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

定义理想的统治集团

阅读《史记》时读者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儒生官员似乎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度里,仅凭学识就可以保证一个人的仕位与快速晋升;而在另外一个世界,高层官员多因为显赫的家庭背景或军功获得权力,他们经常为各自的利益投入各种政治斗争中。在本节中,笔者将深入考察司马迁对武帝一朝官员的记述,揭示他为何要将朝中重臣划分为不同的派系集团,为什么特意将儒生集团挑出来大加赞扬。随后,笔者将借助《史记》文本内部的多声部叙事,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对历史记述的差异,从而揭示司马迁如何通过剪辑史料在《儒林列传》中创造出一个儒生官员的乌托邦,他又如何利用这个乌托邦来批判当时的朝政,以此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迁对武帝时代官场的表述

公元前134年,武帝颁旨命天下各郡举荐人才,征求治国方略。曾在景帝一朝任博士的董仲舒被举为贤良,他连上三篇对策回答天子的征 问。 * 其中一篇写道 :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众所周知,在此篇策论中,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并将察举官员制度化。通常认为董仲舒因为这篇策论成为武帝弘扬儒学的幕后总设计师。*但当我们将董仲舒的建议放在当时的语境下考察时,就能清楚地看到,他所建议的并不是提拔儒生或弘扬儒学本身,而是一系列关于官员任用与晋升制度的改革。

首先,董仲舒严厉地批评当时的政府只任用富人与权贵之后,指出长吏(即郡守与县令)主要从郎吏(即郎中与中郎)中选拔,而绝大多数的郎官之职都是凭借金钱或显赫的家族背景获得的。*通过批评这些官员不尽如人意的政绩,董仲舒暗示富贾或权门之后缺乏担任高级官员的必要资质。他向朝廷提议用两种方法寻找官员的合适人选:察举制度与建立太学。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是以入仕的途径来对官员进行分类的:一类官员入仕得益于其家族背景,而另一类官员通过太学与察举制入仕。

其次,董仲舒批评当时的晋升制度允许官员凭借累积功劳与任职时间的方式升迁。他表示:“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从语境上判断,他所说的“贤材”是那些通过太学与察举制进入官场的人。既然强调“小材”只能待在官僚集团的最底层,那么他所谓“小材”必定是指那些以小吏或类似身份入仕的人。在这篇对策中,尚不清楚从官僚集团底层崛起的人与仰仗权贵家族背景入仕的人之间是否有交集。但如前文所示,司马迁清楚地将来自权贵之家的官员与从底层崛起的官员分成了两个集团,他对这两个官员集团都有所指责。

根据董仲舒对于当时的官员以及他心目中理想官员后备人选的认识,笔者将深入探究司马迁对武帝时代政界的描述。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16位武帝时代的重臣作传。与这些独立的人物传记并列的还有《儒林列传》与《酷吏列传》,这两章主要记载的也是活跃于武帝朝的官员。此外,在记述经济与相关政策的《平准书》中还包括了3位武帝重臣的生平和仕宦之途。如果将包含在所有这些章节中的信息与陈述合成一张官场全景,我们就可以发现,司马迁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官场的认识与董仲舒的看法极为相似。尽管董仲舒属于司马迁的父辈或祖辈那一代人,而董仲舒写《举贤良对策》的时间约在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前50年。*虽然司马迁没有像董仲舒那样直接在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但通过精心安排《史记》的章节,司马迁巧妙地将当时地位显赫的官员分成了三个群体:权贵之家后代,崛起于底层的政坛新贵以及通过太学与察举制入仕的儒生官员。司马迁与董仲舒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断言接受过五经教育的儒生官员才是最合适的官员后备人选。

《史记》中涉及活跃于武帝朝官员的九章传记中,第一百零七章《魏其侯安侯列传》记述的是两位丞相窦婴与田,第一百一十一章讲述两位大将军卫青与霍去病的生平。这些人属于景帝或武帝朝的外戚。在这两章传记中,司马迁着意强调了这些高官与皇室家族的特殊关系,生动地展示出这些关系纽带如何左右了他们的宦海沉浮。

