品加以开发。

陶瓷艺人们在古法基础上，对钧瓷制作工艺进行了提升改进，不断丰富其釉色与器形，“钧不过尺、钧瓷无双”等技术难题逐渐成为历史，为大批量生产与推广奠定了基础。

以钧瓷一厂、钧瓷二厂的设立为标志，钧瓷在新的时代迎来了新生，可以作为一个产业而存在了。

民国瓷窑

附：禹县神后镇的陶瓷器工业

神后在禹县西部，距城六十华里，是本省最大的陶瓷区。该处陶瓷器工业，据传说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全国驰名的仿宋钧瓷即产在这里，所出产的普通日用瓷器，除供给本省应用外，并行销于安徽、陕西、湖北诸省。该处现有瓷厂五十四家、瓷窑七十七座、工人二千五百余人，附近村庄依靠瓷窑维持生活的，总在一万人以上。

瓷器以日用饭碗为大宗，平均每日可产二十六万个至三十万个，其他如盘、瓶、罐等约计也在五千个以上。该地瓷品“价廉”“适用”，所以多少年来在瓷业竞争上，它是一直占着优势的，但因为过去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蛮横压迫和剥削，而日渐衰落。解放后，我人民政府以恢复与发展工商业作为中心工作，各地交通又逐渐恢复，所以神后瓷业，又慢慢复兴起来。但各瓷厂都因为缺乏动力，釉块不能粉碎，釉粉用量突然增加，供不应求，还需要人民政府设法帮助解决。神后附近的重点煤矿，也要给以较长期的贷款扶助，才能保证供给瓷窑的大量用煤。

目前神后的工商业，还缺乏适宜的扶持与有计划的领导，根据神后所产原料，如果在政府适宜的扶助与领导下，不但能够生产大量的日用品，供给几省的需用，并能够生产大量的电用瓷器、耐火砖、洋灰等，供给今后各项建设的需用。（陈志刚）

1949年7月2日《许昌人民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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