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遮蔽”的空间：媒介环境学派“空间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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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松，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蔡月亮，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形成了一股“空间转向”的学术潮流，这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最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陆杨，2005：19）。空间转向与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维度长久被“遮蔽”，与其缺乏应有的主体地位有关。福柯指出，“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Foucault，1980：63-77）索亚（Soja，1989：10）也将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研究的乏善可陈称之为“历史决定论下的空间性的失语，即时间（或历史）消解了空间”。空间转向强调空间的主体地位，将空间视为全面理解社会关系复杂性的“一个基础性要素”——空间“是或者应该是社会学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也是并且应该是其它社会和文化学科研究的基础”，甚至要给予空间“优先权”（齐埃利，2007／2018：3-4）。亦即承认空间的主体性与优先性，确立一种“持续”“在场”“主动”的“空间”观，以此审视、“结构”相关研究议题的框架与叙事。

“空间转向”流风所及，传播学也开始空间转向，空间视角的传播及媒介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传播学界的一个“极富潜力的研究领域”（王斌，2010：16）。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的空间研究更是呈现出繁荣景象，不仅引入西方诸多的空间理论与命题，还尝试从空间视角分析传播议题，甚至以“空间”结构传播的理论与叙事。然而，稍显遗憾的是，对空间在传播学中“被遮蔽”的“情状”缺少讨论。一方面，尽管传播学科成立发展的时间不长，但正如“空间”曾长期处于被“遮蔽”的地位一样，空间在传播学中也存在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另一方面，无论学界对传播的定义多么见仁见智，传播都指向物质（或信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传递（或传播），空间与时间是传播内含的两个基本维度。前者意味着空间在传播研究中一度“缺席”的历史情状，后者则表明空间作为一个基本维度又始终“存在”于传播研究中，这是一种矛盾的情状。本文将空间的这种既“缺席”又“存在”的矛盾情状称为“遮蔽”。理清这种矛盾情状，显然对于认识空间在传播学中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以媒介环境学派为代表，运用文献归纳与思辨方法，梳理其代表人物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与莱文森的空间话语，探析其背后“隐匿”的空间观。就笔者有限的阅读，与本文研究议题相关的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陈靖（2018）《媒介的偏向：媒介环境学派空间观的研究》、高慧芳（2016）《论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与视觉空间—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一种新理解》，前文重在梳理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与莱文森的相关空间表述，理论分析层面稍显不足；后文重在分析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理论，对麦克卢汉空间观与媒介环境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空间话语的关联性没有涉及。

二

媒介环境学派与空间

对媒介环境学派空间观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空间与媒介环境学派这两个术语进行简要的交代。

（一）空间

对于所有的思想模式而言，空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思维框架，空间也由此成为思想领域当中一个“尤为重要但又很难分离和分析的概念”，“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都会出现有关空间的概念的相互分离与相互关联”（萨克，1980／2013：5），由此对空间概念的界定及分类必然呈现出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情形。本文并不打算对空间进行严格的概念界定，而是简单地分为两类：客观的地理空间与主观的感觉空间。原因在于：一是“空间”理应首先指向地理空间（景天魁，朱红文，2010：3），其次才指向感觉空间；二是物理空间与感觉空间是一种两分法的分类，这种两分法既表现出一定的抽象维度，也是最为普遍、广为接受的分类方式；三是本文讨论的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的空间话语也基本围绕这两种空间形式展开。

（二）媒介环境学派

媒介环境学派兴起于20世纪初的北美，崛起于20世纪中后期，号称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传统传播学派之外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派致力于媒介本体的分析与研究，强调媒介对人的感知系统、社会组织和文化结构的潜在影响和全方位冲击，考察“媒介环境可能或者已经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通过分析媒介环境属性和预存功能来预测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化”（李明伟，2010：43）。作为一个独特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媒介环境学派已经引起了学界的瞩目。以媒介环境学派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近年来媒介环境学派已然成为传播学界的“显学”；二是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和莱文森等人都针对“空间”作过相关的论述。

三

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的空间话语分析

讨论媒介环境学派的空间观，具体而言，即是选择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倚论”，麦克卢汉“声觉空间”“视觉空间”与“地球村”理论，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场景）与“在地全球性”理论，以及莱文森新型“地球村”及三种空间（赛博空间、真实空间与宇宙空间）理论为研究对象，对其中蕴含的空间话语展开分析。