第一百零三章与第一百二十章涉及来自四个显赫家族的五位重臣:石建、石庆、张欧、汲黯、郑当时。司马迁描写了在他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大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但从汉朝建立以来(有的甚至在汉兴之前)就身居高位,而且仅在武帝一朝同一家族的成员就担任了十余个重要职位。司马迁在这些人的传记中都有类似的陈述:

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后为太常。*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张叔]子孙咸至大官矣。*

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司马迁不断地在这些陈述中重复,权门之后因为家族的声望而获得官位。当时的政治制度让朝中重臣能轻而易举地为家族成员谋得重要职位,以此延续家族的地位。

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讲述了三位来自富商家族的大臣的故事。这三位身居高位的大臣分别是都做过御史大夫的卜式与桑弘羊,曾任大农令的孔僅(孔仅)。这三位官员或是因出资赞助朝廷而入仕,或是靠直接纳捐得到郎官之类的官位,由此充任侍中。*司马迁一面揭示金钱如何助商贾及其子弟一臂之力,使他们渗透进入官僚集团高层,一面也对汉武帝的纳捐政策做了一番历史考察。卖官鬻爵在汉武帝时已经成为朝廷的常规做法,这三名官员代表了许许多多通过这条途径进入官员阶层的人。

司马迁公开地批评这项制度,视其为腐败的恶政:

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

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废。*

司马迁和董仲舒采取了相似的策略,通过攻击买官者的道德水准与工作表现来批评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此外,他明确将通过察举制入仕的儒生官员与买官者做了一番对比,褒扬前者蔑视后者。公孙弘通过察举制进入官僚集团。尽管司马迁在《史记》其他章节中对他颇有微词,但在《儒林列传》中,公孙弘以模范官员的形象出现。司马迁谈到大多数官员受了卖官鬻爵腐化之风的影响,一味逐利。*而为了匡正这些人的道德品行,公孙弘虽然身任丞相却过着简朴的生活。

在描述出身权门的官员集团同时,司马迁还撰写了《酷吏列传》。正如学者们指出,在写作此章时,他的心中显然有《循吏列传》作为对照。*《酷吏列传》中的官员相信律法与惩罚是最有效与最可取的治国之术;而《循吏列传》记述的官员极少施用酷法,而是依靠他们卓越的品格影响感化民众。有趣的是,被司马迁列在《循吏列传》中的官员全都活跃在东周时代(公元前770年—前221年),而《酷吏列传》中的官员均为汉朝官员。学者已经指出,通过这种有意为之的篇章安排,司马迁表达了他自己对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婉转地批评了西汉朝廷的政风。*

不过在《酷吏列传》对道德败坏与政风严苛批评的背后还隐藏着对一个利益集团的攻击。在11位被司马迁归入酷吏的官员中,有10人都是在武帝统治下跻身高位的。除了宁成与周阳由之外,其余酷吏都出身寒微,以底层小吏的身份起家,最后升至三公九卿。仔细考察他们的晋升之途,他们爬升官僚系统的成功离不开两个因素:一是他们的政绩,二是他们为自己编织的关系网。

这些官员不仅在出身和政风上与其他高官迥然不同。在权力斗争分外惨烈的政坛,这些经过底层磨炼冷酷无情的权术高手却往往相互提携。司马迁特意提到,张汤为宁成的属吏时,宁成将其推举为茂陵尉。张汤与赵禹结识于公元前135年,当时两人都在田手下任职。10年后,这两人均位列九卿。*司马迁说,当时张汤视赵禹为兄长。杜周最初是南阳守义纵手下的属吏,义纵推荐他为廷尉史。王温舒、尹齐与杜周全都先后在张汤手下为官。司马迁特意指出,张汤经常公开赞许部属的能力,提拔他们进入官僚集团。*

