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经过了万历早年的改革和三大征以后，大明王朝便正式走上了下坡路。虽然这时候的大明朝依然有着相当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但由于其不合理的财政、军事制度以及朝廷权力斗争，王朝内部各个阶层的矛盾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爆发的边缘。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明朝末年就是这样一个出英雄的乱世。而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物。他们或许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够横空出世，力挽狂澜，但是作为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他们的建树与困境也同样是这样一个年代的缩影。毕竟历史不是热血漫画，更不是虚构小说，其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拿来互相攀比、批判，讨论孰对孰错，谁强谁弱，他们更像是那个时代的坐标系，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兴衰。基于这一初衷，笔者希望借着人物志系列，尽自己所能，从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的视角出发，给大家展现明朝末年的真实样貌。”

起源

孙传庭，明朝代州振武卫人（今山西代州），祖籍河南光山。代州孙氏于明洪武年间从光山迁至代州，到孙传庭，已经是第十世。其始祖孙成在洪武年间为振武卫百户，迁至代州后，孙家既是军户，后代按规定也就都是军户，长子世袭百户。但是有明一代，军户一直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身份，军户人家不仅要承受军差徭役，社会地位也不高，所以一直以来有许多军户出身的人想要摆脱这一身份，方法其实也不是没有，科举就是其中一项。

通过科举完成社会阶层跃迁的军户在明朝其实并不少见，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一例。而孙家则是从第四世孙凤开始，就迈入了仕途。孙凤由于是家中次子，世袭百户轮不到他，只好读书入仕。弘治年间，孙凤中进士，官至滁州守。其子孙岐正德二年中丁卯举人，官至莒州太守。孙岐的长孙嗣约便是孙传庭的祖父。

孙传庭的祖、父二人虽然也都中举，但并未入仕。到孙传庭这一代，情况有了改观。传庭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乙巳，字伯雅，“貌甚魁伟”，“仪表颀硕”。由于长于边塞，孙传庭从小便善于骑射，不仅如此，他读书的本事也超过了他的长辈。孙传庭从小便“颖异绝伦”，六岁入里塾，十三岁便“出应童子试，辄第一”，二十六岁中举，万历四十七年，孙传庭考取乙未科三甲第四十一名，总第111名进士，正式成为了天子门生，与其一同中榜的还有二甲第19名马士英与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而也就是在这一年，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万历犁庭扫穴的计划以失败告终，明清之间长达四十四年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也预示了，在这个时候中榜的各位的前途注定不平凡。

入仕

虽然后金鞑子在辽东闹腾得动静挺大，但这还暂时轮不到孙传庭来管。孙传庭的第一份官职是永城县知县，一年以后又平调商丘知县。此时由于辽东战事，这两个地方的“辽饷”加派都非常严重，加上明朝官员那一套勒索火耗的老路子，老百姓是正儿八经快要被掏空了。孙传庭在这两地任职所为的事情也大抵相同，一是免除苛捐杂税，以舒民困,同时他还拿出钱来接济百姓，安定民心；二是打击当地豪强恶霸，同时整顿军政，预防叛乱。除此以外，孙传庭在商丘时还拿出官田来换钱发给百姓抵御洪灾与蝗灾。由于其优异的政绩，孙传庭很快声名鹊起，并得到了入京为官的机会。

按理说，能入京城为官，对于士子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如果运气好点，这说不定就是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了。但孙传庭却出人意料地在天启五年“留擢吏部主事，旋擢稽勋郎，以覃恩予诰命。”之后辞官回家了。他表面上说是自己为了尽孝，实际上因为当时朝廷正处在阉党与东林党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他一来不愿与任何一方同流合污，二来也不愿意待在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为官，所以干脆请假回乡了，反正再怎么样他还是朝廷在籍官员，等以后环境好了，复出就是了。

但令孙传庭没有想到的是，明朝末年不仅政治环境恶化了，就连国家都已经摇摇欲坠。就在他回乡的第二年，陕西爆发了王二起义，明末农民战争的火种就此烧遍了秦地。到了崇祯三年，义军从陕西入晋，战火波及到孙传庭的家乡。接下来两年，山西成了官军与义军的主战场，作为地方望族，孙传庭也义不容辞地在乡中“缮垣犒士，定乱全城”。与此同时他也慢慢明白过来，复出为国家效力的时候到了。