（一）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倚论”

伊尼斯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先驱和学术奠基人，其《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等著作对媒介环境学派影响深远。伊尼斯的传播观以“媒介时空偏倚论”最为著名，这也是他展开媒介研究的理论前提。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出“媒介时空偏倚论”。他认为：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伊尼斯，1951／2003：27）。

简言之，伊尼斯认为媒介或偏向时间或偏向空间，由此导致媒介所承载的文明（文化、知识）产生时间或空间的偏向性。“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它（媒介）无孔不入的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伊尼斯，1951／2003：28）。伊尼斯还以石刻、泥板文字与莎草纸、纸张为例“经典”阐释了媒介的时空偏倚性（鉴于相关阐释广为人知，此处不再赘述）。从空间视角考察“时空偏倚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空间是伊尼斯媒介研究的一个维度，指向物理空间或地域空间。伊尼斯将时间与空间确立为媒介研究的两个维度，以此讨论媒介传播与文明消长的勾连。伊尼斯理想的媒介是能实现时空平衡的媒介，从而利于社会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必须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伊尼斯，1951／2003：19、180-181）。因此，严格意义上，空间只是与时间一起构成了伊尼斯媒介研究的一个基本“架构”，空间本身并不是其研究的中心。此外，“时空偏倚论”中的空间指向的是物理空间或地域空间，媒介的空间偏向是指媒介远距离传输信息的能力，能够侵入、覆盖更多、更广的地域空间即是空间媒介。

其次，“时空偏倚论”暗含的时空二元论矛盾预示伊尼斯对时间的“偏好”。“时空偏倚论”强调媒介要么偏向空间，要么偏向时间，要想“制衡（媒介）传播的偏向，必须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伊尼斯，1951／2015：200）。由此，“时空偏倚论”中时间与空间是矛盾对立的两方，不仅如此，也因时间与空间无法转换（只有借助行政体制才可能实现平衡）而进一步表现出绝对的时空二元论。然而，这并不意味伊尼斯对时间与空间的平等对待，恰恰相反，伊尼斯通过将时空矛盾的绝对化实现了对时间的“偏好”。如前所述，伊尼斯媒介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讨论媒介与文明发生、发展的关系。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消逝虽涉及空间维度，但与时间关系更为密切，时间本质上内含历史与传统的显性特征，这就决定了伊尼斯对“时间”的“偏好”。事实上，伊尼斯也确实“非常关心传统价值和时间的连续性”（麦克卢汉，1966／2003：6）。伊尼斯在《空间问题》与《为时间呼吁》两篇文章中声称，在当时社会中人们由于对时间兴趣的日渐消退，所以造成对当下的过度痴迷，从而使得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空间偏向。因此，他呼吁人们要更加关注存在的时间维度（Innis，2013：64-79）。伊尼斯对时间的“偏好”让其“始终”坚持“视觉文化和书面文化要求空间上的拓展”（麦克卢汉，1971／2015：21），认定“信息的空间延伸具有集中化的力量，无论它放大和延伸的是人的哪一种官能”（麦克卢汉，1966／2003：6），由此，强调集中化的广播让空间垄断的灾难性后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高潮，此后也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伊尼斯，2003：155、65）。应该说，虽然媒介可能或偏向空间或偏向时间，但不能将这种偏向性绝对化、矛盾化，甚至即使将时间和空间看作一对“辩证的关系”，也不能认为“在前进中淘汰一方就会使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石义彬，2003：196）。伊尼斯偏向“时间”的本意在于以“时间偏向型媒介”克服由偏重“空间偏向型媒介”而引发的“西方文明的危机”，“给偏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何道宽，2003：4、9）。问题是，文明危机的克服虽有赖于“时间偏向型媒介”，但也同样依赖于“空间偏向型媒介”，比如“文化走出去”“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命题本身已经预设了空间的维度。因此，伊尼斯“媒介的时空偏倚论”虽充满“睿智”，但他对时间的“偏好”让其无法提供有关媒介“影响”文明发生发展的更为合理的“解释”，他期待媒介能够达致时间与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但这种理想的平衡媒介只存在于古希腊，是已经“式微”的口头传统。

