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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米歇尔·福柯诞辰95周年。
本文选自福柯的《直言》(Fearless Speech)[Semiotext(E),2001年],第一、二章和结语。根据福柯198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英语讲座录音整理而成(福柯本人并没有校正整理稿)。“直言”是福柯生命最后几年讨论的话题。更详细的论述在他1983 — 1984年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这篇可以和后面一篇(《说真话的勇气》)对照读。
“直言”一词的意义
“直言”(parrhēsia,παρρησία)一词首次在希腊文学中出现可追溯至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4—407),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它便在古希腊的文字世界里全面出现。但我们同样可以在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的教父文本中发现这一词语,例如,让·克里索斯托姆(JeanChrisostome,345 — 407)曾数十次提及它。
该词有三种形式:名词形式的“直言”(parrhesia);动词形式的“直言”(parrhesiazomai,παρρησιάζομαι);还有“直言者”(parrhesiastes,παρρησιαστής)一词 —— 这种形式比较罕见,难以在古代经典文本中找到。或者,你只能在希腊罗马时期的文本里发现 —— 如普鲁塔克(Plutarch)和卢西恩(Lucian)。在卢西恩的一篇对话文章“死而复生,或渔夫”[2]中,一个角色就叫“直言者”(Parrhesiades,Παρρησιαδής)。
“直言”通常被英译为“自由言说”(法语是“直言不讳”[francparler],德语则是“坦率”[Freimüthigkeit])。“Parrhesiazomai”或“parrhesiazesthai”意味着使用直言,而直言者(parrhesiastes)是使用直言的人,即言说真理的人。在今天研讨的第一部分,我将给出“直言”一词意思的一般概要,以及该词在希腊和罗马文化中的意义演变。
坦率
首先,“直言”一词的一般意思是什么?语源学上,“parrhesiazesthai”意味着什么都说 —— 从万物(pan,πάυ)到神谕(rhema,δήμα)。使用直言的人,即直言者,是一个说出他心里所想的一切的人:他不隐藏什么,而是通过自己的话语向他人完全敞开心扉。在直言中,言说者应该将他的全部想法完整且准确地讲给听众,这样,听众就能够确切地理解言说者在想什么。所以,“直言”一词指的是言说者和他所说的内容之间的一种关系。在直言中,言说者清楚明白地表明,他所说的就是自己所想的。并且他会避免使用任何有可能掩盖其思想的修辞。相反,直言者使用他能找到的最直接的词语和表述形式。修辞为言说者提供了技巧,来帮助他说服听众的心灵(不管修辞学家如何看待自己所说的内容),但在直言中,直言者是通过尽可能直接地展示他实际相信的东西来对他人的心灵产生作用。
如果我们把言说的主体(阐释的主体,the 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和被阐释的语法主体(the grammatical subject of the enounced)区分开来,那么,我们就说,还存在着一种相信阐释的主体(the subject of the enunciandum) —— 它涉及言说者持有的信念和观点。在直言中,言说者强调一个事实:他既是阐释的主体,也是相信阐释的主体 —— 他自己就是他所说之观点的主体。直言式阐释这一特殊的“言说活动”(speech activity)就采取了如是的形式:“我就是这样或那样想的人。”
我采用“言说活动”而不是若望·塞尔(John Searle)的“ 言语行为” ( s p e e c h a c t ) ( 或奥斯丁的“ 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是为了把直言式言说及其承诺与通常在某人及其言论之间获得的那类承诺区分开来。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直言所涉及的承诺是和某一特定社会情境,以及言说者与其听众之间的身份差异联系在一起的;它关涉到一个事实:直言者所说的东西对他自身是危险的,因此包含了一种风险,如此种种。
真理