崇祯七年八月，后金突然入关，攻下代州，孙传庭随即上《有敌情必有虚怯之处疏》，提出针对后金骑兵的战法，并得到了崇祯帝赏识。次年，孙传庭“始迁封郎中，超迁顺天府丞。”，之后又“癸亥，巡抚陕西右佥都御史甘学阔削籍，以巡按钱守廉论其苛索饰报也。仍听勘。”“戊辰，孙传庭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一路升迁成为封疆大吏。不过这种坐火箭一样的升迁速度，放在崇祯朝倒也不是非常稀奇的事情。

抚秦

孙传庭被指派巡抚陕西，主要还是去收拾上一任巡抚留下的烂摊子的。陕西义军蜂起，如果不是边才，很难安定局势。孙传庭名声在外，崇祯帝把他派到这里也是对他的考验。

孙传庭来到陕西以后，发现当地“郡邑半墟，人民几尽矣，兵饷两竭，寇焰益横”。孙传庭虽然是巡抚，但是也是徒手罔措。要知道，在他之前，陕西来过七个巡抚，而且“七易其人，而无一好去者，故历十三年未有一复命之抚臣”，如果他重蹈前几人的覆辙，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不久之后，孙传庭就确定了治理这一困境的具体措施。要完成保境安民的任务，首先就要整顿好陕西的军政。

指导原理有了，但是具体执行起来，还是两眼一抹黑。虽然孙传庭是巡抚来的，但是他一来没有兵，二来没有饷，整顿军政也就是一句空话。

首先是兵员的问题，陕西巡抚按理说应该统领“西安兵备、泾邠兵备、商洛兵备、潼关兵备、汉羌兵备五道，陕西布政司之西安、凤翔、汉中三府，平凉府之泾州，陕西都司之西安左等五卫”，明代一卫辖五千六百人，兵力看起来非常充足。但实际上明末巡抚只能领西安左、右、前、后四卫，而且“四卫屯军额二万四千，赡军腴地二万六千余顷，地归豪右，而军遂虚籍至此”。不仅军籍是虚籍，连军屯都被地方豪强瓜分得一点不剩，陕西这种情况，你要说没有人造反那才是不现实的。剩下这些兵里能用的，早就被三边总督洪承畴调走了，被留下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些“骄，善剽，督抚久吞声不敢问”的兵痞，孙传庭一个陕西巡抚，手上当真就是无兵可用。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朝廷给他调了两千甘军，但这些部队战斗力不足，数量也不足以应付陕西的义军，有和没有一样。

如果说现役的兵都不堪用，那朝廷给钱我自己招行吗，反正卫所制崩坏也不是一两天了，朝廷上下能打的全都是募兵找来的，没兵给我我自己找还不行吗？答案是不太行，因为朝廷也没钱。这个问题，孙传庭来陕西之前就找崇祯沟通过。对于此事，崇祯也是一筹莫展，只是回了一句“措兵难，措饷更难”。到最后崇祯也只找出来六万两银子给孙传庭充作军费，而且这还只是今年的，明年开始就得自己想办法。对于偌大的陕西来说，这六万两拿去募兵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好在崇祯给了孙传庭自行募饷的权力，才让他不至于束手无策。

到了当地以后，孙传庭才发现在陕西这个地方募饷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先不说卫所的军田十不存一，陕西本就让义军闹得入不敷出，除此以外，陕西还有五个藩王、四大边镇的岁禄、军饷需要供应，加上官员贪墨成风，连年灾荒不断，哪里还有饷可募。这种境况，即使孙传庭有罗雀掘鼠之意，也举步维艰。

但他毕竟是历史上留了名的孙传庭，眼前的问题虽然棘手，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清屯

首先要解决的是军饷问题。孙传庭来的时候，崇祯给了六万两银子和一句“后则听若自行设处，不中制”的承诺。这句话说好听点，叫做给予了自行募饷的权力，说难听点，就是朝廷没钱了，军费自己想办法。孙传庭的办法，叫做清屯。