第三，“时空偏倚论”预示了一种由媒介技术决定的时空观。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向性的生成源于媒介自身的物理特性，媒介笨重不适于远距离传递而走向偏向时间，媒介轻便易于携带而偏向空间，这表明伊尼斯的空间观是一种由媒介技术决定的空间观。尽管媒介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未必表现出如伊尼斯所谓的“偏向性”，但这种“媒介技术论”却为麦克卢汉以及其后的梅罗维茨与莱文森等人所继承。

伊尼斯虽生活在广播时代，但其研究的媒介主要是口语、文字以及印刷媒介，他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讨论了上述媒介的时空偏向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影响，开启了媒介环境学派媒介与社会发展变迁的研究议题。应该说，“媒介时空偏倚论”虽颇具洞见，但其内含的时间偏好让伊尼斯只能缅怀“过去”，批判“现在”，在处理口语、文字、印刷等“传统”媒介对文明、文化的影响时“得心应手”，颇有效度，但面对新型的随广播与电视兴起的电子文化模式时，只剩下了批判与对时间持续性的强调。麦克卢汉在他为《传播的偏向》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伊尼斯对广播集中化的“强调”反映出伊尼斯将广播和电力技术“误认”为“只是机械技术模式的进一步延伸”。这个“误认”不仅表明伊尼斯没有忠实于自己的方法，也表明他没有把广播功能的结构原理贯彻到底，“突然之间，他（伊尼斯）从广播的听觉世界转入视觉世界的轨道，把眼睛和视觉文化的一切集中化力量都套到广播的头上”，“否则，他（伊尼斯）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新型的电子文化模式”（麦克卢汉，1966／2003：6）。这实际上宣告了伊尼斯时空维度尤其是空间维度在考察广播与电视等电力媒介时的“失效”。如果承认媒介对社会文明特质的消长起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随着电视成为主导性的媒介，电视媒介与社会文明特质消长之间的作用机制亟需空间维度的讨论——需要一种新的空间观念来“弥合”“勾连”媒介与社会文明特质消长之间的作用机制。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麦克卢汉肩上。

（二）麦克卢汉：“视觉空间”“听觉空间”与“地球村”

尽管麦克卢汉的空间概念与表述具有碎片化特征，但其空间划分有其自身的“逻辑”。他认为，人类基于感觉形成感觉空间，感觉空间又可依视觉与听觉而分为视觉空间（Visual Space）与声觉空间（Acoustic Space）；又因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依赖”与“重塑”，声觉空间又进一步分为前欧几里得声觉空间（Pre-Euclidean Acoustic Space）与后欧几里得声觉空间（Post-Euclidean Acoustic Space），由此人类感觉空间呈现出从前欧几里得声觉空间到欧几里得视觉空间再到后欧几里得声觉空间的历史发展（McLuhan & McLuhan，1992：4）。麦克卢汉还据此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脱部落社会与地球村（再部落社会）三种发展型态，呈现了一个有关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空间叙事。可见，空间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必要对“视觉空间”“听觉空间”以及广为认知的“地球村”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

麦克卢汉在《声觉空间》对“声觉空间”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声觉空间）没有自己所偏爱的焦点。它是一种没有固定边界的球体，且是由事物自身所形成的空间，而非可以容纳事物的空间。它不是一种可以被装入容器中的图片式空间，而是一种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动态空间，并且一刻不停地生成自己所特有的维度。”（McLuhan，2005：41）与之相比，麦克卢汉对“视觉空间”的阐释较为简单，相关论述不仅分散，也呈碎片化。事实上，即使是上述“声觉空间”的阐释也不是严格的学理层面厘定。结合麦氏本人的著述，本文同意高慧芳（2016：86）对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的“界定”，即视觉空间起源于语音字母表并一直持续到电报的出现，是具有线性特征和逻辑序列的封闭空间；声觉空间则是“一种与口头表达以及电子技术相关的，没有边界和中心的球形开放空间。”麦克卢汉“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的理论在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是一种感知空间、身体空间和主体空间。麦克卢汉对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的划分基于人的视听感官。他认为，人的感觉可以产生空间，不同的感官对应不同的空间，眼睛对应视觉空间，耳朵对应听觉空间。在《媒介定律》中，麦克卢汉不仅坦言“尽管希望对不同的感知空间进行讨论，这本书主要讨论的还是视觉空间和声觉空间”（McLuhan & McLuhan，1992：6），还提供了视听觉空间划分的生理解剖学依据，视觉偏向作用于眼睛的感受，这个感受与人左脑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静止的、抽象的、孤立的、抽离背景的空间（McLuhan & McLuhan，1992：18-19）。听觉空间是由耳朵创造的，与人们右脑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无边界的、共振的、有间隔的空间（McLuhan & McLuhan，1992：18-19）。由此，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属于感知空间。人的感知有赖于人的感官，人的感官又隶属于身体，由此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又表现为身体空间，而人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其身体必然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这构成了麦克卢汉“媒介—人的延伸”的论述前提。微观层面，感知和身体是社会行为主体的身体与感知，感知、身体与社会行为主体的这种密切关联决定了视觉、听觉空间必然也是一种主体空间。与感知空间相比，身体空间与主体空间因具有更高的抽象层级而更具隐喻性，这就提升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张力。