《史记》记载了77位在武帝统治期间地位显赫的高官的生平,其中有13位是以小吏的身份一步步从底层爬上权力金字塔的顶层的。*除了颜异与兒宽,剩下的人都被司马迁放进了《酷吏列传》中。这显然有其特殊用意。司马迁认为颜异为廉直之士,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他把颜异排除在《酷吏列传》之外。毕竟,他也赞扬郅都直谏君王的勇气,还视其为公廉之人,但仍然将其列入了传主并不光彩的《酷吏列传》中。有“廉平”声名的赵禹也跟郅都一样并列于《酷吏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未把颜异列入《酷吏列传》,原因可能是颜异并不是张汤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在《史记》的其他章节,司马迁说颜异和这些人之间不和,因为持有的政治立场不同,最后颜异被张汤构陷致死。*尽管兒宽与张汤的集团有所联系,但司马迁也未在《酷吏列传》中提到他的名字,这可能是因为他力图将兒宽塑造为一个儒生官员。这一观点笔者将在随后章节中加以考察。

《酷吏列传》记载的官员有种同样的升迁模式。而他们的升迁模式正是董仲舒在司马迁50年前撰写的《举贤良对策》中激烈批评过的官员晋升模式。

让我们重温一下董仲舒的话:“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在董仲舒的时代,官员凭累积行政管理的资历以爬升官僚系统获得高位。董氏认为这种选拔高层官员的制度会让廉耻感变得混乱,贤与不贤相互混淆。他将那些以微末小吏起家的人视为不贤,通过对这些人的道德水准进行攻击来支撑他对底层官员爬升到高位的批评。同样,司马迁也将自己对张汤集团的指责掩盖在道德话语之后。“酷吏”一词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态度带有强烈的倾向性。《酷吏列传》中充满了攻击所记载的官员的品格与政风的激烈言辞。宁成被称为“滑贼”;对周阳由的评语为“暴酷骄恣”;张汤“为人多诈”;王温舒则“为人谄,善事有执者”。*尽管这些强烈的批评都围绕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展开,但司马迁对张汤等人的不满也源自他们的晋身之途。笔者将在下文中通过细读比较《酷吏列传》与《儒林列传》展开讨论。

《儒林列传》区别于出身权门的显赫官员传记与由底层小吏升至高位的官员传记之间。受过五经教育的学者们被塑造成了最合法的官员后备人选。汉儒们研习的五经被认为是记载着王道与王法的经典。司马迁将有着圣人与素王名望的孔子描述为汉朝儒生官员们的前代先驱。在其记述中,儒者不仅有着至圣先师开创的神圣传统,还掌握着如何治国的宝贵实学。而且司马迁还强调儒生是凭借其在五经上的专长取得禄位的。下面的这些语段非常典型,在整篇《儒林列传》中随处可见:

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

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

司马迁将儒生胜利描述为精英治国的具体体现。他对那些以家族声望、金钱或人脉取得官位者的描写和对这些儒生的描写迥然不同。司马迁把前者描述为既缺乏能力也没有道德操守,而把后者塑造成官员楷模:儒生的能力来自五经的学识,他们的获得官位则是靠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裁剪历史

在司马迁的记述中,三股不同的力量构成了当时的统治集团:世袭官位的权贵之家后代;由小吏起家,通过累积政绩和人脉获得仕途成功的官员;以及凭借在五经上的学识入仕的儒生官员。

但是,考虑到政治局面的复杂性,我们应该预见到,一个人如果只靠自己在经书上的学识恐怕难以升到官僚系统的高层。况且,尽管司马迁高度评价儒家五经,但在一个君主锐意谋求强大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帝国,蕴含在五经中的古老的知识未免跟具体复杂的实际情况有所脱节。然而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为了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官员,有选择地记述了历史人物。

如前文所引,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陈述道,主父偃由于其在《易经》上的学问取得了高位。但是,在主父偃的个人传记中,司马迁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在穷困多年后,主父偃终于以一篇奏书引起了武帝的注目。这篇奏书“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如果我们细查《史记》上引用的该奏书全文,我们就会发现它根本就没有提及《易经》。*