我们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直言。首先,是这个词的轻蔑之意,类似于“喋喋不休”,包括不假思索或口无遮掩地说任何事情。这种轻蔑之意出现在柏拉图那儿,例如,作为坏的民主制的一个特征,每个人都有权利向周围的公民倾诉并告诉他们一切 —— 甚至是对城邦而言最荒唐或最危险的东西。这种轻蔑的意思还可以在基督教文学中更频繁地发现,在此,“坏的”直言是和沉默相对立的,而沉默是一种戒律或沉思上帝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反映心灵与思想每一运动的口头活动,直言在这种消极的意义上显然是对上帝进行沉思的障碍。
△ 米歇尔·福柯
但多数时候,在经典文本中,直言并不具有这种轻蔑的意思,而是积极的意思。“直言”(parrhesiazesthai)意味着“说真话”。但直言者说的是他认为是真的东西,还是他所说的真地就是真的?在我看来,直言者说的就是真的,因为他知道那是真的;他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它真地是真的。直言者不仅真诚地说出他的想法,而且他所说的还是真理。他说的是他知道为真的东西。所以,直言的第二种特征就是信念和真理的完全一致。
把希腊的直言和现代(笛卡尔的)证明概念做一番比较将颇为有趣。自笛卡尔以后,信念与真理之间的一致性是由某种(精神的)证明体验获得的。而对希腊人来说,信念与真理的一致性并不发生于一种(精神)体验,而是发生于一种口头活动,即直言。似乎从这种希腊的意义上来看,直言不可能在我们现代认识论的框架中出现。
我应该指出,我从未在古希腊文化中发现任何直言者怀疑其是否占有真理的文本。事实上,这就是笛卡尔的问题和直言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之所在。因为在笛卡尔获得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和明确的证明之前,他还不能肯定他所相信的东西在事实上就是真实的。然而,在古希腊的直言概念中,真理的获得似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真理是由某些道德品质担保的:当某人拥有某些道德品质时,那便是他通达真理的证据 —— 反之亦然。“直言游戏”假定,直言者是拥有某种道德品质的人;他首先需要这种道德品质来知道真理,其次是把真理传达给他人。
如果直言者的真诚需要一种“证明”的话,那便是他的勇气了。一个言说者讲述危险的东西 —— 不同于大多数人相信的 —— 这个事实就是他乃一个直言者的有力证明。如果我们提问: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某人是否是一个真理言说者,那么,我们需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某个特定的个体是真理言说者的?其次,所谓的直言者到底是怎样能够确定他所相信的东西在事实上就是真理的?第一个问题 —— 认识到某人是一个直言者 —— 在希腊罗马社会中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会看到,它不断地为普鲁塔克、盖伦(Galen)等人明确地提出并加以讨论。而第二个怀疑论的问题,是一个相当现代的问题,我相信,它对希腊人而言是陌生的。
危险
只有当某人言说真理的时候存在着某种风险或危险,他才被认为是使用直言或够资格称为直言者。例如,在古希腊人看来,一个语法教师可以把真理告诉他所教育的儿童,并且毫不怀疑自己所教的是真的。这里虽然也存在着信念与真理的一致性,但他并不是一个直言者。然而,当一个哲学家面对着君主或暴君,告诉他暴政不合于正义,因为其暴政令人惶恐不安和感觉厌恶,那么哲学家说的是真理,并相信自己正在言说真理,更为重要的是,他冒着风险来说(因为暴君可能被激怒,会惩罚他、放逐他、杀害他)。这正是柏拉图在叙拉古面对狄奥尼索斯(Dionysius)时的处境 —— 柏拉图的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和普鲁塔克的《狄翁传》(The Life of Dion)都很有意思地提到了这点。我想我们会在后面研究一下这些文本。
△ 柏拉图
所以你们看,直言者就是冒着风险的人。当然,这种风险并不总是生命的风险。例如,当你发现一个朋友在做错事,而你冒着激怒他的风险告诉他做错了的时候,你就在扮演一个直言者。在这样的情形里,你没有冒生命的风险,但你的言论可能会伤害他,你们的友谊也许会因此受到影响。在政治争论中,如果一位演说者由于其观点与大众相悖而冒险丧失人气,或他的观点会曝光一起政治丑闻,那么,他就在使用直言。所以,直言是和面对危险的勇气相关的:它要求勇敢地说出真理,不论是什么样的危险。在其极端的形式里,言说真理就在生或死的“游戏”中发生。
正是由于直言者必须冒险言说真理,国王或暴君一般不能使用直言;因为他无风险可冒。
当你接受使自身生命暴露无遗的直言游戏时,你便采取了一种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你冒着死亡危险来言说真理,而不是在真理无法言说的生命安全中休憩。当然,死亡的威胁来自他者(the Other),因而也要求一种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直言者主要是要选择与他自身的某种特定关系:他要自己选择做一个真理言说者而不是一个对自己虚伪不忠的活人。