其次，麦克卢汉对听觉空间的“偏向”。与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倚论”将时间与空间作为媒介偏向的两个维度不同，麦克卢汉“舍弃”了时间维度，只留下了“空间”维度，强调不同媒介存在不同的空间偏向，或偏向视觉空间或偏向听觉空间。麦克卢汉认为，从字母表诞生后的文字与印刷媒介偏向视觉空间，字母表诞生前的口语以及印刷媒介后的电子媒介更偏向声觉空间。可见，麦克卢汉将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认作是人类媒介发展史上两种最主要的空间偏向。与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倚论”内含时空二元论一样，麦克卢汉的声视觉空间也是矛盾对立的两面，一种空间的主导必然造成对另一种空间的压制，但与伊尼斯的绝对化不同，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统一”于人的“感觉中枢”，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转化。此外，伊尼斯“时空偏倚论”中暗含对时间的“偏好”，在视觉与听觉空间中，麦克卢汉更“偏好”听觉空间。因为声音无法脱离背景单独存在，为了解读声音信息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场景，调动人的其他感官。因此，听觉空间是更为平衡的感觉空间，也更受麦克卢汉的偏爱。这就是莱文森所谓，“声觉空间”是麦克卢汉的兴趣和立足点（莱文森，1999／2001：44）。

第三，“地球村”物理空间意义的“消失”与感觉空间意义的“凸显”。基于媒介的不同空间偏向，麦克卢汉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脱部落社会与地球村（再部落社会）三种发展型态。与其他社会形态学不同，麦克卢汉对“部落”“脱部落”“地球村”三种社会形态的命名充满了空间想象，既具有一定的客观物理空间（地域、地理空间）特性，也表现为一定的主观感觉空间（视听觉空间）特征。然而，这仅是“修辞”带来的“假象”，事实上，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地球”已经被感觉空间意义上“村落”所取代。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是人类凭借电子媒介营造的“和谐”村落，“电子媒介的出现，以接近于实时的传播速度和强烈的现场感、目击感把遥远的世界拉得很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大大缩小，于是人类在更大范围内重新部落化，整个世界就变成了新的‘地球村’。”（郭庆光，2011：119）麦克卢汉曾经乐观地期待，电子媒介通过恢复人的多重感官，在覆盖地球的同时，拉近了人们交往的距离，由此构建“和谐”“理想”的地球伊甸园成为“可能”。尽管在物理空间上地球仍是原来的那个“地球”，但在感觉空间上“地球”则已“缩变”为“地球村”，当“地球”缩变为“地球村”时，原有的地理空间不再重要。电子技术不仅打破了围墙和国界的限制，甚至时间也和空间一同被“简化”，“一切地域和一切时代都成了此地此刻”（麦克卢汉，戈登，2005／2016：77）。由此，麦克卢汉通过媒介技术营造的主观感觉空间实现了对客观物理空间的超越。

伊尼斯“时空偏倚论”的空间指向物理空间，麦克卢汉则转向感觉空间。他创造性地提出“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概念，通过媒介的“视觉”或“听觉”的空间偏向完成了“部落化”“脱部落化”与“地球村”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宏大的空间叙事。然而，麦克卢汉的空间是基于对人类感觉经验理解而来的感知空间、身体空间与主观空间，这意味其视觉、听觉空间理论是基于个体经验的观察，而非由概念、逻辑推导出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高慧芳，2016），因此其视觉、听觉空间理论在颇具“张力”的同时，在学理与逻辑层面也存在难以“自洽”的问题。于是，对麦克卢汉空间思想的“完善”和“修正”落到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后来人—梅罗维茨与莱文森的肩上。