司马迁将察举制度与太学当作儒生进入官场的两种主要途径。*常被视为察举制设计师的董仲舒建议举荐给朝廷的人先担任郎官。同样,当公孙弘建议任用完成学业的太学学子时,他请求皇帝将这些人委以文学掌故或郎官之职。在汉代,郎官只相当于后备官员人才库,他们是地方政府主吏的人选。*现有史料中的事例也表明,通过察举制或太学得到任用的人通常都是做郎官,或成为县丞或县令的属吏。*这就意味着,即便儒生官员通过察举制或太学进入官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像《酷吏列传》里描写的张汤圈子里的成员一样,一开始也是从官僚底层开始其仕途的。

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记述了张汤圈子的成员们如何从官僚集团的底层起家,如何通过控制地方豪强与杀戮累积政绩,如何依靠奉承迎合达官权贵获得升迁。而在《儒林列传》中,儒生官员似乎一旦完成学业就能马上得到中层甚至上层的职位。司马迁几乎没有提及他们曾担任过的卑微官位或早年受挫的经历,更不要说利用人脉获得升迁这样的事了。相反,在《儒林列传》中,他们在五经上的学问成为赢得宦海成功的唯一原因。尽管这一番描述与董仲舒的理想——贤材一入官场便被委以重任——相吻合,但并不完全让人信服。比如,《史记》与《汉书》对于兒宽仕宦生涯的描述有着有趣的差异。*在《汉书》中,班固写道,兒宽完成在太学的学业后补廷尉文学卒史。然而,因为不熟悉日常政务,他很快就被贬到了北地,管理畜牧数年。直到他为一位张汤的属吏代写奏章后,他的才能与学识才最终得到了肯定。因为张汤的赏识,兒宽的事业步入辉煌。*与这番记述形成反差的是,司马迁并未提及兒宽入仕之初那些曲折的经历,也没有记录开启他升迁之路的那次机遇,而是将他描写得仕途得意、一路顺风。司马迁记述,因为兒宽通《尚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完成学业后,被任命为廷尉史。司马迁特意写道,此时的张汤正欲“以古法议决疑大狱”,于是学识渊博的兒宽就变得大有用处了。《汉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成太学的学业只是让兒宽以官员属吏身份进入了官场。他仕途中关键的一步只是机缘巧合,而他最终的成功得益于张汤大力的推荐。然而,在《史记》的记述中,太学的经学训练成为了兒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尽管司马迁提到了张汤的介入。

如同《酷吏列传》中那些官员一样,兒宽也是从官僚机构底层起步,最后位至三公的。和他们一样,他也是张汤圈子里的成员,受益于张汤的提携之恩。但司马迁特意将其他张汤关系网络中显赫官员都放入《酷吏列传》,而兒宽却受到了区别对待,入了《儒林列传》。司马迁虽曾赞扬过张汤提携有才能的下属,却在《酷吏列传》从未提及兒宽也是张的受益人之一。

司马迁之所以特意剪辑有关兒宽的记述可能是出于两点考虑。兒宽的个人品性与政风极有可能与张汤集团的其他人截然不同:在《史记》中,他“温良,有廉智”,张汤圈子里的其他官员则“暴酷”。而且兒宽被塑造成了儒生官员的楷模。兒宽出身卑微,但精通五经,是少数能官至高位的儒生之一。司马迁将兒宽与张汤的关系轻描淡写,遮蔽张汤在儒生兒宽升迁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于是他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印象:兒宽的成功归功于其在五经方面的学识。

司马迁不仅有选择地忽略儒生官员是如何利用他们的政绩与社交手段而得以在官场上爬升的,在《儒林列传》中他也没有提及那些来自显赫家族的儒生。一方面《史记》上记载的绝大多数儒生都出身寒微,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一些儒生被皇室延请为教师,因此不难想象,一些权贵家族的后代对五经是有所了解的。譬如,曾任太常的孔臧的先祖是帮助刘邦创立汉朝的功臣元勋。承袭了其父爵位的孔臧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列在儒家名下的就有他的十卷作品。司马迁引用了一份孔臧曾帮助草拟的奏疏,他想必对此人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司马迁却从未将孔臧归为儒生,也未将其列入《儒林列传》。《史记》中儒生官员似乎全都出身于寒门,依靠在儒家典籍方面的专长得以飞黄腾达。