明朝末年的财政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体现在军政上，就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造成得军屯流失。军屯的粮食不再供养军士而是流入私人，导致国家田赋锐减，同时国家还必须承担军粮开支。而随着军屯一起流失的还有军士，士兵的大量逃亡造成卫所制名存实亡，于是，为了补充缺额，保证战斗力，朝廷不得不转向募兵制。然而募兵制的花费巨大，不仅要有募兵银，还要另外发更多的月粮和饷银，这无疑是给本已经不甚宽裕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募兵制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队战斗力的问题，但是仍然没能解决军屯流失的问题。军屯制度废弛造成了边境上粮食短缺，于是朝廷又要额外拨给年银来购买粮食。万历年间，光是这一项，就要多支出三百八十余万两白银。遇到大规模战事，经费支出更是飙升。明英宗时设立的太仓库原来是“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但是到了明晚期，由于朝廷不断增派赋税，太仓库年收入已经上升到年入六七百万的情况下，政府依然入不敷出。张居正改革积攒的银子更是几乎全部没入了万历三大征的开支中，宁夏、朝鲜、播州三役的总花费超过了一千万两白银。在这样的财政重压下，明政府开始拖欠军饷，理所当然地，领不到饷银的部队战斗力开始下滑，军队打不过后金，背后又来了打不完的义军，导致边防军费又进一步飙升……全国都是这副样子，陕西的财政也自然早已经不堪重负。除此以外，陕西一直以来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明朝末年处于寒冷期，西北气候条件极差，客观上也制约了陕西的经济发展，所以等到孙传庭来的时候，这块地方早就已经破败不堪了。

孙传庭自然清楚陕西现在这副惨状的根源所在，既然天气的问题无法改变，他就只有从人入手了。所以孙传庭在陕西治理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些吞并军屯土地的士绅豪强。不过在正式收拾他们之前，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陕西地方的吏治问题。大明财政系统运转不灵，和这些基层官吏们的贪墨行为也有很大关系。这些人除了各种巧立名目，还和地方上的豪强们沆瀣一气，互相包庇。拜他们所赐，国家连正常的赋税都很难收齐。这样的情况全国都有，别说是陕西，就连苏州这种富庶地方，都没有几年是能把税额交齐了的。孙传庭深知，要想从地方上这些人嘴里抠出肉来，就必须先把这帮贪官污吏给整治清楚了。对于贪墨的，孙传庭派人秘密侦查，掌握犯罪事实后向上参劾；对于横行乡里、拉帮结派的，他“檄禁面斥”并会同按臣王倓合词纠参；对于官员有缺额的，他积极提请吏部派遣有能之人来任职，同时他还大力提拔有才能、声望的官员，让他们能够积极发挥作用。

整顿完吏治，孙传庭还拨银两鼓励士兵重修因为战乱毁坏的栈道，同时发动百姓参与转卖粮食，恢复商业的同时缓解陕西缺粮的问题，成功安定了民心。

准备工作做完了，就该动手清屯了。虽然孙传庭是陕西巡抚，但是地方上许多士绅本身也都是官员出身，孙传庭如果按照洪武祖制直接要求他们交出侵吞的田产，恐怕会遇到不少麻烦。为了避免与他们正面冲突，孙传庭决定“通融祖制”，收银子不收田：

第一， 吊取各卫册卷，详查屯田被占情况：“本官即将前项军屯，吊取各卫册卷，并所官旗甲军职人等，溯流穷源，从头搜查，要见国初原额军屯若干？内水旱地若干？额征粮草各若干？坐落某州某县地方，其地或系军种，或系民佃，或系权贵生员衙役人等承种，今其各递认状，报首明白，俱许照常耕种，免其当军。”

第二， 据屯田肥瘠划等折银，限期征收：“酌量地之肥瘠，分别上、中、下三等起课，上地每顷一十八石，中地每顷一十五石，下地每顷一十二石，每粮一石折银七钱”并根据收粮所在地离省城的远近规定“其粮银近省者，运赴永丰仓上纳，离省窎远者，纳储坐落州县，专听另募精兵之用。”

第三， 裁撤杂项军役，省出没有必要的支出，“为此，仰道官吏即将三司各道，并屯操参将府厅卫所等衙门各役使军丁，尽数会查实数，行令起课。其有应该留用势必不可缺者，另详申议工食。但系滥役，尽行裁汰归营，以实伍省费，逐一清查明白，总造一册报院。”