（三）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场景”与“在地全球性”

梅罗维茨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他批判性地将包括伊尼斯、麦克卢汉以及社会学领域戈夫曼的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媒介场景论并藉此考察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推动了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入。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场景）与“在地全球性”等观点不仅是其代表性的学术理论，也富含“空间”意味，此处重点讨论“消失的地域”中“地域”真的消失了吗？“场景”又是否能完全取代“空间”呢？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集中阐述了场景论。在第一部分“作为变化原理的媒介”中，梅罗维茨批评戈夫曼将“实际地点”作为定义场景的“最大的决定因素”，指出被戈夫曼所忽略的“感觉屏障”是定义场景的另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然而，梅罗维茨引入“感觉屏障”的目的不是要将“感觉屏障”确立为“另一个决定因素”，而是要从根本上确立“信息流动模式”对人们交往性质的“决定作用”，“对人类交往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定义场景也可以“由直接物质现实问题完全转向只关注信息渠道”。当然，在梅罗维茨更“广泛”、更有“包容性”的信息获取模式观念中，物质场所仍然“存在”，它和媒介“场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非“互不相容”的两类，“地点和媒介同为人们构筑了交往模式和社会信息传播模式”。然而，“地点”的作用只在于“创造”一种“现场交往”的信息系统，电子媒介则消除了现场交往与中介交往的差异，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场景出现（梅罗维茨，1985／2002：31-34）。至此，电子媒介成为定义场景的决定性的甚至“唯一”的因素。他认为，电子媒介的出现“损坏了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传统联系”（梅罗维茨，1985／2002：54），不仅导致物理场景的有形边界失去效用，还重构了一种新的由电子媒介营造的“新场景”，“通过这种媒介（电子媒介），无论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在我们所处的任何地方。但是当我们无处不在的时候，也没有了特定的地方”（梅罗维茨，1985／2002：120），“我们共享的交往场景是信息的，而不是物质的......过去的各代人依赖于物质地点，并将它作为接触人和信息的首要决定要素，而我们则绕过了这些......我们的文化开始变得基本上没有地点了”（梅罗维茨，1985／2002：307）。简而言之，新场景让人类交往和社会行为摆脱了以往物质地点的限制，人类社会也迈向更高的社会样态——电子传播时代。

可以说，在梅罗维茨电子媒介营造的新场景中，物理空间（地点、物质场所）已经成为“消失的地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地点不再作为限定场景的“主要决定因素”；二是“地方的感觉”的改变与“相对的无地点”的出现（梅罗维茨，1985／2002：298），“我们的文化开始变得基本上没有地点了。尽管“感觉”“相对”与“基本”等语词意味着“新场景”还是给“地方”和“地点”留有了一丝“余地”，但是“地方”与“地点”已经不再作为限定新场景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主要表现为社会事件的“背景”（梅罗维茨，1985／2002：118）。事实上，在梅罗维茨看来，人们借助电子媒介建立“联系”时，已经“无须关心物质位置和社会‘位置’如何”了（梅罗维茨，1985／2002：112）。如果说麦克卢汉用以标示人类社会形态的“地球村”还表现出一定的物理空间意味的话，那么在梅罗维茨的电子传播时代，物理空间虽然存在，但已不再重要，只能充作“背景”，成为“消失的地域”。在此意义上，梅罗维茨在麦克卢汉的基础上，通过电子场景对物理地域的“取代”完成了对物理空间的“解构”。问题是，电子传播时代，物质空间是否真的不再重要，失去了对“新场景”的“限定性”而仅作为“背景”出现？

展开讨论之前，必须承认梅罗维茨的“场景论”有效克服了麦克卢汉理论的“缺陷”（即“神秘的感官平衡”），成功将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媒介影响社会的议题推进到“实证”阶段，《消逝的地域》也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梅罗维茨场景论中研究的电子媒介主要以电视媒介为主，基本不涉及其后的网络传播与移动传播。

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电子媒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样态，其它传播样态如口语、文字与印刷依然存在于电子媒介时代。因此，即使电子媒介“介入”口语、文字、印刷等传播样态，口语等传统的传播样态依然存在，这是基于经验观察即可得到的事实。这也意味着以口语为媒介的“现场交往”的信息系统普遍存在，而“现场交往”的信息系统恰恰是由“地点”创造的。这表明，即使在电子媒介时代，由“地点”决定的“现场交往”的“传统场景”也是普遍存在的。