批判
在一场审判中,如果你说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尽管你是真诚的,尽管你相信你所说的是真实的,并且这么说会把你置于危险当中,但你或许还不算是在使用直言。因为在直言中,危险总来自说出的真理会伤害或激怒对话者这一事实。所以,直言总是言说真理的人与其对话者之间的一场“游戏”。例如,直言所涉及的或许是关于对话者应该以某种方式表现的建议,或许是关于他所想的或所做的是错误的等等的忠告。或者,直言是言说者向某个人告白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个人对言说者施展权力并可以对其所作所为进行指责或惩罚。所以你们看,直言的作用并不是把真理展示给别人,而是具有批判的功能:对话者的批判或言说者自身的批判。“这是你所做的和你所想的;但这是你不应该做的或应该想的。”“这是你表现的方式但那才是你应该表现的。”“这是我所做的,而这么做是错误的。”直言是批判的一种形式,是对他人或对自己的批判,它总处于如是的情境当中:言说者或告白者相对于对话者是地位低微的。直言者相对于他的对话者总是弱势的一方。直言可以说来自“底层”,指向“上层”。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人不会说一个批评小孩的教师或父亲在使用直言。但是,当一个哲学家批评暴君,当一个公民批评大众,当一个学生批评他的老师的时候,此时的言说者就有可能在使用直言。
△ 欧里庇得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直言。虽然在欧里庇得斯的一个文本里,一个奴仆使用了直言,但绝大多数时候,直言的使用要求直言者清楚其自身的谱系和地位;通常,如果一个人要作为直言者言说真理,他必须首先是一个男性公民。事实上,一个被剥夺了直言的人和奴隶的处境相差无几,也就无法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或玩一场“直言游戏”。在“民主直言”中 —— 一个人对公民大会或议事会言说 —— 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公民;实际上,他必须是公民中的佼佼者,拥有特殊的个人、道德和社会品格,那样,他才有言说的特权。
但是,当直言者揭露了威胁大众的真理时,他就是拿其自由言说的特权冒险。譬如,这曾是众所周知的司法情形:仅仅是由于提出了某种违背大众的东西,甚至是因为公民大会认为某领袖的强大影响力限制了它的自由,雅典领袖们就被放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公民大会“排斥”真理。这就是“民主制直言”的制度背景 —— 它必须与“君主制直言”区分开来,在“君主制直言”中,提议者给君主提供诚实和有益的建议。
责任
直言的最后一个特点在于:在直言中,言说真理被视为一种责任。例如,对那些难于接受其真理的人言说真理的演说者,以及那些可能以某种方式被放逐、被惩罚的演说者,他们都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没有人强迫他言说,但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另一方面,当某人被迫言说真理(例如,被酷刑折磨)时,他的话语就不是直言式的言说。一个迫于法庭压力供认其罪行的罪犯并不是在使用直言;但如果他出于道德义务而向别人自愿地坦白罪行,那么,他就是在实施一种直言行为。批评一个朋友或一位君主也是一种直言行为,因为帮助一个没有认识到其错误行为的朋友是一种责任,或者帮助国王成为一个更好的君主是城邦的责任。因此,直言就与自由和责任相关联。
总而言之,直言是一种口头的活动,言说者通过坦率而与真理相关,通过危险而与其自身生命相关,通过批判(自我批判或对他人的批判)而与他自己或其他人相关,通过自由和责任而与道德律相关。更确切地说,直言是这样的口头活动:言说者表达了他与真理的个人关系,又因为他认识到言说真理是提高或帮助他人(还有自己)的责任而使其生命陷于危险当中。在直言中,言说者动用了其自由,他选择坦率而不是说服,选择真理而不是谎言或沉默,选择死亡的风险而不是生命或安稳,选择批判而不是奉承,选择道德责任而不是自我利益和道德冷漠。大体看来,这就是大多数希腊文本中直言一词的正面意义,这一意义从公元前5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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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阅读培文
本文节选摘自《自我技术:福柯文选III》
[法]米歇尔·福柯 著 汪民安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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