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拓跋濬到目前为止总体上表现还算不错,但还是免不了会有瑕疵。这不就在太安四年(公元458年,大明二年)三月丙辰日(十二日),发生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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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拓跋濬在巡视完后返回平城,然后开始兴建太华殿。恰好此时,给事中郭善明十分喜欢阿谀奉承、投机取巧,老想呈显自己的才能,于是劝拓跋濬大肆兴筑宫殿。拓跋濬一度也被说得心里颇为痒痒。这时一位老臣站了出来劝谏拓跋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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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正是高允,高允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之前在拓跋焘诛杀崔浩时就有所体现。这一次他对拓跋濬准备大兴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太祖当初兴建城池街市时,一定是让人们利用农闲的时节。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永安前殿足够朝会时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也足可以用来登高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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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高允又说道:“即便现在要扩大建设工程,也应该慢慢进行,不能仓猝行事。我核算了一下工程量,要抽调劳役二万人,如果其中还有老弱病残又得多增加一倍,工期起码也得半年才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现在是动用四万人,劳力和费用是无法计算的。这是陛下您所应该留心的事。”拓跋濬听他这么说,也只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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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不是高允第一次这么做了。高允喜欢直言相谏,朝廷内但凡有什么做得不对的,他就立刻请求晋见皇帝。拓跋濬也是虚心接纳,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一人和他商谈。有时,二人从早到晚相谈,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出来,各位大臣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有时,高允说话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就连拓跋濬也听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从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他始终对高允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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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中有人看不下去了,于是上书表述高允这样做得失,谁知拓跋濬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亲有错,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劝谏,而偏偏私下在隐蔽之处劝谏?这难道不是不想让他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让天下人都知道吗?至于说臣子侍奉君主,又何尝不是这样?君主有了什么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处昭彰于世,显示他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一名忠君之臣所应该做的事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直接批评的,甚至有时有些话,朕已经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能说是忠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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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允颇受恩宠,但他此时的官职还是著作郎,二十七年从来没有升过官。拓跋濬为此对各大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每天手持刀箭,站在朕旁边侍侯,却不过是白白地站着,没有一个人劝谏过我一句话。而只是在看到我心情高兴时,要求赏赐一官半爵,现在,你们全都没有什么功劳,却做了王公。高允仅用一枝笔辅佐治理国家几十年了,他的贡献不小,可他仍然不过是个郎官,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于是,提升高允为中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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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高允不仅长时间没有升官,生活也十分贫困。当时北魏文武百官们都没有俸禄,高允为了维持生计,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司徒步六孤丽(陆丽)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拓跋濬,拓跋濬听后十分惊讶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偏偏看朕重用了高允,才告诉我说他穷。”于是当天,拓跋濬亲自来到高允家,看见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几床粗布被褥和用旧麻絮做的棉袍,厨房里也只有一些青菜和盐。拓跋濬忍不住叹息,赏赐给高允家五百匹绢帛,一千斛粟米,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尽管高允竭力推辞,但拓跋濬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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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濬很器重高允,平时经常称高允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君臣关系,北魏才能迅速摆脱混乱重新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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