更进一步，在电子媒介营造的“场景”中，转为“背景”的“空间”（地点）是否就不再重要了呢？梅罗维茨论及“电子媒介跨越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和定义”时使用了两个人电话交谈的案例，戴维·莫利对此展开了“有趣”的反驳——“人们打手机电话时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在什么地方？’”莫利进一步指出，梅罗维茨所论“广播电视的发展意味着我们居住在广义上的‘其他地方’，而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点”，但是实际上看起来，我们仍然住在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上，这个地理位置对我们产生知识和行为的可能性会造成真正的后果（莫利，2007／2010：200）。客观地说，莫利对梅罗维茨电话案例的反驳是成问题的。莫利的“反驳”是以“手机电话”为例，梅罗维茨讨论的则是“固定电话”，两人讨论的是不同时期的电话。手机电话的位置是移动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往往是“你在什么地方？”固定电话的位置是固定的，当然不需要问候“你在什么地方？”尽管如此，莫利的“反驳”还是颇具启发性。固定电话的位置是固定的，这不仅意味着电话是在“特定地点”使用的，还意味着这个“特定地点”是“已知”的。如果人们对某一媒介的使用（信息流动模式）发生在已知的、特定的“地点”，那么这个“地点”自然可以视作信息流动的“背景”。在梅罗维茨由电子媒介创造的“共享场景”中，除了内容的共享外，还有一种“共享场地的存在”（梅罗维茨，1985／2002：84）。“场地”的这种“共享”的特征也表明“场地”是已知的、固定的，亦即指向特定的已知的“地点”。问题是，如果“地点”是未知的、移动的，那么“地点”是否还能被视作“背景”？又是否需要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甚至信息流动前“加入”对“地点”的认知？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此，“地点”不能再被视作“背景”，而要视作“信息流动”中一个重要的限定性因素。这也正是莫利反驳梅罗维茨，强调“特定的地理位置”的根本原因。

梅罗维茨的场景理论主要以电视、广播与电话（固定电话）为研究对象，相较于此后的网络传播与移动传播，人们对电视、广播与固定电话的使用是在特定的已知的地点。因此，梅罗维茨的确可以将“地点”作为“背景”，着力分析电子媒介借助共享场景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然而，正如上文所论，无论是经验层面的以口语为媒介的“现场交往”的普遍存在，还是理论层面上场景论隐含的固定的、已知的“地点”假设，“地域”在场景中并非只能作为“背景”出现，“地域”仍然是限制“场景”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地域”并没有“消失”，场景也无法取代空间。

新旧世纪之交，梅罗维茨进一步提出“在地全球性”（Glocality）理论，在承认电子媒介带来全球文化同质性的同时，也承认地方（本地化）对人们生活具有的重要性，这就突破了麦克卢汉“地球村”内蕴全球文化同质性的单向度。电子媒介虽然呈现了一个普遍的他域，但社会体（个人或集体）独特的身份认同却有赖于本土与全球的交汇互通，换句话说，“在地全球性”中“本土”与“全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由此，“地方”（本土）的地位获得承认。应该说，“在地全球性”理论既是对麦克卢汉“地球村”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也是梅罗维茨“场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修正。从“消失的地域”中“地域”的消失到“在地全球性”中“地方”的再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回归，梅罗维茨也完成了他的空间叙事。

（四）莱文森：广播地球村、电视地球村、网上地球村与赛博空间、真实空间、宇宙空间

莱文森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他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不仅通过细致的“阐释”捍卫了麦克卢汉的思想，还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讨论技术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将媒介研究推向了哲学的层面。从空间视角考察，莱文森的广播地球村、电视地球村与网上地球村，以及由赛博空间到真实空间再到宇宙空间的理论观点富含空间意味。

莱文森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为“经典地球村”。他一方面肯定了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睿智之处，为人们描摹了一幅由电子媒介营造的地球村蓝图；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麦克卢汉地球村所具有的静态性，“地球村”理应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具有自己的“成长”过程。为了修正麦克卢汉“地球村”“静态性”的不足，莱文森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发展”为广播地球村（“儿童的村落”）、电视地球村、“窥视者的村落”和网上地球村（“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三个阶段。莱文森的地球村理论是否蕴含“空间”呢？答案是肯定的。