清屯政策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陕西的财政情况，崇祯十年四月崇祯十年四月“初清出课银三万五千余两”，崇祯年九月“于先、后、左三卫，清出课银一十四万五千二百四十二两零；于右护卫清出本色麦米豆一万三千五百五十六石零。今夏课银已完，而本色亦见行征收。至原兑各军未起课之地，应纳丁条草马等银共四千五百八十一两零，犹不在内。……是役也，兵不烦募征，第稽之断残之尺籍，遂得万二千余，修我戈矛，事乃畚锸，在将来终不敢谓战则不足，在今日已可谓守则有余。”到崇祯十二年“清屯一项，计三年共得折色银四十五万余两，本色米麦豆约五万石。”能有如此成果，崇祯帝对孙传庭的清屯行动也多有支持：“今后再有隐占播弄的，不问何项权势，该抚即指名参来，立即重治不宥。”通过清屯，孙传庭成功实现了开源节流，在本来已经“无可剜之肉”的陕西完成了军费上的自给自足。孙传庭更是向朝廷保证，他所募得的军饷已经足以“在目前可支繁匮之军兴，在后日可裨富强之永计矣。”

清军

军饷有了着落，接下来就该干正事了。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打击义军势力，平定民乱，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着“守则有余“的军饷是不够的，还要有一支能打的部队。

在离京入职之前，孙传庭就已经征得崇祯的同意，自行募集了一支三千人的标兵。这支标兵以抽调的边兵为主体，加上官军骁勇、义军降兵，凑足三千之数。这支标兵和一般官军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训练严明。明末期的官军大多不堪用，其原因就在于平日里训练废弛，士兵实际上成了上官的农奴，大多被派去干体力活，而不习战法。就连当时的京营兵，训练也只是做做样子：“入营观之，皆赳赳桓桓赤羽白钺，晃目耀日，真有虎豹在山之势。然而每日所操演者不过射放、冲打而已；所训练者，不过步伐止齐而已。”、“今营所练之兵，有曰五花营，曰一字营，曰空营等不一，要皆窃古之糟粕，泥阵法之依稀，炫耀美观，全无实用。”京城尚且如此，地方上的情况也可想而知了。卢象升也在在崇祯九年上疏谈到边军“臣自出关以来，阅视镇将营路等兵，观其武艺，无非花样死套。及令纵马驰骤，且多扑地伤。以甲胄，则色号参差不一；以营镇，则部伍混乱不齐。甚至一路将而营马不过百余匹者，一守操而战马不过十余匹者，且多贏瘦不堪，加鞭即倒。”

因此，孙传庭在清屯的同时也“清出屯兵一万二千人”，“于前、后、左三卫，清出实在营军九千三百三十八名，于右护卫，除旗军校尉七百八十名外，清出实在修工军二千五百一十七名，悉年轻力壮。营军已分六营团练，修工军已拨令增筑会省三关矣。”但是，这些兵力想要镇守整个陕西还是不够。好在陕西地方尚武风气未衰，孙传庭于是就地募集秦兵训练，其所选“官生兵丁并屯兵内，熟练弓矢，精通剑戟，善于马上技艺者屈指千数”，优秀的兵员素质辅以严格的训练保证了这支秦兵强劲的战斗力，这些军队也成为了他日后打击农民军的重要依仗。

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孙传庭作为将领的能力也得以发挥。夫一上任，他便配合卢象升、洪承畴在黑水裕击溃了“闯王“高迎祥所部，并活捉高迎祥本人。崇祯九年到崇祯十一年，孙传庭所部标兵多次参加镇压农民军的行动。崇祯九年十二月，孙传庭“仍提孤标迎击于渭南，擒歼甚众，驱出关外”崇祯十年八月，孙传庭在奏章中说，“臣(孙传庭)提标、甘二兵，从岐、扶渡盩厔，驰抄贼前迎剿，以盩厔地稍平衍便于冲击”。崇祯十一年，孙传庭亲率“标兵又合督臣西来之师，三月之内，大小七战总计此贼（混天星）几灭十分之八”。

与此同时，孙传庭还利用募来的军饷，在南原-潼关一带修筑了大量堡垒：“原上建三堡，堡与堡相距约十里，各屯步兵二百名扼守声援。又置十五墩，墩与墩相距不三里，各宿火器手二十名...凭高击打，火炮之力彼此相及。”，进一步完善了陕西的防务，同时也为后期围剿李自成部打下了基础。

就在陕西的局面慢慢回到明廷控制下的同时，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乱了孙传庭的计划——清军入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