受过良好教育的司马迁本人就出身于精英的底层。终其一生,都饱尝仕途受挫之苦。*司马迁记录了武帝统治下各种权力斗争,本人一定对政坛复杂的游戏规则深有体会,他想必也会把依靠研习五经就能获得仕途成功这样的想法当作一种不切现实的理想。但是当他在《儒林列传》中复制了这个乌托邦理想时,他一定有其特定的动机。

家庭背景与个人关系往往在官员任用与晋升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有经学背景的汉朝官员一直在批评这种现实。至少有两份奏疏表达了这种怨气,即前文提及的董仲舒在公元前140年与公孙弘在公元前124年的奏疏。他们的观点既清晰又简单:朝廷不应偏向权贵家族的子弟,而应该任用受过良好五经教育的人为官。但这样的见解与权贵的利益相抵牾,直接提出批评可能会招致杀身大祸。所以,他们都用婉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首先,董仲舒与公孙弘都没有直接对权贵家族在朝廷中的势力发起攻击。两人都是抓住皇帝颁布某道具体谕旨的机会对官员任用阐明自己的看法。当武帝询问为何自己夙兴夜寐,国家仍未大治时,董仲舒将问题引向官员,认为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不能向朝廷提供贤才。而当武帝哀叹礼乐废弛,号召研习礼制时,公孙弘趁机进言,提到若要复兴礼乐,朝廷须从太学博士弟子中选拔青年才俊为官。

其次,董仲舒与公孙弘都在奏疏中对皇帝大唱赞歌,赞美其博学睿智以及对普通民众的殷切关怀。他们攻击官员无能,说他们未能贯彻君王的谕令。在此铺垫下,他们宣称朝廷应任用治五经者与通过察举制入仕者。他们将对当时官员的批评与对皇帝的歌颂糅合在一起,希望悦耳的颂歌能让他们的批评显得不那么刺耳。

董仲舒与公孙弘对当时官制的评议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司马迁要在《儒林列传》中描绘那么一幅理想的场景。司马迁曾自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显然他很清楚,他从来也不可能如那些出身权贵之家的人一样,仕途顺利。司马迁同时将自己和那些通过军功获得高位的人区别开来。他说他自己“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这位历史学家也把自己跟从小吏一步步升迁者相区别开来,他提到“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为像他一样的人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一个人的未来由其掌握的知识决定,而财富地位、军功以及人脉在这个乌托邦中全都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儒生官员的成功涉及诸多因素。他们跟《史记》中提到的其他官员一样,在仕途上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依靠积累政绩和建立关系网爬升权力的金字塔。当司马迁《儒林列传》中通过裁剪史料宣称这些人全凭自身学识获得官位时,他主动地忽略了现实,而根据自己的梦想通过文本构建起了一个乌托邦。

而且,这个乌托邦暗含了对武帝一朝官场的强烈批评。司马迁并未将《儒林列传》虚构成一个与现实隔绝的独立世界。相反,他将其作为描述当时朝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涉及这个乌托邦的描写和论述与《史记》对其他官员的描述在本质上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因为司马迁是以写实的方式构建该乌托邦的,因此它和那些凭借家族财富与人脉获取地位的官员们的故事形成的反差显得尤其鲜明。在司马迁的理想世界里,官员单纯依靠自身的学识就能获得仕途成功。当把理想的图景与复杂和残酷的现实世界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后者的合理性也就不复存在,合法性也理所当然地受到质疑。

假设司马迁直接抨击世袭权力,并谴责张汤以裙带关系结成的圈子,他必定会招致许多当时权倾一时的朝臣的愤怒。因为这些人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才获得政治地位的。《史记》中那些涉及出身权贵家族官员的传记单独读起来并不带有批评的锋芒。同样,如果只读《酷吏列传》,读者可能会认为司马迁只是在谴责那些酷吏的道德水准与行政作风。只有当我们把《史记》中所有的章节当作一个整体细读,并比较不同的描写与记述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领悟到,在司马迁精心安排的文本结构下面暗含着他详尽阐述的理想官制,他极力称赞的官员晋升的理想原则,还有他对现实官员任用升迁制度的强烈批判。

本文摘自蔡亮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付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