决定地球村形态发展演变的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从广播到电视再到网络，媒介技术经历了由广播以听觉为主的单向传播到电视视觉与听觉兼具的多元单向传播，再到网络多元双向传播的发展过程，与之相应的是受众的参与也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的过程。表面看来，这里似乎与空间无涉，然而，如果考虑到受众参与与“距离感”的密切关联，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莱文森的“地球村”理论仍然蕴含了“空间”。在《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中，莱文森对此进行了阐释。

麦克卢汉的“声觉”观念使他在视觉空间上的立场非常清楚，也使他在视觉空间与字母表关系上的立场非常清楚：声觉空间走在字母表的前面。这是一个用前文字的眼光看待的世界，一个没有边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信息不是从固定的位置冒出来的，而是从任何地方和所有地方都可以冒出来的。这是一个音乐、神话的世界和全身心浸染其间的世界。因此，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字母表之后走向我们的声觉世界，其形态多半是像电视的形态。电视的世界不像书籍和报纸的世界，它缺乏透视的观点，缺乏与主体的距离（莱文森，1999／2001：65）。

引文中，莱文森在赞同麦克卢汉声觉与视觉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视觉与声觉空间观念。他认为，与书籍和报纸的世界截然相反，电视的世界是声觉的世界，“缺乏透视的视点，缺乏与主体的距离”。言下之意，书籍和报纸与字母表同属视觉的世界，具有“固定”的透视视点，与主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视觉则“给我们提供了距离和疏离的安全”（莱文森，1999／2001：66）。这里“与主体的距离”表明莱文森的空间是一种主体的感觉空间。这与麦克卢汉的视、听觉空间的主体感觉空间特性并无二致，尽管莱文森做了更为细致的理论阐述。

当然，这也是莱文森“地球村”理论的论述前提，其“地球村”理论就是建立在主体距离感不断缩小乃至消失的基础上。莱文森考察了至少四种很不相同的声觉空间：无中间的听（hearing）、广播（radio）、电视（television）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认为“每一种声觉空间在声觉这个主题上都各有不同”，而当“声觉空间转换成赛博空间这个版本后，它在一些主要的方面就和那些旧媒介分道扬镳了。”（莱文森，1999／2001：69）莱文森还基于印刷术的电子-声觉属性认为印刷术“也许”也构成“一种不完全的声觉空间”（这与麦克卢汉意见相左）。在完成对上述媒介声觉空间的考察后，他进一步指出“广播、电视和印刷机的产品是‘封闭的’声觉空间。倘若把开放和互动当成声觉空间的界定之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广播、电视和印刷的空间根本就不是声觉空间。与此相反，网上交流至少接近面对面交谈的开放性”（莱文森，1999／2001：71）。这里莱文森确立了考察声觉空间的两条更为“严苛”的标准——“开放”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印刷术的空间因欠缺开放和互动所以“根本不是声觉空间”，赛博空间则因“接近面对面交谈的开放性”而被承认为听觉空间，“无中间的听”（面对面交谈）则是最理想的声觉空间。“开放”和“互动”所蕴含的一层基本意义恰是“距离感”的缩小乃至消失。可以说，莱文森虽然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动态性论证，但其论述前提仍为麦克卢汉的主观感觉空间理论。因此，从空间视角考察，莱文森的地球村理论中所蕴含的空间观并没有超越麦克卢汉。

随着网络技术以及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传播的发展，莱文森在21世纪初出版《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两本著作，阐释了由赛博空间到真实空间再到宇宙空间的观点。莱文森认为，赛博空间是一种“虚幻空间”，因无法满足人类触觉、嗅觉等“身临其境”的需要，人类需要从赛博空间返回真实空间，然而，真实空间又因自然灾难、病毒与战争等原因而成为欠缺“安全感”的世界，人类只能以地球为根据地和跳板，飞向宇宙，寻找适合人类延续的“第二故乡”。从赛博空间转向真实空间以及宇宙空间反映了莱文森由主观感觉空间向现实物理空间的“转向”。

莱文森由赛博空间转向真实空间，根本原因在于赛博空间无法满足人类触觉、嗅觉等身临其境的需要，尽管赛博空间极大地满足了人类视觉与听觉。在莱文森看来，赛博空间虽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但却无法取代现实物质需要，“如果你要在网上买剪草机，赛博空间帮不了什么忙”（莱文森，2003／2006：31），赛博空间也不会完全取代真实空间，因为“在真实世界中触摸、感知和移动是我们生活中固有的必不可少的需求”（莱文森，2003／2006：1）。莱文森强调交流的“在场性”，因为“一切感知和交流里潜在的不准确，都可以用身体的接触来减轻，所谓的接触就是向感知的源头运动，或者穿过感知的源头”（莱文森，2003／2006：16）。由此，交流的“在场性”体现为“身体的接触”。莱文森对数字手机的高度评价即基于此点，“手机媒介的出现矫正了赛博空间带来的信息交流与身体运动的失衡，它将人们从狭小的办公室和住房中解放出来，它使人们在赛博空间和真实空间中找到一种平衡，恢复了人们边走路边说话的原始生物特性。”由此，我们看到莱文森对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交流的高度重视——这是一种感官最为平衡的最理想的“交流”。莱文森甚至认为由电脑会议技术提供的模拟的身体在场也不能等同于“身临其境”，以至需要喷气飞机作为“补救性媒介”以实现身体在场的高质量交流。如何才能实现赛博时代的身体在场呢？莱文森从媒介进化论的视角，认为与网络信息传播速度相对应的运输工具应该是宇宙飞船，人类凭借宇宙飞船可以克服信息交流与身体运动的两极分化，实现通信与运输的“再次平衡”，并最终实现人类传播过程中的真正的感官平衡。

可以说，麦克卢汉的感觉空间理论是莱文森由赛博空间走向真实空间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与麦克卢汉对感觉空间主导的地球村的乐观主义不同，莱文森从所处的时代问题出发，他敏锐地发现赛博空间的“虚幻性”及其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真实空间，强调交流过程中身体的在场性，这种在场性不是虚拟的由电脑技术营造的“在场”，而是一种身体在场的面对面的“在场性”，由此空间的物理性得以确认。当然，这也是莱文森由真实空间进一步走向宇宙空间的前提。

四

结语

基于上文对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与莱文森等人相关空间话语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如下特征：1.媒介环境学派存在一个空间话语的传统。从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倚论”中将物理空间确立为考察媒介与文明特质消长的一个维度，到麦克卢汉由物理空间转向主观感觉空间，提出的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理论，再到梅罗维茨的“场景”“普遍的他域”与“在地全球性”理论，以及莱文森“动态”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电视地球村、网上地球村）与三种空间（赛博空间、真实空间、宇宙空间）理论，空间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表现出发展演进的态势。2.空间呈现一个由物理空间到感觉空间再到物理空间的螺旋式“回归”态势。伊尼斯的空间是媒介能够到达或覆盖的传统物理地域空间，麦克卢汉的“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是基于人类感觉中枢的主观感觉空间，梅罗维茨与莱文森前期的“场景论”与“地球村”虽都以麦克卢汉的主观感觉空间理论为基础，否认物理空间的重要性，但两人后期的理论（“在地全球性”与“真实空间”“宇宙空间”）都不同程度强调物理空间对交流所具有的重要性，实现了空间的螺旋式的“回归”。3.空间服务于媒介技术及影响的研究主旨，是由媒介技术遮蔽的空间。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的强调决定了空间只是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的手段，空间虽有一定的理论生成力，但缺乏应有的主体维度，甚至空间本身也由媒介技术的物理特征所决定，空间沦为由技术遮蔽的空间，这是空间虽然一直存在却又无法彰显的根本原因。

在根本上，“空间转向”要求承认空间的主体性与优先性，并以此审视、结构相关研究议题的框架与叙事，获得“新”的知识。空间与时间也是传播的两个基本维度，理论而言，传播研究中应贯穿对空间的关照。这意味着“空间转向”与传播研究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似乎也寓示着传播研究空间转向的“易行性”，当下传播学界日益兴起的空间研究也充分映证了这种“易行性”。然而，传播研究转向空间的“易行性”必须建立在承认空间主体性与优先性的基础上，否则所谓转向空间传播研究中的空间仍处于类如媒介环境学派中被遮蔽的尴尬境地——虽然存在却又无法彰显，相关研究也并非真正转向空间的研究，而只是空间视角的研究。因此，传播研究中，空间不仅应被视为一种基础性要素，还要给予一定的优先权，确立一种“持续”“在场”“主动”的空间观。唯有如此，才能拓展空间的理论张力，发现莫利所谓这个地理位置对知识和行为会造成的“真正的后果”。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7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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